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3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魚米之鄉的餓殍
「共產風」破壞了生產力，高徵購拿走了農民的糧食。上級農民留下的口糧已經不多了，到了公社，還要層層尅扣。安吉縣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糧時，公社從十一個生產隊的供應數中扣留了三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斤，到余庄生產隊，又扣了四千八百斤。（註二十）
從一九五九年春天開始，全省各地的飢荒報告頻頻送到省委。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浙江省委轉發了兩個材料：（註二十一）
《安吉等縣口糧情況的調查》稱：安吉縣南湖公社全社二百二十四個食堂，已有一百六十八個停伙，佔百分之七十五。全社生病的一千零四十二人，已死亡三十五人。建德縣農村食堂吃飯人數二十六萬三千多人，據五月十日統計，每人每天用糧食十二兩（十六進位，十二兩即零點七五斤）以下的佔百分之五十五；八兩（即零點五斤）以下的佔百分之十一。大同公社上馬大隊五月九日到十一日，斷糧三天。龍游縣在農村食堂吃飯的共有二十萬零六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糧十二兩以下的佔百分之七十點七，八兩以下的佔百分之二點八；海寧縣澉浦公社從春耕生產開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四兩稀飯，許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經散夥。
調查報告稱《有些地區糧食很緊張》，省糧食廳反映：長興縣虹溪公社二十八個生產隊有二十七 個因斷糧停伙，社員以麩皮、草籽、野菜充饑。平湖縣一百多個食堂每天只有大米六兩（即零點三七五斤）， 九十一個食堂無法開飯。餘姚縣的橫河、郎下、低塘、四明、環城五個公社口糧很緊，全縣吃青三千三百畝。部分社員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縣五月一日到七日全縣一百九十三個生產隊中，有八十七個生產隊食堂斷糧停伙。據五月上旬十天的統計，全縣已死亡五十多人。據南湖、安城、遞鋪三個公社的統計，患病者有三千零四十七人，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四點二。嘉興縣部分生產隊斷糧，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產隊斷糧。上虞縣東關公社五月十六日開始有六個大隊六十二個食堂斷糧。歷海公社五月十七日有二十六個生產隊斷糧。
在浙江省檔案館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報告：（註二十二）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金華專員公署報告，據蘭溪、浦江、義烏、金華、桐廬五個縣統計，發生大量浮腫病人，僅蘭溪縣四月分就發生四萬一千一百三十五人。
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嘉興專區安吉縣南湖浮腫病報告，五月十日最高發病人數為一千一百二十六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八六。病情為腳部麻木，全身疲乏無力，以後發展到足背浮腫，二、三天後逐漸腫至膝部，嚴重的腫至大腿及腹部，甚至產生腹水。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金華專署衛生科報告，建德縣浮腫病人大量發生。
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景縣衛生科報告，據對四個重點村調查了三百三十八人，其中有一百七十六人有浮腫病，有病者占調查人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二點零七。
一九五九年八月九日二十四時，瑞安縣人民委員會電報稱：我縣南田、學口、大學、珊溪、黃坦王壺等公社，浮腫病大量發生。僅據南田、學口、大學、珊溪四個公社不完全統計，已有四千八百例。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溫州專區《衛生工作簡報》稱，近來，瑞安、景寧、平陽等縣發生大量浮腫病，其中瑞安縣八月二十四日統計，就有一萬零九百八十五人。
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日，黃岩縣報告，全縣有浮腫病人二千二百六十三人，死亡四人。主要發生在新橋、三甲、全清天個公社十三個生產隊。
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日，吳興縣人民委員會衛生科《關於浮腫病的通報》稱，從四月上旬以來，我縣開始發現浮腫病人，據六個公社上報數統計，共有一千零七十二名病人。
一九六零年六月四日嘉興縣衛生局《浮腫病防治工作總結》中說，據一-五月份統計，浮腫病發生人數為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三人。
