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三十八）

【新唐人2013年12月30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八章齊魯之難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任中監委處長的李堅，當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對大飢荒作過調查，他對我說，山東是飢荒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一九九九年，我到煙台養馬島講完課就到濟南，在朋友的幫助下，查閱了六十年代的歷史資料。經過幾天查閱，有一些收穫，但覺得我看到的資料還不夠完全。山東大飢荒的情況，有待檔案開放后，作進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據現有的資料寫這一章。

一 批判趙健民，大反右傾

山東也像其它省一樣，「大躍進」也是以政治大批判開路的。山東批判的對象是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

趙健民，一九一二年生於山東聊城冠縣。一九三二年入黨。一九三三年，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叛變，全省的黨組織遭到破壞。趙健民也被捕，山東軍閥韓復渠對他親自審訊，他沒有屈服。趙健民出獄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聯絡了地下黨，恢復了山東黨組織。在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前，趙健民任中共濟南市委書記、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等職。在解放戰爭中，他任第二野戰軍十七軍軍長兼政委，帶領大軍直入大西南，把國民黨的軍隊趕出了貴州省。一九四九年後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國第一條鐵路――成渝鐵路。後任鐵道部副部長。一九五五年任山東省長，大躍進時，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一九五八年因對浮夸風不滿被扣上了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山東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從華東局調來的。趙健民是山東的老革命，在山東必定有較深的人事根基。是這位老革命對新來的上司不夠尊重呢，還是外來的上司畏於趙健民的地方勢力呢？也許二者都有，他們之間是不夠協調的。趙健民是敢說真話的人，恰恰在這一點上被新來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現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傾機會主義，再加上地方主義和分散主義。其實，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只不過是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說了一些真話，地方主義只不過是對中央派來的上司不夠順從。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山東省委發出通知，在全省基層組織批判趙健民，向全體黨員傳達。省委認為，「自一九五六以來，趙健民同志一直抹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巨大成績，成為反『冒進』、誇大落後面的代表人物，處處和省委唱對台戲」。「一九五六年八月，在一屆四次人代會期間，趙乘舒同、譚啟龍同志不在濟南的時機，在人代會工作報告中，卻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績，集中工作中的缺點，搜集落後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點，反對省委『冒進』。」（註一）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本書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七十六號趙健民的家中，見到了這位老人。當時他已經八十九歲了，身穿蘭色化纖舊中山裝，頭戴一個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門口時，他扶著拐杖站在街邊看著我，我以為是一位退休工人，沒搭理他。我進他家，他才跟著進來。經他夫人楊瑞波介紹，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吒風雲的趙健民。在他家簡陋的客廳里，我們聊了起來。他首先談到他和舒同的關係。他說：「舒同是個知識分子，是江西撫州一個學校畢業的，愛好書法。是從新四軍來山東的。我到山東后舒同約我談話，我們是在辦公室外邊操場上談的。我談了山東情況，談了我的認識和我的意見，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東工作做好。舒同說，你談得很好，但我覺得你還沒有和盤托出。我說，我實實在在地跟你講了，你還感覺我沒有和盤托出。他懷疑我聯繫地方幹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說，舒主任，我已經實事求是地向你講了我的意見，再不能編一個『盤』向你『托出』，看以後的事實考驗吧。」

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毛澤東對在省里有較深人際關係的幹部倍加防範，在廣東、山東、甘肅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過「地方主義」，用外來幹部鉗制當地幹部。趙健民在山東很有威望，當然是要防範的。毛澤東就是利用舒同來防範趙健民。

趙健民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有全國的影響，壽張縣西邊有個范縣，濟南這邊又有過高產衛星。這股風越刮越大，更大的衛星也出來了。我也是農村出身。知道這麼高的產量做不到。高世貴是跟我一個村莊的，當時是支部書記，我問他畝產這麼高行嗎？他說做不到。我到農村考察，下面組織農民跳秧歌，我不高興。我也到范縣看過共產主義，是假的。舒同這個人，你越說好，他越高興；你說實話，他不高興。舒同在南郊賓館蓋了七棟小樓，毛、劉、周、朱、陳、林、鄧，一個一棟。我當省長時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時還是一條罪狀。一九五八年撤了我的省長，讓我到濟南鋼鐵廠當副廠長。濟南鋼鐵廠搞擴建，需要材料，南郊賓館蓋別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讓給他。

