【新唐人2014年1月6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 第八章 人口.就業與犯罪
五、流民：黑社會組織的存在基礎
城市中出現的黑社會組織，其成員大多是遊盪在各地的大量流民。從90年代開始，頻繁出現在報刊雜誌、電台等傳媒上的「嚴打」一詞，其目標就是針對社會上那些不勞動而又危害社會的刑事犯罪者。以1996年為例，從5月份在全國開始了百日「嚴打」活動后，每天見諸于報端的就是破案多少，抓住要犯多少，以及還有多少「頂風作案者」落入法網。以後每年都要在全國各地開展「嚴打」，對「嚴打」期間被抓的人，總是從重從嚴判決。但是這種聲勢浩大的「嚴打」，卻並沒有使中國人感到可以高枕無憂，因為只要對中國國情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所謂「嚴打」對於中國日益嚴峻的治安形勢來說，根本不是治本之策，因為不斷有新增的流民階層加入這支隊伍。電視裏面不斷曝光的那些刑事犯罪分子，無論是殺人搶劫、偷盜還是妓女（因為落網的妓女主要是俗稱「街邊雞」之類的下等妓女，真正的高等妓女以及「媽咪」們很少有落網者），一望而知大多來自農村。各地警方也不斷證實，城市裡刑事案件大多數是這些「三無人員」所為。從「三無」這個名詞就可看出， 一個人只要落到這種「三無」狀態， 就意味著基本生存都成問題。
由此觀之，這些「三無人員」犯罪，並非全由於道德原因，而是因為無業可就。只是由於這些人素質低下，一旦生存成為問題，或感到犯罪有經濟上的吸引力時，就很少受道德和倫理考慮的約束。
當今在中國的每一個城市的邊緣，即城鄉結合部，都是流民聚集之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廣州和深圳。在北京的300多萬外來人口，由於親緣和地緣關係，自發聚集組合，形成了一些不被當今中國社會體系所認可的「村落」，這些村落被傳媒稱之為「編外村」，既有按「村民」原籍劃分的「新疆村」、「河南村」，也有按職業劃分的「畫家村」。（註44）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地區，流民聚合的形式則只有親緣和地緣為紐帶的利益組合，沒有職業的組合，但流民數量卻一點也不比北京遜色。（註45）這些大中城市到底容納了多少流民，恐怕沒人能拿出精確的統計數據來。以1996年5月廣州市在「嚴打」中進行的一次小範圍調查為例，就可見「流民」問題之嚴重。在廣州林立的高樓大廈下面，還有不少被稱為「都市裡的村莊」的原農民村落。由於這類房子的租金相對便宜，外來人員多棲息于這裏。這些小小的村落里，演繹著當代中國過剩人口大遷徙的人間萬象。在這些地方，幾乎可以看到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的人，除了農民之外，也有不少來自大大小小城市的俊男靚女出沒其間，職業複雜。據說，廣州從改革開放以來，已包容了一百多個這樣的村落。一些負案在逃、帶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團伙也藏身其中。隨著流動人口的增加，社會治安形勢日益嚴峻。近幾年整頓社會治安一直是各地政府的重頭戲，從1994年開始，一些地方已經提出「不能保一方平安的官不是好官」這一類口號，由此可見社會治安形勢之嚴峻。所謂「車匪」「路霸」到處都是，刑事犯罪案件越來越多，這種形勢迫使政府不停地開展針對社會犯罪的「嚴打」活動，試圖整頓日益失控的社會治安。據政府介紹，當前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問題是：重大搶劫案件明顯增多，接連發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單位、運鈔車、珠寶金行為目標，持槍搶劫巨額財物的惡性案件；車匪路霸行劫；殺人犯罪案件增多；一些地方犯罪團伙活動猖獗，尤其是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和流氓勢力為非作歹、橫行不法、欺壓百姓，成為一些地方治安混亂的主要原因；制販吸食毒品、拐賣婦女兒童、賣淫嫖娼、制黃販黃、賭博等社會醜惡現象在不少地方蔓延；相當數量的槍支彈藥、爆炸物品和管制刀具流入社會，對社會構成極大威脅。（註46）
流動人口增加導致社會治安形勢日益嚴峻，從涉娼凶殺案件的多發就可以看出因果關係。如深圳市1995年發生的36宗涉娼凶殺案，被害者主要包括情婦、暗娼、鴇公、嫖客等四類人。在這些被害人當中，一是無正當職業者多，占被害人總數的71.1％，二是外地人多，佔總數的76.3％。作案手段主要是以下幾種，一是劫財劫色。這些暗娼大多手無縛雞之力，且90％以上是外地人，且兼錢財來得容易，往往成為犯罪分子侵害的目標，嫖宿－殺人－擄財是作案者犯罪的三步曲。二是作案者以嫖為名，行劫殺之實。犯罪分子通常是將暗娼引至較偏僻的地方，殺人劫財。三是內外勾結，合謀劫殺。即暗娼或情婦將嫖客或情夫引至某預定的地點，與其他案犯合謀將對方殺死。據公安部門分析，由於色情活動是功利性極強的非法交易行為，只要雙方談妥條件，無需多加了解，便能達成「交易」。所以一旦有一方轉化為犯罪主體時，便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隱蔽性，而這種人往往是公安部門平時較難掌握的「邊緣」人物，即外來流竄者。（註47）
