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7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五 宋慶齡老家的飢荒
文昌縣在海南島，當時屬廣東省。這裡是宋慶齡的老家，從這裏崛起了對中國近代歷史有重要影響的宋氏家族。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一九六一的一月六日，文昌縣召開了二千七百一十八人參加的四級幹部會。會議總結報告（註十九）中披露：
三年來糧食產量年年下降，一九五七年糧食總產量一萬九千二百七十多萬斤，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減產百分之十一，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減產百分之十一，一九六零又比一九五九年減產百分之十一，三年累計減產百分之三十三。（註二十）糧食減產引發畜牧業減產，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一九五七年死亡人數二千七百五十六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八，一九五八死亡率為百分之一點二，一九五九年為百分之二點四，一九六零年為百分之二點一，三年一共死亡一萬九千零九十二人，其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二百九十九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眾體質很差。直到一九六零年底，問題還沒有解決。如錦山公社下溪坡大隊還有水腫病人四十三人，婦女病（閉經、子宮下垂等因挨餓而致的婦女病）三百零一人，瘦弱病八十八人。
產生以上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共產風」的危害。事實證明，凡是一向列為重點的社隊共產風最厲害，共產風颳得越厲害，損失越重，死人越多。為什麼文昌的共產風一刮再刮，沒有間斷，再且越刮越厲害呢？
一是急於建立共產主義新村，消滅城鄉差別。在農村實行「五大集中」：村莊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糧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這五大集中使農民住房被毀，樹木被砍，夫妻母子分開，家庭被拆散，損失巨大。人集中后沒有房子住，就十多個人擠在一間小屋子裡，衛生不好，病人增多。豬牛鴨集中時，殺的殺，賣的賣，集中到公社或大隊牧場后，一時飼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糧食集中后挖盡了農民的家底，吃了幾個月的乾飯，先松后緊，種子吃完。幹活大集中，天天放」衛星」，大兵團作戰，幾百人、幾千人在一個坑裡搞生產，勞動力大浪費，糧食大減產。蓬萊公社高金大隊第五小隊村並村時，四天不出工，在家殺雞殺豬煮乾飯，擺酒席，大吃一場然後出村。過了一段時間返回原村時，連種苗也找不到。清＊公社邁號大隊湖保堀小隊並村后糧食、牲畜、農具全被「共產風」，刮光，全村一片荒蕪，一九五九年，這個小隊死亡人口佔全大隊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於從生產隊所有制向公社有制過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過渡，而到了縣裡，就變成了越快越好。縣裡幹部認為遲早總得過一次，遲不如早好，乾脆來個搶先過渡競賽。在過渡競賽會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內完成過渡任務的百分之三十，三個月實行基本公社所有制。這樣，各公社就無償抽調大隊的土地、耕牛、勞動力、農具、種苗、家禽、牲畜，吞併大隊的畜牧場、農具廠、農產品加工廠等。使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很快傾家蕩產，農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難毫無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產主義大協作」的名義抽調大量勞動力從事大辦鋼鐵和興修水利等。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抽調六萬人上山搞鋼鐵，一九五九年抽調七萬人搞深翻土地，又抽五萬人到水利工地。因此，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糧食減產。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糧食。
四是高指標。地區黨委提出搞千斤畝運動，到了縣裡加碼為萬斤畝運動，到了公社、大隊，變成了二萬斤畝、三萬斤畝甚至十萬斤畝。一九五八年上報糧食產量二點八一一億斤，實際只有一點七二八億斤，多報了百分之六十二；一九五九年上報二點三二億斤，實際只有一點五五億斤，多報了百分之四十九；一九六零年少報了一些，但還是偏高。
五是生產上瞎指揮。種什麼品種怎麼種，全由上級領導說了算，不僅農民沒有發言權，連生產隊幹部也沒有發言權。如搞高度密植，不按農時季節生產。農民都知道這樣做不行，卻不讓農民說話，發點牢騷就要挨批判。