除浮腫病以外，浙江省農村還發生了大量的「腸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狀，衛生單位認為，這是由於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亞硝酸鹽中毒，使正常的血紅蛋白變成了高鐵血紅蛋白。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均有發生，一九六零年突然升高。一九六零年三月一日以來，全省二十七個縣市的一百八十八個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統計，發病人數有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二人，死亡三百六十五。其中金華地區最為嚴重，發病的有十一個縣七十九個公社，病人六千八百零九人，死亡二百三十三人。這個專區的蘭溪縣八個公社中就有七個公社發病三千八百六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一人。發病和死亡的多是十五歲以下兒童。另據蘭溪縣游埠公社調查，全社七十六個生產隊有六十八個生產隊發現病人，從三月二日到二十四日，十八天當中，共發現一千一百二十例（不包括再發病人），死亡多人。（註二十三）
沒有糧食，各級政府號召農民吃代食品。組織農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縣青山公社大里生產隊一九六零年完成國家徵購任務后又多賣了三萬多斤糧食。就「書記動手，幹部帶頭，老農為師，大搞群眾運動，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九萬二千多斤」。葛藤、郎雞根、野荢麻根、金剛剌都成了很好的食品。（註二十四）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江山縣搞了番薯藤葉、橡子等代食品二萬二千五百多擔。（註二十五）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日，林乎加在黃岩召開的「全省改造落後隊現場會」上講到，落後隊有幾個特徵，這就是；病、餓、流、荒、壞、官。病：根據系統二十九個縣的極不完全統計，從三月一日到四月底，生浮腫病的有七萬二千六百多人，死亡二百七十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蕪。壞：是指壞幹部當道。官：是指官僚主義。（註二十六）所謂落後隊，並不是個別的，據路橋鎮調查，占生產大隊總數百分之三十五點五。林乎加把這些問題歸罪於「反動勢力復辟」，歸罪於「地主、富農、反革命的統治勢力還沒有摧毀」。他的這一看法和毛澤東對信陽事件看法相似。不過，林乎加這種看法比毛澤東早了半年多。
在廣大群眾處於極度飢 餓的情況下，一些領導機關卻講排場、擺闊氣，大吃大喝，揮霍浪費。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省監委向省委報告，杭州市交通局華僑飯店設宴招待哈爾濱來杭參觀的幹部，來賓五人，陪客十七人，共吃了二百零五元，有魚翅、海參、燕窩和哈司蟆等高級名菜。杭州市商業局所屬七個採購供應站，領導幹部春節期間互相請客，花了二千二百二十六元。全國糧食基建設計會議在金華召開，除了大吃大喝以外，還在戲院看戲，在座位上擺水果、點心、糖果。（註二十七）
雖然有飢荒，但浙江省還算比較輕的省份，餓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呢？我們還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統計資料作些研究。根據《浙江省統計年鑒》（註二十八）中所載歷年人口死亡率，可知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歷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別為三點八五萬、六點六八萬和一點三七萬，合計為十一點九萬。另外，根據同書所載歷年人口出生率進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約為一百一十三點一四萬人。
根據《中國人口•浙江分冊》（註二十九）中的數據，用本書「大飢荒對中國人口的影響」的的計算方法計算的結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為十點七七萬人，少出生一百零五點一七萬人。大飢荒對浙江人口的影響為二者之和，即一百一十六萬人。（註三十）曹樹基教授用他的方法計算結果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浙江非正常死亡為十四點一萬人。（註三十一）
四 爐頭生產大隊：從豐足到飢荒（註三十二）
浙江省衢縣石樑公社爐頭生產大隊原來是萬田鄉的一個自然村，距離縣城只有幾公里，人均耕地一點四畝，高於平均水平。這裏地勢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個富煦豐足之地。一九五三年這裡有兩個互助組，一九五四年，兩個互助組發展為兩個初級農業社。一九五五年，這兩個初級社在超額完成國家徵購任務之後，平均每人口糧六百五十斤，每個勞動日分紅一點二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紅和家庭副業收入）。這樣一個豐衣足食的地方，從一九五六年以後，很快進入貧困，進入飢荒，而且出現了餓死人的悲劇。
這樣一個豐衣足食的地方，從一九五六年以來，很快進入貧困，進入飢荒，而且出現了餓死人的悲劇。
