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4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第八章 人口.就業與犯罪
三、農村勞動力大轉移－－民工潮
目前中國4.2億農村勞動力中，至少有1.6億剩餘勞動力，按政府公布的數據，90年代中後期鄉村勞動力年平均增長2.07％，而鄉鎮企業平均每年吸納570萬人，即使在鄉鎮企業發展勢頭最旺的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也只能吸納農村全部剩餘勞動力的26.6％。在此情況下，這些剩餘勞動力必然要到城市中尋求出路，這就是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原動力。中國傳媒將此現象稱之為「民工潮」。
「民工潮」的湧現是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必然產物。簡言之，中國工業化進程和勞動力轉移不同步，大量剩餘勞動力滯留在農村，使農村出現了勞動生產率低、農產品商品率低、農民收入低的「三低」現象，累積了十分突出的社會矛盾。在農村就業機會日漸稀少的情況下，農民進城尋求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實為時勢使然。
1、「民工潮」的社會效應
大量農民工進城，給中國的城市管理帶來了空前的困難。關於其社會效應，社會各界討論得很多，基本上都承認有正負兩方面效應。得到社會一致公認的正面效應是：
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對輸出地區來說，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農民的消費水平，增加了農村社會購買力。農民將部份收入用於發展第二、三產業，為農村勞動力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所謂「出去一個，脫貧一窩」的說法就是據此而來。一部份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領域后，使另一部份農業勞動力得到更多的農業資源，為發展規模經營創造了較好的條件。如人口數量為全國之冠的四川省，每年多達600萬的出省打工人員為四川賺回了140多億元的勞務收入，成為該省發展本地經濟的一大資本來源。對輸入地區來說，從外地引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促進了本地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彌補了本地經濟發展中勞動力的不足。
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不僅激活了生產要素，溝通了城鄉關係，促進了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轉變，還有力地促進了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並帶動了戶籍、就業方面的制度改革。此外，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使農民開闊了視野，接受了許多新事物，這對提高農民素質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少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直接受到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開闊了視野，學到了本領，他們當中很多人回到鄉下后，成為當地鄉鎮企業的技術骨幹，有的還成為農民企業家。
勞動力大規模跨區域流動， 是對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第三次大衝擊。改革以來，中國農民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三次大衝擊，第一次衝擊是農民用家庭承包責任制衝擊人民公社體制，第二次是農民用鄉鎮企業衝擊毛時代把農民排除在外的工業化方式，第三次衝擊是農民通過以尋找就業機會為直接目標的自發性大規模跨區域流動，衝擊舊的城鄉分割、區域封閉的社會經濟管理體制。但這種衝擊帶來的欣喜還未過去，人們就已經發現，農村勞動力帶給城市的不僅僅是活力，還有許多問題。
對農民大量外流在農村產生的負效應， 社會各界的看法如下：
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對農業生產帶來了一系列影響。首先，由於走出農村的絕大多數是有一定文化基礎、體魄健壯、智力較高的青年農民，留下的多為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明顯下降，嚴重影響了科學知識的普及和新技術的推廣；其次，「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勞動力流動，使多數人在向外流動的過程中，不肯輕易放棄耕地，即使有了穩定的非農產業工作時還是如此。這樣既使新增的農村勞動力無法獲得土地，造成耕地資源的分配和佔有關係日益緊張；第三，外出人員無法經營土地，對土地實行粗放式經營，耕地撂荒或變相撂荒現象大量出現，許多地區的農田和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嚴重老化。
2、無奈的城市詠嘆調－－生活安全感下降
近20餘年來，中國處入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在少數高等教育發達的大城市裡，科學技術有了明顯的進步，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在持續增長，需要不少受過訓練的高素質勞動力；另一方面是農村教育的凋敝，新增的文盲半文盲高達1億，每年因貧困失學的兒童就達300萬之巨。這些人長大以後，根本就無法進入現代經濟部門工作，所以這種湧向城市的「民工潮」多少帶有盲目性。大多數民工並不知道城裡的實際需要，盲目奔向沿海地區及大中城市，許多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頭。於是在各大中城市，常常遊盪著一些身無分文，身無長技且無業可就的農民工，給城市的治安、衛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帶來了嚴重的困難。近年來城市和交通線上的偷盜、搶劫、賣淫、嫖娼、賭博、販毒等各種犯罪活動，絕大多數都是這種流民所為。中國政府的許多政策，如計劃生育、衛生防疫、工商稅收、義務教育等政策，在這一批人中根本就無法落實。