六 江門市郊的哀嚎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江門市郊區的情況。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區情況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提交的《江門市郊區四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稱，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幹部作出的初步統計，郊區三年來死亡七百二十三人死亡率是：一九五八年百分之零點八六，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一，一九六零年百分之一點二五。目前郊區還有水腫病人五十六人，婦女病八十九人。
嶺南真是化外天地，到一九五八年還有單幹農戶（即沒有加入集體經濟的農戶）。上述報告披露，即使在嶺南，這些單幹農民也是很難生存的。一九五八年，江門市郊區黨委組織一次生產大評比，同時帶著一批單幹農民（其中一部分是貧下中農）遊行示眾。從這個小隊到那一個小隊，組織社員出來觀看並參加鬥爭。當隊伍到達白沙大隊陳屋村時，公社黨委書記命令全部單幹農民跪下來，頭要向天，膝要著地，腰要直，讓組織來的社員和他們「辯論」。公社黨委書記問單幹黃長培（貧農）：「你為什麼插田不插直？」還沒等陳回答，就一個巴掌打過去。然後又抓住另一單幹農民甘旺的頭髮：「你為什麼不車水插田？」又一巴掌打過去，打得甘滿臉流血。由於公社領導帶頭打，其他人也跟著打。公社書記對郊區幹部說：「要使單幹戶家破人亡。」不僅對單幹戶，其不聽話的公社社員也採取種種殘酷手段。打人、罵人、捆人，強制勞動、遊行示眾、不給飯吃，是幹部對付社員的常用辦法。
七 中山縣的「十多八少」
中山縣是珠江三角洲的豐饒之地。這裡是適於糧食生長的沙田地區，五十年代每年向國家提供大量商品糧。但是，這裏也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全縣到底餓死多少人無法了解，但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的四級幹部會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況。據《中山縣四級幹部大會情況報告》，大涌公社僅一九六零年就死亡六百九十人，死亡率為百分之三點零六。這一年曾發生過三次水腫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縣出現了「十多、八少」：水腫病多，死人多，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多，社員外逃多，爛寮多，農具損壞多，丟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豬多，幹部強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糧少，分配少，休息少，結婚少，生孩子少，勞動力少，副食品少。
在總結教訓時，中山縣四級幹部會上揭露了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種種情況。一九五八年十月搞公社化，開始是每一個大鄉一個公社，共建立了三十二個公社。一九五八底又將三十二個公社併為七個公社，一九五九年初再由七個公社分為十六個公社，后又變成二十四個公社。體制的變化，伴隨著「共產風」把生產隊弄得一貧如洗。與此同時，大鍊鋼鐵，深翻改土，放「衛星」，大兵團作戰等等把農民推進了苦海，也使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稻穀產量連年下降，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六年減產一萬八千七百四十萬斤，減產百分之二十三。農民的口糧標準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六年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九。瞎指揮，強迫命令，打人罵人現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農民種田看天時，不能插北風秧，幹部不顧農民多年的經驗，提出「東風插，西風也要插，南風插，北風也要插。」群眾稍有不滿意，幹部開口就罵，舉手就打。北溪公社黨委書記趙某對不服從指揮的社員畫大花臉，剃光頭。一九五九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隊日割稻禾一百六十畝，並包鋤田四十畝。社員被迫從早晨三點鐘干到晚十點鐘，還是沒完成任務。趙書記一口咬定有壞人破壞，命令大隊長立即排出七個鬥爭對象，召開大會鬥爭。隊長沒辦法只好用抽籤的辦法找出七個人。社員說：「見了趙書記，魂魄都落地，好比見閻王，唔死脫層皮。」神灣公社黨委書記黃漢廉，認為社員偷糧食，召開電話會議號召各大隊到農民家裡搜查。有的大隊等社員下田后，將橋板抽走（廣東河叉多，下田得過河），不讓社員回家，然後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 寶安無寶
緊靠香港的寶安縣也沒有逃脫飢餓的折磨。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的《寶安縣四級幹部會議總結報告》中披露，這個縣僅在一九六零年患水腫病的就有一千五百六十九人，死亡人數逐年增加。在全縣二百四十個大隊中，一九六零年死亡率達百分之一點五以上的有六十三個大隊，佔大隊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光明農場死亡率最高，達百分之三點三四腫病人數大量增加，一九六零年病人二千七百八十六人，一九六零年達六千三百二十二人。婦女閉經人數很多。沙頭角公社西坑大隊婦聯主任說：「婦女都閉經了，再不用發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隊共有六百零六人，患各種疾病的有三百七十九人，其中水腫病六十七人，平均每十人當中就有一個得水腫病的。子宮下垂十四人，閉經的十八人。一九六零年非正常死亡八人。