「山東餓死人不少哇！僅惠民地區就死了六十萬。後來薄一波對說，山東餓死了三百萬人。」說這句話時，趙健民滿臉沉痛而嚴肅。

除了批判趙健民以外，省委書記處書記李廣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長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農村開展了兩條道路鬥爭運動。在濟寧地區，「各地區都進入了大鳴大放階段，大字報都貼了上千張，意見鳴了幾千條，情緒很熱烈，氣氛很緊張。」（註二）與此同時，在全省各地亂拔「白旗」，亂扣帽子，成批地撤換幹部和開除黨員黨籍。據山東省濟寧地委監委不完全統計，濟寧地區從一九五八年七月進行整風補課以來，到一九五九年四月，當作「白旗」拔掉的就有二萬六千多人。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央監委轉發一份報告中對濟寧亂「拔白旗」提出了批評。（註三）中央監委在轉發告的按語中指出：「『 拔白旗，插紅旗』是一個生動形象的口號。有一些地方幹部，沒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處亂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帶有急躁和懲辦情緒的人，更把『拔白旗』變成強迫命令、懲辦幹部的工具，少數壞分子則乘機製造混亂。今後處理犯錯誤的黨員幹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實事求是地根據其犯錯誤的性質，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就按什麼性質處理。」

但是，中央監委的批評並沒有扭轉山東左傾狂熱，因為這種狂熱來自中央。

二 毛澤東、劉少奇給山東鼓勁

河北省有徐水縣的共產主義熱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個人民公社，又放了那麼多「衛星」，與這兩個省相鄰的大省山東，卻沒有他的鄰省熱鬧。毛澤東到這個省鼓勁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澤東乘專車到濟南，下午三時左右，召見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省委書記裴孟飛、軍區司令楊得志到車上談話。談話要點如下：

[一] 下午三時到四時的談話。

[三] 參觀回來在車上毛又對譚說：「三年趕上英國，再加四年，苦戰七年趕上美國！但是不要對外宣傳，這會使帝國主義害怕。」

這個談話記錄存山東省一個資料館里。我回北京以後發現時間不對，九月五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不可能在山東視察。《葉子龍回憶錄》記載毛澤東「八月九日在山東農村視察」，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上有毛澤東八月九日視察山東農村的報道和講話摘要。但報紙上的談話摘要中和山東省資料館這份記錄稿中的內容不同。不過，報紙上發表的中央領導人講話和實際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八月九日錯抄成九月五日，也許九月五日毛澤東又視察了山東。看了這個談話記錄摘要，毛澤東的態度已經再明顯不過了。還是要反右傾，還是要鼓幹勁，要把群眾的熱情鼓起來，三年趕上英國，七年趕上美國，還要「引蛇出洞」鼓動人寫大字報「讓妖魔鬼怪都出台」。山東的幹勁終於鼓起來了，趕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幹勁鼓起來以後，出現的卻是「五風」，這是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

劉少奇比毛澤東早一個多月到山東。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三萬至五萬斤的玉米，三萬至五萬斤的穀子，三十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一萬五千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報導說：「少奇同志還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他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託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註四）

一九五八年八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就是這篇報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註五）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兩位領導人對山東如此鼓勁，山東在「大躍進」中自然不會落後。

三 山東的「五風」有特色

批判右傾思想以後，大躍進狂潮疊起，青壯勞力都去鍊鋼、修水庫去了，一九五八年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爺幫忙，風調雨順，夏糧長勢很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沒有播種，老天爺白幫了忙，應該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八月開了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又「大辦水利」。「從十月下旬開始，全省七百萬青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達到八百八十七萬人。甚至在一九六零年春夏農村經濟面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力不搞春耕春種、夏收夏種，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拋荒，「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兩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萬至六千萬畝。」（註六）

山東的大躍進是很有聲勢的，以泰安地區為例：

一九五八年八月泰安境內各地農業社大辦公共食堂，農戶停止自炊，一律免費入公共食堂就餐。一九五九年一月，中共濟南市委在泰安召開會議部署發展公共食堂，各地辦食堂再興高潮。泰山市、泰安縣十四處公社三百八十八個核算單位，建公共食堂二千六百一十處，就餐人數七十六點六五萬人，佔兩縣市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全地區動員一百四十四點九五萬人（佔全區整半勞力的百分之八十）參加省委部署的鋼鐵生產「淮海戰役」。各縣主要負責人到工地召開誓師大會，分採礦、運輸、建爐、冶鍊幾路大軍。鐵礦共有六家，礦工五千餘人。投產的各種小土爐一萬九千七百五十八座，還有各縣發動群眾搞起的土坯爐、水桶爐、大窯坩鍋爐、燒缸爐等計四十六萬二千九百八十三座。日產鐵由四十四噸達到五點九三萬噸，泰安、肥城放出日產千噸「衛星」。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泰安地委下發《關於辦好人民公社的幾點意見》。全區始辦人民公社。至一九五九年一月，境內建成人民公社一百零三處，入社農戶一百零二點六九萬，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入社人口四百一十二點三二萬人。人民公社多是數鄉併為一社，其規模五千-一萬戶。實行工農商學兵（民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體制，下設生產大隊。辦社初，提倡「一大二公」，無償平調各生產大隊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至一九五九年，全區共平調各類生產資料和財物總值近二點五億元。