由於這些負面作用的存在，城市人對農民工的看法非常不好，認為他們的到來，劣化了城市的生存環境，破壞了社會治安，使城市人的安全感下降；而農民工則認為城市人非常勢利，瞧不起農村人。以深圳經濟特區為例，該地存在大量外來勞務工，使該地的社會治安形勢近幾年越來越嚴峻，據公安局公布的材料，在深圳特區發生的搶劫、殺人、強姦、輪姦、賣淫、販毒等惡性刑事案件，90％以上是這些主要來自各地農村的「三無」人員所為。北京市同樣也存在一支龐大的民工隊伍， 在對外地民工既感惱火且又需要的情況下，北京市政府於1995年上半年出台了一部《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希望在這部條例的規範和約束下，1,000多萬北京人能夠和300多萬外地民工和平共處。
外地民工到北京、廣州、
上海、深圳這樣的地方來打工， 無一不是抱著來賺大錢的想法。在他們的想像中，城市就代表金錢。在這些城市裡，簡直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掙大錢。於是這些民工南下北上，東進西出，到處都湧現「民工潮」。在這些城市中，北京市和外地民工的關係很有代表性，這裏就以北京為實例，來剖析在「民工潮」衝擊下城市不堪其擾的「詠嘆調」。
據1994年11月10日北京市的一次定時普查資料顯示，北京的流動人口己達到329.5萬人，這些人己成為北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保姆、清潔工、蹬三輪車的、炸油條、開餐館的，凡是臟活累活，北京人不幹的，外地人都干。有關統計表明，北京市環衛、紡織、礦山、煤炭等臟、重、累行業中，總共雇傭24萬民工。80多萬外地建築工人，是北京建築工勞動市場的主力軍。
由於外地民工乾的是拾遺補闕的工作，而且這些工作沒人干還真不行，所以北京人最開始還是很感謝這些外地民工，各種輿論為此很叫了一陣好。但好景不長，還在叫好聲餘音裊裊之時，北京人就感到事情並非那麼美妙，他們發現了民工們許多缺點：他們隨意遺污，破壞市容衛生；刺激消費，拉動物價上漲；商販們缺斤少兩，粗製濫造，所製作的大餅、油條據說極不衛生，讓人不敢吃……等等。最惱火的還是大批外地人進京帶來的治安問題，北京警方公布，在違法犯罪案件中，不少是外地民工所為，以1994年為例，刑事案件中，有46％是外來民工所為。為數眾多的盲流，搶劫偷盜、殺人越貨，簡直無所不為。特別是團伙犯罪相當嚴重。近30個外地人聚居地，如新疆村、浙江村等，成了藏垢納污之所，吸毒販毒的基地。北京人用兩句話來形容這些外來民工：無所不為（指工作），無惡不作（指犯罪違法）。至於廣州，且不談「民工潮」平時的壓力，僅是每年春節前後的疏散工作，就使廣州疲累不堪。（註15）
對於老百姓來說，大量民工的進城，直接影響到就業和安居。對於政府來說，這些民工的大量存在，無疑給管理帶來了極大的難度。社會各界要求加強對勞務工管理的呼聲日高。1995年初，北京市304名人大代表提出提案，要求就此問題立法。一部既要保護外地人建設北京的熱情，又要讓北京人滿意的《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就在這種情況下出台。其它地方也開始採取各種措施限制民工的大批量進入。
3、城市對農民工的就業限制
商品經濟的要素是自由選擇、自由遷居、自由就業、自由發展。和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相比，中國人現在已多少有了一點這種權利。但是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要想實現這種夢，畢竟還有困難－－這倒還不完全是中國人故土難移的稟性使然，而是中國在目前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狀態下，勞動力呈無限供給趨勢，城市人口也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
就業形勢嚴峻，其實也不是新鮮話題，早幾年這片烏雲就已籠罩在部份城市人的頭上。不過那時城裡人還不怎麼擔憂，因為思維定勢使他們相信：社會主義餓不死人，政府總會給大家創造就業機會的。部份需要再就業的職工，對重新安排的工作還挑肥揀瘦，嫌好道醜，這不幹，那不去。這種現象在北京、上海和深圳這幾個城市中特別突出。一直到1994年下半年，大家才知道失業這一隻「狼」這次是真來了。國有企業改革導致的失業問題，使生存空間本就狹窄的城市負累不堪，只好將敞開的大門關緊一點。從1995年開始，一些大城市已做了相應的調整限制措施，如北京、上海就出台了一些對外地流入其管轄範圍的勞務工、經商人員進行管理的法規，在某些行業限制使用外來民工。一向對外來工特別寬容的深圳，從1995年開始，也採取了一些措施，如對外來勞務工所從事工種採取限制的方法，規定某些行業象金融、郵電、駕駛、餐廚、話務員、打字員、會計員等，一般不再雇傭外地勞務工。這些措施還不能被指責為「地方保護主義」，因為這些地方政策巧妙地利用了1994年11月勞動部頒布的《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該規定第五條為：當本地勞動力無法滿足需求，經勞動就業服務機構核准，確屬因本地勞動力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員；用人單位需招收人員的行業、工種，在本地無法招足，或在用人單位規定的範圍和期限內，無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員時，方可跨省招用農村勞動力。這個規定的出台，意味著對那些盲目進入城市找工作的民工們，城市的大門將不會再被輕易推開。
1996年10月中旬，農業部負責人齊景發在「全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交流會」上表示，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問題必須遵循市場規律，而不是政府包辦。他表示，計劃體制下由政府提供崗位安排就業的做法，在今天不僅不適用於城市，更不適用於農村。勞動力市場情況異常複雜，政府沒有能力了解和創造各種就業機會，以往城鎮勞動力安排的教訓已說明了這一點。將來數以億計的農民就業問題，政府更是包不起，勞動力的供求銜接只能依靠市場來完成。這次會議傳達的信息可以被視為中國政府對待農村剩餘勞動力政策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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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5月24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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