沙頭角公社西坑大隊社員口糧從一九五七年每人每月四十斤下降到一九六零年的二十四斤，雜糧由二十斤下降到五斤，食油由十四兩下降到一點五兩，肉從半斤下降到二兩六錢。
「共產風」、瞎指揮的情況也很嚴重。民治大隊小隊長揭發，公社黨委副書記鄭某在高峰水庫對民工設立了一個勞改場，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類分子一樣在場內勞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隊社員代表吳來發說：「國家一窮二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現在社員一窮二白是共產風刮的。」他以甘坑小隊為例，這裏過去盛產水果、竹木、生薑，一九五七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時年產水果五千四百二十七擔。但是，一連颳了三年共產風，果樹死的死，廢的廢。社員說：「果樹全夭折，松木命不長，竹頭被處決，生薑見閻王。」
九 順德不順
順德縣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為百分之零點七-百分之零點八，而一九五八年為百分之一，一九五九年為百分之一點二三，一九六零年為百分之一點七七。可見順德這個有名的富裕地區也有因飢餓而死的人。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提交的《中共順德縣委四級幹部會議總結報告》提供了這一數字並且披露了一些情況。
為了急於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順德縣全縣合為一個人民公社，後來又被迫分開。在合併和分開的過程中，給農村帶來了巨大破壞。合併是強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點水加窖）大隊幹部說：「自從公社化，兩場大風暴，大共產，大拉平，不通整到通，開會大鬥爭，進門九成通，出門一成通，結果是，生產破壞家底空。」
順德這個很務實的地方那時搞浮夸也不落後。當時的說法是：「有先進思想就有先進指標，有先時指標就有先進產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隊社員私下流傳一個順口溜來批評幹部吹牛放炮：「近聞大炮到處響，嚇得社員好慌張，不是社員無膽量，皆因指標太緊張，三萬桑葉八萬魚，除非神仙下洛陽。」
順德四級幹部會議上認為，有些大隊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沒安排好以外，幹部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群眾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給口糧，是幹部對待群眾的常用手段。一九五八年春耕時，縣委委員吳英規定了四條：第一，下雨時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勞動時間不準小便和給小孩餵奶；第四，完不成任務不準吃飯。
增城縣四級幹部會議上總結出當時的「六統一」：生產計劃統一，生產措施統一，生產規格統一，財務開支統一，口糧標準統一，作息時間統一。由此帶來「四個不自由」：勞動不自由，說話不自由，吃飯不自由，睡覺不自由。還總結出在這種情況下當幹部有三條秘訣：一要少說話；二要看領導臉色，聽領導的話，不要聽群眾的話；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 來自合浦的報告
一九六零年春，當時擔任省委秘書長的吳南生在合浦縣（當時屬廣東，后劃歸廣西）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註二十一），反映了合浦縣發生的情況。這個報告現存廣東省檔案館。
這個報告說，水腫病發生是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開始的，到一九六零年春天水腫病人大批增加，不斷死亡，日益嚴重。全縣一月一日到五月三日，共死亡八千三百八十二人，其中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腫病死的。到他寫報告時，全縣還有水腫病人二萬三千九百四十人，另有水腫消退轉為極度消瘦的病人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九人。
吳南生的報告說，因水腫而死亡的情況今年一月份就已發生，但沒有引起重視。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後，在四月下旬的四級幹部會上才開始採取緊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隊設立的臨時醫院四百二十三所，集中病人四萬二千九百一十六人，正在進行治療。
全縣二十二個公社病情嚴重的有十二個，大部分在北部糧產區。這些地區死亡人數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左右，個別特別嚴重的小隊高達百分之十四，生病人數佔總人口的比重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在死亡人口中，勞動力佔百分之三十左右，在病人中勞動力佔百分之五十左右。
吳南生的報告說，幹部沒有分清什麼是右傾，什麼是左傾，因此普遍不說話，不向上面反映真實情況。有些幹部反映了一些關於糧食、水腫病的情況受到了個別領導幹部的批評以後，更不敢說真話。這不能不是這次水腫死亡事件持續時間長、造成嚴重惡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 逃港狂潮（註二十二）