問題是從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級社開始的。當時，這兩個初級社和萬田鄉的其它十二個初級社合併為一千一百一十六戶的高級社（一鄉一社），稱為勝利高級社。開始，爐頭的農民認為自己的收水平較高，與其它初級社合併要吃虧，不願意合併。但上級領導認為「合作社愈大愈優越」，逼爐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們在爐頭河灘上築了一道防洪壩，故意在爐頭方向留了一個缺口，威脅爐頭：「不參加大社，管叫爐頭村變成爐頭灘！」爐頭被迫參加大社以後，就來了一個土地大調整，上百畝好的水田被調出。在年終分配時搞「窮富拉平」，爐頭農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農民說：「泥鰍黃鱔一樣長，多產不多吃，多做不多分，還有什麼勁頭搞生產！」
面對社員生產積極因素不斷下降情況，高級社的領導人不分析原因，不糾正平均主義的錯誤，卻期望用高壓的手段來提高生產積極性。一九五七年整風之後，他們制定了《勝利高級社勞動紀律》，規定多大年齡的人必須做多少工分，只能超過，不能短少。要服從領導，聽眾指揮，農活不合幹部標準的一律返工。不經組長或隊長批准，不得外出。違反勞動紀律、不服從分配的要罰款或扣除口糧。從此，幹部不僅掌握了社員的勞動權，還控制了社員的吃飯權。
一九五八年八月，縣委又在這裏重點試辦「共產主義公社」，又把周圍的五個高級社合併了進來，組成了一個一千六百三十九戶，十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樑人民公社，原來的「共產主義公社」成了石樑公社的萬田生產大隊。這一年自留地歸公了，社員家庭飼養的豬、蜜蜂等都歸公了，做飯的鍋收去大鍊鋼鐵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勞動力大調動，土地大調動，農具大調動，房屋大調動，社員說，這一年是真正的「共產年」。主要勞動力都調去大鍊鋼鐵和興修水利。當時還大搞「吃飯不要錢」，其它生產隊來吃，小學生來吃，中學生來吃，過路人來吃，從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三月，整整吃了五個月。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傳達中共中央第二次鄭州會議，聽說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養豬了，社員很高興，有的真的養了豬。可是到了十二月，管理區（在公社和大隊間的一個管理層次）大搞千頭養豬場，把社員新養的五十多頭豬全收走了。群眾說：「共產黨是上半年騙，下半年變」。
為了達到公社下達的出勤率指標，大隊幹部把社員都趕下田，讓食堂把粥桶抬到田頭，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頭吃飯。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頭才能吃到飯。在田間的人必須通宵達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幹部守在路上，見誰回家就打，連餵奶的婦女也不準回家，孩子在家裡哭，媽媽在田頭哭。對於不聽話的社員輕則罵、扣飯，重則吊打，每次開會，遲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罰跪。管理區私設的監獄，先後關押了二百多人。
一九六零年，管理區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為氣溫低，不是谷種爛了就是秧苗爛了，爛了補，補了爛，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還是荒了一百多畝田。僅這一項爐頭就損失稻穀兩萬多斤。原來爐頭的一百多畝番薯是種在村西的橋頭山上，那裡的土質適宜番薯生長，管理區為了成片種植，硬讓爐頭把番薯種在東面的白塔山上，結果沒有收成，損失了三萬多斤番薯。管理區要求密植，還規定株距為五乘以二，社員覺得太密，就改成六乘以二，管理區的總支書記發現社員沒聽他的話，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員的頭髮，狠狠地將他按在水田裡，命令大家把秧拔起來重插。如果上級幹部來檢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歡迎，還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乾淨。一九六零年雙季稻收割時，公社書記來檢查，管理區就從爐頭抽一百八十個勞動力去蔣家灘二里長的大路上拔草，誤了收割，損失糧食一萬五千多斤。