在大躍進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特殊風，生產瞎指揮風。以下內容除了註明出處以外，主要摘自曾希聖一九六零年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山東省五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存山東省檔案館。

共產風 產風集中表現在對財產「一平二調」，平，即平均分配；調，即無償調撥，當時簡稱「平調」，即充公。

山東省的「一平二調」有四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什麼東西都平調。勞動力、資金、土地、山林、房屋、車馬、機器、作坊、農副產品、建築材料、鋤頭、鐮刀、鐵杴、豬、雞、鴨、水桶、燈籠、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財產，都隨意從群眾家裡拿走。章丘縣群眾說：「切菜板子刀，扁擔勾子梢，杈把掃帚杴，犁耙繩索鞭，下至黃泉，上至青天，都可以隨便調走。」也有人說：「一平二調就是搶劫。」

第二個特點是幹什麼事情也得用「一平二調」的手段。大辦鋼鐵，興修水利，辦社工業，搞豐產方（即在一塊土地上搞高產試驗），辦紅專學校，辦養豬場，辦食堂，辦託兒所，辦展覽館，開現場會，干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從生產隊和社員家裡無償調走。

第三個特點是，搞「一平二調」的不僅是公社幹部，上至省級、縣級，下至生產大隊、生產隊，都搞平調。上級平調下級的財產，公家平調農民的財產。

第四個特點是，「一平二調」風不是只颳一陣子，而是連續不斷地颳。自一九五八年以來，連續三年，越颳越猛。日照縣颳了十五次，玉蓮縣洪凝公社颳了二十九次。壽張縣張秋大隊社員說：「三年來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軍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辦鋼鐵，清剿銅、鐵、錫；第三次是傾家蕩產大投資，清剿社員財產；第四是反瞞產私分，清剿生產隊的糧食；第五次是一九六零年春恢復食堂，清剿社員家裡的糧食。」多次清剿，生產隊、社員一貧如洗。

共產風除了「一平二調」以外，另一個方面是隨意合併生產隊，打亂基本核算單位。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合併了百分之三十的生產隊，由此被牽動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百分之六十。有的公社的規模三年變了五次。農民說：「今年變，明年變，哪有心思搞生產。」

共產風的第三個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壞按勞取酬原則，公社按照浮夸的產量過多地扣留公積金，不少社、隊連續幾年沒有分配，社員沒有拿過工資，沒有分過東西。

浮夸風 一九五八年全省糧食總產量上報八百多億斤，後來落實到三百八十億斤，最後落實到二百八十七億斤；一九五九年糧食總產量上報四百多億斤（原來是四百二十億斤，書記裴孟飛建議上報三百二十億斤，舒同不聽，報四百億斤），後來落實為二百七十億斤，後來又說是二百四十三億斤。一九六零年省委計劃糧食產量五百五十億斤，各市、地委報的數字是三百七十四點七四億斤（畝產四百零五斤，糧田面積九千二百六十一萬畝），比省里計劃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一點九。後來說落實為總產量為一百八十二點三四億斤（過秤入庫一百七十四點九七億斤，其餘為自留地、十邊地的收入），實際只有一百六十億斤。

壽張縣第一書記劉傳友，一九五八年上報平均畝產五千斤，總產三十一億斤，實際畝產只有二百九十七斤，總產量只有四點零五億斤。一九五九年上報平均畝產七百斤，總產八億斤，實際畝產只有二百九十八斤，總產量只有三點六億斤。這個縣的農村工作部長，不同意浮夸的產量，講了真話，被加上了「反對三面紅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糧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惡果。一是造成了農業已經過關或問題不大的錯覺。因而各方面事業的計劃安排都跟著這個吹得過高的「基礎」而膨脹起來，結果超過了負擔能力。以水利建設為例，全省原定一九六零年修建大中型三十七座，結果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一個浪頭就上了一百二十二處，八百萬人上陣。第二個惡果是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一九五八年是少有的豐收年，但由於粗收浪費，放開肚皮吃，結果一九五九年春天就出現了糧食緊張。一九五九年收成仍然不錯，但由於估產偏高，仍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到了一九六零年春，又發生了上年更加嚴重的緊張局面。（註七）這個報告沒有說，即糧食產量浮夸造成了糧食的高徵購，農民的口糧都拿走了，這是最為重要和惡果。

命令風 山東省很多地方，對社員強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惡風。

強迫勞動，大搞通宵夜戰，分配過重的勞動，不顧社員死活。

強令攤派，壽光縣收購雞蛋任務層層往下派，不養雞的也得賣蛋。這個縣寒橋公社洛東二小隊三十六戶，只有一戶養雞，卻強迫三十一戶社員賣了一百零三個雞蛋。強迫社員投資公社辦的事業，逼得社員扒墳、賣傢具，壽張縣全縣為此拆房五萬三千間，扒墳三萬八千多座。范縣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墳，用拆來的磚瓦蓋大禮堂、迎賓館，蓋大辦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墳的熱火朝天。