沒有吃的就逃荒，這是農民很自然的選擇。廣東省比其它省比較開明的是，不把逃荒農民當作「盲流」加以懲罰，而是放手讓農民逃荒，還給逃荒者開具證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選地。廣東省甚至一度鼓勵農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一九六零年，而是發生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制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省公安廳曾經在陸豐召開沿海各縣公安局長會議，貫徹「放寬」出港條件的精神，其中一條說：「在毗鄰港澳的惠、東、寶等六個縣市…… 允許一些人從固定的幾個有武裝的、非正式開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在由政法委員會主任寇慶延主持的邊防工作會議上，明確放寬邊防的指導思想，「放寬尺度，多開孔道，有組織有計劃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會議提出要打破每天五十人的規定（自從一九五八年港英當局搞出入口平衡以來，全省每天出境人數約五十人），僅寶安縣就從五個增加到十一個；往港審批權，由縣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隊，除放寬通行證外，還發出一些捕魚證、探親證、做工證等，方便群眾赴港；正式批准邊防各縣實行「三五」政策（即准許每月出口五次，帶回五斤東西，價不超過五元）。
寇慶延在政法幹校第七期報告中說：「為什麼人民要偷渡？研究結果，歸納起來，從根本原因上講，是兩個原因，一個是香港英國當局限制進口，這是根本的。那麼，現在我們不去行不行？看來不去不行。為什麼？因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幾是中國人，而中國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廣東人。我們算算，香港三百多萬人口，其中二百萬左右是廣東人，那裡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陸，一半在香港，那麼叫人家一家長期不見面，在世界上都沒有這個道理。特別是兩夫婦，各在一地，長期不叫人家見面行不行？有的婦人走到派出所發脾氣，那就是說人家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合法不行，就採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國有句老話，『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來的，首先是帝國主義逼的，再就是我們逼的，再就是我們當前生產生活都確實有些困難，而我們暫時解決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決問題，解決一點生活問題，也解決一點生產問題。」
但是，廣東的領導人沒有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那麼嚴重的程度。從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開始，各地的群眾紛紛向深圳涌去，衝過邊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過去的人，有一部分確實留下了。五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來愈多，突然之間，形成一股驚人的大潮。
鄰近香港的中共寶安縣委組織部，六月一日向省委緊急報告：「現在出現大逃亡風潮，不僅農村黨員、團員，而且城鎮機關的黨團員也大量外逃。這次外逃發展非常迅速，來勢甚凶。因而，從農村到城市群眾思想都很混亂，農民無心生產，城鎮有的工廠停工。」截至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寶安縣全縣外逃總人數，竟高達一點一五四七萬人，其中機關三百一十六人，農村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僅一個沙頭公社，最高峰時（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平均每天有九十六人逃往香港。東莞縣六月七日統計，外逃人數達二點七一九七萬人；增城二千四百五十八人。其他縣份，如台山、高鶴、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據《廣東省志•公安志》記載，外逃風潮從惠陽、寶安、東莞、海豐四縣蔓延到廣州、江門、潮汕、肇慶、等區的部分縣、市，一九六二年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每天都有數百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五月中旬以後，每天外逃人員增到千人。最高峰的五月十五日達四千九百七十七人。集結在寶安、深圳一帶伺機進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達八千多人。廣州火車站還發生了大批外逃群眾衝擊火車站事件。據統計，參与這次偷渡外逃的有十一萬多人，其中六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四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港英當遣返四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二萬人。（註二十三）