共產風，瞎指揮，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產量連年下降。但是，大隊上報的產量數卻是連年上升。一九五九年，爐頭大隊產量實有三十四萬斤，比「三包」產量五十三萬斤少了百分之四十，大隊上報的「核實產量」卻是七十二萬斤。年終分配時，為了掩蓋謊言，讓會計專門做了一個「超產糧」分配方案，把虛報的數字分配到每戶的帳上，作為社員口糧。一九五九 年，全大隊需要口糧二十六萬五千八百斤，種子三萬三千七百斤，只能賣糧五萬一千三百斤，由於浮夸，一下子賣出了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五斤，還上交儲備糧五千七百多斤，支援其它大隊數千斤。到了一九六零年二月開始，連續三個月斷糧。七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庫，大隊集中全部勞動力，連夜收割，脫粒，連夜挑送糧庫，社員得不到糧食，以致秋收后又斷糧二十多天。在斷糧期間，只有下田的勞動力每天四兩米（相當於零點二五斤），其餘的人粒米不給。只能以樹皮、野草、樹葉充饑。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腫病，不少人活活餓死。貧農邵根福的妻子臨死時還掙扎著用筷子刮著空碗，說：「給我吃點飯呀！」貧農邵雙土二十七歲的妻子因為把蘿蔔省給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腫病死了。貧農邵石儂餓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腫病，一個四歲的孩子得了乾瘦病，雙腳癱瘓了。邵石儂餓死時，有人告訴大隊長周某，周卻說：「人多了要吃飯，多死幾個就好了。」貧農邵渭才，原來是初級社社長，夫妻二人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零年先後死亡，只留下四個孤兒。
經過幾年的折騰，糧食產量年年下降，一九五七年全大隊產量三十六萬一千三百六十三斤，一九六零年只有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一十七斤。社員的平均口糧由一九五五年的六百五十斤，降到一九六零年的數五十七斤。
五 富裕路橋鎮的昔日
二零零一年十月底，中國改革研究會在台州召開年會。會議期間，我們參觀了這裏的工廠和商場。在飛躍縫紉機廠，參觀者嘖嘖稱讚這裏的設備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車間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塵不染。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工業記者，到過的工廠少說也有上千家，像這樣先進的工廠是很少見的。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繼寶創建的飛躍集團的一部分。二零零零年飛躍集團銷售額達十五點一三億元，飛躍牌縫紉機百分之六十外銷，出口到國外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十六個國家設有十七個銷售公司。我們還參觀了星星電器集團，這家公司二零零零年銷售額達十三點一億元。在路橋小商品市場，市場的規模和商品的豐富令人嘆為觀止。參觀完了以後，我們在路橋大街邊等車，看到寬闊的街道和繁華的商業，大家對這裏的富裕和發達讚嘆不已。
誰也不會想到，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這裏曾是餓殍遍地。可見制度稍有鬆動，政府對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鬆，同一個地方的面貌就會發生很大變化。
路橋鎮公社共轄三十一個大隊。據一九六一年省委工作組調查其中，洪洋、張李、方林、楊家、應家、李家、上馬、古嶴等十一個大隊是落後隊，佔大隊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五。有章楊、永躍、龍頭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個大隊是先進隊，佔大隊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九。剩下十一個是一般隊，佔大隊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五。這十一個隊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風、洋洪、洋葉、洋張、競爭、蕭謝、蕭王、洋官。（註三十三）
落後隊的特點是，生產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員生活十分困難，餓、病、逃、死、荒的情況非常嚴重。一般隊的生產下降幅度比前一種小一些，社員生活沒有前一種困難，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況。如戴家大隊，一九六零年和一九五八年比較，糧食產量下降百分之十五點三，總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八點五，發生了二十二人非正常死亡。有三十多名社員被大隊長吊打過，二十二名社員被扣過飯。先進生產隊糧食產量下降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全鎮最好的尖子大隊是章楊大隊，雖然也吃不飽，但用糧有計劃，瓜菜多，全隊只有六個浮腫病人和八個婦女閉經。沒有發現非正常死亡。先進隊不是沒有問題。章楊大隊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集體的糧食和錢款大量被盜，一直沒有查出，群眾認為大隊幹部、食堂主任、會計、糧管人員嫌疑最大。