亂批判，亂撤換幹部，對完不成任務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傾保守」、「不聽黨的話」、「沒有全局觀念」、「和黨唱對台戲」等政治帽子，被辯論、鬥爭、撤換、處分。五蓮縣洪凝公社自一九五九年以來，撤換基層幹部一百九十二名，經調查，其中撤換錯了的有八十多名。郭林大隊的小隊幹部撤換了百分之六十，全隊五十四名黨員都當過幹部，都被撤過職。

對強迫命令稍有不順從的就打罵和刑罰。棗莊市陰平公社南庄生產隊隊長孫某，全村挨過他打的人有一百七十三名。社員張同雲死了小孩沒有即時報告撤戶口，就停口糧十天，一家八口被餓死四口。益都縣鄭母公社副社長劉某打了四十多人，群眾稱他為「劉百害」。壽光縣對群眾的刑罰有：綁、押、打、凍，拔鬍子、擰耳朵、不給飯吃、坐老虎凳、撥肋骨等。一九六零年一月到七月，這個縣被迫自殺的社員有六百八十八人。

壽張縣石佛公社雷庄大隊專門成立了打人執法連，連長范某一個人就打了七十多人。供銷社幹部李某在修豬場時一夜就用木柴打了六十多人。這個公社根據重點調查，打過人的幹部佔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社員因挨打而上弔的死六人，自殺未遂的十一人，傷重致殘和發病的二十四人，外流人口四千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產隊共有五十二個小孩，在大兵團作戰時，幹部不讓婦女回家餵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三十七個。（註八）

幹部特殊風 在群眾沒有飯吃的情況下，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昌樂縣朱田公社黨委規定，商業部門（註九）的東西要優先滿足公社黨委的需要。公社黨委五十人，從一九六零年三月到八月，就吃肉一千三百六十斤，平均每人二十七斤。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二日，共青團山東省委孫繼文、潘昭錫給省委寫信，反映萊蕪縣的特殊化問題，其中寫道：「縣委五個書記除了田書記經常到食堂買飯和大家一起吃飯外，其他書記都在食堂單炒菜吃。每餐至少一個細菜，細糧隨便吃。第三季度機關停止供應豬肉以後，每個書記每月發豬肉五斤。據說第一書記王某每月發豬肉票三十斤，他愛人趙華（副縣長）每月二十斤。今年國慶節、中秋節，縣商業局批給縣委食堂豬肉四十多斤，書記每人分五斤，每個常委分二斤，剩下很少一部分才給其他機關幹部吃。這次過節縣商業局送給書記、縣長每人一箱子食品，價值二三十元。這實際是送禮，不過是交錢而已。」

瞎指揮風 在農業生產中不尊重農民的意見，不尊重科學，全憑上級領導幹部的主觀意志辦事。生產隊里種什麼，種多少，怎麼種，什麼時候種，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農民沒有發言權，生產隊長也沒有發言權，全由公社領導或縣裡領導人發號施令。農民明明知道按他們的號令做不行，也不能說。誰要是說了不同意見，誰就會被辯論，被批鬥。這樣的事例幾乎每個公社都有。

山東的「五風」不是曾希聖第一次揭露的，一九六零年三月，山東省召開了有一萬二千人參加的六級幹部會，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在會上的報告中也曾批評過「五風」問題。山東省六級班幹部會議秘書處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一日編印的《會議情況》中，介紹了舒同報告內容。毛澤東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對《會議情況》第一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一些縣、社中，「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經上級批准，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對於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帳，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於大貪污分子，一定要法辦。」（註十）

但是，一直到一九六零年底，舒同撤職以前，「五風」還是十分嚴重。

註解：

[註一] 中共山東省委：《關於趙健民同志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主要事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註二] 《譚啟龍給舒同的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于濟寧。

[註三] 《中央監委轉發山東監委關於濟寧地區在開展「拔白旗，插紅旗」的競賽運動中發生錯誤的報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十日。

[註四] 《光明日報》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註五] 劉西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譚振林文章《論今年夏季大豐收》一文中也提過這口號。

[註六] 當代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的山東》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九四頁。

[註七] 中共山東省委：《關於傳達貫徹北戴河會議的報告》，報華東局並報主席、中央，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

[註八] 夏征農：《夏征農同志關於檢查壽張工作情況向省委報告》，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八日。

[註九] 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生活用品都是靠商業部門供應的。

[註十] 毛澤東：《中央轉發山東省六級班幹部會議情況簡報的批語》，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九十八-九十九頁。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