如果僅僅是廣東一處出現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會採取與廣東省委一樣的放任和鼓勵的態度。但就在此時，即一九六二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六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蘇聯。儘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國際上造成的影響是相同的，國際輿論一時嘩然。中央政府大為緊張，不得不扭轉廣東放縱外逃的作法。五月中旬，周恩來要求廣東省委，把解決外逃作為當前第一位的工作來抓。從這時起，廣東省才開始緊急剎車，制止外逃。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這股外逃風漸漸波及廣州。市井坊間，紛紛傳言，為慶祝英女皇誕辰，香港放假三天，開放邊境，內地居民不用通行證，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誕辰日是六月十七日， 但實際上，在端午節（六月六日）前，市面蜚短流長，謠言四起，這些傳言鼓舞著希望外逃的人們。
從五月中旬開始， 購買廣深線火車票往邊境的人驟增。購買平湖站（不用邊防證買票的最後一站）火車票的，比平時多了二十二倍。到六月一日，火車站外竟積聚了上萬群眾。在徘徊等候買票的過程中，人潮開始出現騷動。
六月五日，廣州火車東站的秩序十分混亂，一批批的群眾衝擊開往香港的火車，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兩側，門窗俱閉。成千上萬的群眾，像瘋了似地撲向車站，撞門攀牆，狂呼亂吼，連樹權上也爬滿了人。那些年老體弱的，被沖得東奔西散，尋爺覓兒，老啼幼哭。
趙紫陽、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武成、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李廣祥，在省長陳郁家開會。他們接到廣九鐵路派出所報告，東站已經聚集了一兩萬群眾，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毀，有幾個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長孫樂宜在現場勸導群眾，處境也很危險。
曾生建議調軍隊來實行軍事戒嚴。有人不同意動用軍隊。他們說，關鍵在於這次事件的性質是什麼？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如果屬人民內部矛盾，還得要以勸說為主。曾生認為，現在事態已成燃眉，再不採取果斷措施，恐怕還會進一步惡化。就在這個時候，陶鑄從廣西趕了回來。大家立即向他彙報請示。陶鑄斷然回答：「現在還叫什麼人民內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敵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車都砸了、燒了，還講什麼人民內部矛盾？」
陶鑄一錘定音，大家同意用軍隊維持秩序。六月六日，滿載部隊的卡車，一輛一輛駛往東站。一個營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還有一隊解放軍從車站內往外推進。市政府的宣傳車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廣播，所謂邊境開放純屬謠言，希望大家不要輕信壞人造謠，呼籲群眾儘快離開。幾十個鬧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沖火車站的群眾，頃刻散盡。至當天晚上，有一千六百多人被捕。火車站外除了戒嚴部隊，已經再看不見鬧事的人了。
陶鑄認為這次事件是國民黨特務在造謠破壞。全省軍隊立即奉命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六月十二日，市委召開區委書記會議，部署打擊敵人破壞活動，穩定社會秩序的工作。六月十四日，火車東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圖外逃的群眾。
公安局採取了堅決的收容措施，這次逃港狂潮終於平息。但是，通過自由的香港媒體，已經傳播到全世界。
註解：
[註十九] 中共文昌縣委：《關於四級幹部擴大會議的總結報告》，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
[註二十] 原文如此，顯然是計算錯誤。
[註二十一] 吳南生：《關於合浦縣發生大量水腫死亡情況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五月四日于合浦。
[註二十二] 此節資料除另有註明外，取自《魚米之鄉的大逃亡——廣東三年大飢荒情況》， [新觀察/xgc2000.com] ；《揭秘四十三年前逃港風波 驚動周恩來總理》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http://www.ce.cn。
[註二十三] 《廣東省志•公安志》，廣東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一二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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