落後隊社員的生活十分悲慘。如方林大隊，一九六零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十四點九元，口糧只有二百五十五斤。倒掛戶（即勞動了一年還欠集體的錢）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九十六，平均每戶倒掛七十六元。兩年來，全大隊只出生了十二個小孩，死亡人數卻有六十多人。僅一九六零年就死了四十六人，其中三十一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腫病死亡十七人，乾瘦病死亡十四人）。社員變賣財產相當普遍。賣得少量的錢到路橋鎮上買菜維持全家生命。兩年來，社員賣掉二十間房屋全部拆了，有九間房屋拆了一半，有九十六間房屋拆了一部分，還出賣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傢具。
為什麼在同樣的條件下，不同的生產隊的飢荒嚴重程度不一樣呢？調查者將路橋鎮最好的隊章楊大隊，和落後隊利豐大隊進行了比較。（註三十四）這兩個大隊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區，自然條件和原來的基礎差不多。為什麼在飢荒程度上出現了差別呢？
「共產風」刮的程度不一樣。章楊大隊在一九五八年颳了一陣「共產風」，一九五九年在傳達第二次鄭州會議后對「一平二調」拿走的東西還進行了部分退賠，以後再沒刮「共產風」。利豐大隊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共產風」一直刮到一九六零年，颳走了大量的物資和勞動力，社員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兩個大隊在一九五八年都實行了「供給制」（實際只在糧食方面），但一九五九年以後，章楊大隊，減少了供給制的比例，而利豐大隊供給制的比重一直比較大，自從辦公社以後就取消了評工記分制度。
生產小隊的穩定程度不一樣。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章楊大隊對其所屬的生產隊沒有進行調整，生產隊的人員、組織和生產資料比較穩定。而利豐大隊對其生產小隊兩年變動六次。每次變動，都把土地、耕牛、農具、勞動力打亂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農具損失很大。
生產上瞎指揮的嚴重程度不同。路橋公社對這兩個大隊都有瞎指揮。但章楊大隊的社員採取了一些變相抵制的手段。大隊幹部對於社員的抵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而減少了一些損失。而利豐大隊的幹部執行公社指揮很堅決，社員無法抵制，因而損失很大。
浮夸風的程度不一樣。章楊大隊在上報生產進度、勞動力出勤率、施肥數量、估計產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報分配糧食產量、接受糧食徵購任務時，儘可能討價還價，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豐大隊浮夸嚴重。一九五七年糧食減產百分之八，卻上報增產百分之十，一九五八年畝產八百一十斤，上報一千四百四十斤，一九五九年畝產六百五十斤，上報一千零一十九斤。一九五九年糧食減產七萬多斤，徵購任務卻增加了十六萬多斤。
這兩個大隊的幹部都有多吃多佔和貪污行為。
由於以上種種不同，這兩個在隊的社員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楊大隊雖然也有飢餓，但只有少數的患浮腫等營養不良的疾病，沒有餓死人。利豐大隊的社員就很悲慘。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五六年相比，利豐大隊糧食畝產量下降下百分之三十二，總產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一。社員每戶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八，社員口糧標準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一。據一九六零年四月調查，有一百八十九人患病，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其中患浮腫病的五十人，乾瘦病的二十八人，青壯年婦女閉經的三十二人，子宮下垂的三十六人，小兒嚴重營養不良的十三人。兩年內死亡八十八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點五，其中非正常死亡的七十五人。兩年內出生的只有二十四人。由於無法生活，有夫之婦帶著孩子改嫁的十二戶（不辦離婚手續），把子女送人的八戶，結婚的只有一戶（大隊保管員，有貪污行為）。
一九五八年以後的兩年內，被幹部吊打的社員有二十八人，被擰耳朵的有一百七十五人，罰工分、扣飯票的有一百九十二戶。一九六零年一月，社員陳開林看到幹部大吃大喝，說了幾句不滿的話，黨支部副書記大隊長王某帶幾個人半夜敲開陳開林的門，把陳拉出去，讓他脫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躍進灰」（用稻草燒泥塊作灰肥），陳不去。就拉到大隊辦公室，說要送管理區，陳開林的妻子堅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幹部沒有辦法，罵了一頓才罷休。一九六零年七月，十三歲的男孩林應彩釣了兩斤黃鱔，大隊長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應彩到黃岩城裡討飯，被王碰見，說是「給利豐大隊丟面子」，當場打了兩個耳光，並把林帶回來，用傘柄打了一路。帶回后又把林吊在樑上和綁在椅子上兩個小時。一九六零年十月，社員陳小友偷吃了幾塊番薯，全家被扣了十七天口糧，陳已懷孕八個月的妻子帶著五歲的兒子外出討飯，下落不明。