大量的黑社會組織，就誕生於這些群聚的流民當中。以深圳龍崗在1996年6月抓獲的一個特大販賣人口犯罪集團為例， 這個集團就是一個以四川籍流民為主、以親戚血緣關係為紐帶的黑社會組織。由於這一團伙頗具規模，其運轉之「高效」也頗令人吃驚：從1996年1月至4月這一段短時期內，竟經手販賣了300多名婦女。（註48）這些黑社會組織控製成員的手段主要是暴力和經濟手段。
指望這類流民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減少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不斷增生的過剩人口，只會使流民象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
六、值得警惕的女性犯罪比率上升現象
一份名為「值得重視的犯罪群體－－女性犯罪調查」的文章指出，90年代以來女性犯罪人數急劇增多，比80年代中期平均增長了30％以上，佔全社會犯罪率的20％左右。（註49）在販毒、拐賣人口、以及財產型經濟犯罪當中，都有不少女性。這點絕非虛言，以廣東省為例就可知一二。1996年11月14日至15日，廣東省婦聯、省女政法工作者在肇慶開會研討女性犯罪問題時曾指出，當前廣東女性犯罪呈現5大特點：一是女性犯罪的數量和比重在增加，犯罪類型呈多元化發展。1995年廣東抓獲的女性犯罪分子已佔抓獲案犯總數的1.9％，而到了1996年1－9月，抓獲的女性犯罪分子已佔抓獲案犯總數的4％。過去，男女違法犯罪多為「男盜女娼」，而現在的女性罪犯中，則有殺人、販毒、拐賣人口等多種類型。1996年5月間破獲的以四川梁平縣的犯罪分子為主的特大拐賣婦女團伙，同樣有不少女性參予其中。因為在拐賣人口這類犯罪行為中，由女性尤其是表面上看來清純可喜的少女出面，行騙成功率相當大，不少受騙者根本不會想到和自己年齡一般大甚至還小的女孩子竟有如此蛇蝎心腸。（註50）二是犯罪人員呈多元化，案犯的文化程度普遍是初中以下，但高學歷、高層次以及中年婦女犯罪也占相當比例。如原省民政廳副廳長蘇鳳娟巨額貪污、受賄案即其一例。民航系統的劉伊平則貪污人民幣50多萬元，曾麗華索賄受賄700多萬元。三是財產型、暴力型犯罪突出。1996年1～9月，廣東省女性參与盜竊、詐騙等侵犯財產罪人數約佔女性罪犯人數的近八成。而暴力型犯罪每年以較快速度遞增。四是犯罪情節嚴重，手段兇殘。如在殺人傷害大案中，杜潤瓊一連三個多月投毒致163人中毒，18人喪生。1996年7月6日在從廣州開往深圳的列車上發現一具被切成7塊的女屍，其中頭顱還被油煎過，經查死者是一位風塵女子，殺害她的竟是與其關係密切的另外兩位「三陪女」，目的是劫財。（註51）五是犯罪形式團伙化。這類犯罪女性多混同男性一起作案，女性以色相引誘被害人，並起望風、接應、銷贓等作用。（註52）深圳市1995年破獲的張小建殺人集團，均是外來流竄人口，其中就有5名年紀不大的女青年，專門以色相引人入圈套，幫助其團伙殺人劫車、劫財。這類事情可經常見諸傳媒的公開報導。
女性犯罪留給社會的影響較之男性犯罪要深遠得多。這「深遠」說得一點兒也不誇張，因為絕大多數女性最終都要成為母親，而母親則是兒女們的第一位教師，在人格培養上甚至可以說是終身教師，她們的行為和思想方式必將從各方面影響下一代。從母親對子女的影響力之大這點出發，可以推想，這些犯罪女性結婚生子以後，她們那種被嚴重扭曲的道德觀和行為方式必然會通過言傳身教，從各方面影響下一代。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有大量調查材料加以證實的事實。國外一項權威調查表明，犯罪者有70％出身於父母有犯罪紀錄的家庭，凡是母親有犯罪紀錄的家庭，其子女有86％以上行為不良。那些從事妓女這一「職業」者，其母親絕大多數從事過這一行業或在性問題上持相當開放的態度。
女性犯罪率上升，對中國社會的傷害將是非常長遠的。正如拿破崙所說的那樣，一個國家的未來在母親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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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4：《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5月18日。
註45：《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5月18日。
註46：《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4月29日。
註47：余文東：「致命的欲壑－－對深圳市涉娼凶殺案件的調查分析」，《深圳法制報》1996年1月10日。
註48：見1996年6月《深圳特區報》、《深圳法制報》及深圳電視台等傳媒的連續報導。
註49：孫晶岩：《中國女子監獄調查手記》，作家出版社2002年出版。
註50：《深圳商報》1996年6月16日。
註51：《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8月24日：「風塵女子碎屍案」。
註52：《深圳特區報》1996年11月19日：「女性犯罪比例上升案情趨重，粵婦聯女法官共商對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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