這個大隊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群眾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後，特別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兩年，由於糧食減產、收入減少、徵購任務增加，農民生活發生嚴重困難。普遍出現吃草、吃糠、餓、病、逃，不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社員說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賣傢具多、送兒送女多、婦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討飯的多、偷竊多。從社員蔡廟壽的變化可見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十二口人，三個勞動力，家裡生活比較殷實，大小傢具齊全。一九五九年春，口糧不足，為了買番薯絲吃，出賣傢具五件共得十三元：席床二件，四元；織布機一部，四元；銅火爐一個，三元；銅盆一個，二元。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大兒子蔡小玉因浮腫病死亡，留下老婆和兩個小孩（一個八歲，一個四歲）。二兒子蔡小頭患了嚴重的浮腫病。到了一九六零年春，全家十一口人，沒有吃的，為了到路橋買一角二分錢一斤的菜葉，一角五分錢一斤的番薯藤，再賣傢具：共賣出二十六件，得一百一十七點六元。到此傢具基本全部賣光。一九六零年三月，大媳婦帶兩個小孩改嫁，全家十二口人只剩下八人。（註三十五）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為了買吃的，利豐大隊有一百九十戶（佔總戶數的百分之八十七）變賣了傢具、農具、衣服，有五十一戶（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二十三）拆房子賣磚、木料。
註解：
[註二十] 中共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辦公室：《當前整頓食堂和安排人民生活情況資料》（供領導同志參考），一九六零年五月九日，共印二十份。
[註二十一] 《省委轉發省委辦公廳關於部分地區糧食緊張情況的兩個材料》，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浙江省委文件，省委發文[五九]四七八號。
[註二十二] 浙江省檔案館，年代一九五九，全宗號一六六，目錄號二，卷號九十四。
[註二十三] 浙江省衛生廳：《關於青紫病的調查報告》，一九六零年四月六日。
[註二十四] 《大里生產隊大搞代食品》載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辦公室編《情況資料》第三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註二十五] 省委農工部分配處：《當前農村生活安排情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載中共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辦公室編《情況資料》第三十五期，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二十六] 《林乎加同志在全省改造落後隊工作現場會議上的講話（紀要）》，一九六零年五月十日于黃岩。
[註二十七] 《中共浙江省紀檢史大事紀》，第三十三頁。
[註二十八] 浙江省統計局編：《浙江省統計年鑒，一九九一》，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五十八、六十二頁。
[註二十九] 王嗣均主編：《中國人口•浙江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註三十] 數據和計算方法見本書「大飢荒年代的中國人口損失」一章。
[註三十一] 曹樹基：《大飢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二八二頁。
[註三十二] 本節資料除另有註明外，都取自衢縣工作組，《爐頭生產大隊基本情況資料》，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
[註三十三] 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組：《黃岩縣路橋鎮農村工作中的一些情況和問題（初稿）》，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註三十四] 中共浙江省委黃岩縣路橋公社調查組，兩個生產大隊的對比》，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註三十五] 省委黃岩縣路橋公社調查組：《利豐大隊群眾生活狀況調查資料（草稿）》，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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