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0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六章富饒的饑饉
江蘇省位於中國東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遼闊、地勢低平、河網稠密、湖盪眾多為特徵。江蘇省因氣候適宜、資源豐富，歷來是中國最為富饒的省份之一。這裡是魚米之鄉，歷史上很少鬧飢荒。和其它省份相比，這個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較高。人們稱江蘇省為「富饒的寶地」。
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間，江蘇省這個富饒的地方也發生了嚴重的飢荒。當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山東等省相比，飢荒程度要輕一些，但廣大農民也遭受到嚴重的摧殘。
一 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一個比較穩當的人，也是一個熟悉「黨文化」的老練政治家。在毛澤東面前，他察言觀色、審時度世，估計不會帶來危險的情況下，有時還能擋住毛澤東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鬥爭中，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後還派彭真到江蘇傳達對江渭清「打招呼」，說江「右」。江渭清還是擋住了，在省、地、縣幾級主要領導中一個右派也沒有抓。全省抓了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九名右派，約佔全國右派分子總數的百分之二點四。（註一）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對他的「右」，對在毛澤東面前敢講真話的事，寫得繪聲繪色，對「三面紅旗」危害江蘇的事，也寫了一些，但在某種程度上有些淡化。從現存的檔案中反映，江蘇省在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大飢荒年代，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個別地方還發生了人吃人的事件。不過，與其它省相比，江蘇在大躍進中並無自己的「發明創造」。對中共中央不合理的指示，江渭清不直言頂撞，但會用婉轉的作法迴避極端。江蘇沒有興辦如甘肅引洮工程那樣耗資巨大、勞民傷財且毫無效益的超級水利工程，不僅沒有像有些等省那樣，揪出省級主要領導幹部作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靶子。反而保了上面要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省委常務書記劉順元。江蘇省在工農業中放的 「衛星」比較少、也比較小。由於江渭清和劉順元等人的作用，再加上江蘇自然條件優越，在大飢荒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率」比有些省份低。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在北京召開全面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江渭清在這次會上代表江蘇省委作了發言，發言的題目是《政治挂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他著重介紹了江蘇的「躍進」形勢，說全省廣大幹部、群眾已樹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躍進思想，以「苦幹、實幹、創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並列舉了當時的一些豪言壯語，諸如「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幹部能下海，我們能擒龍」；還有一些新編的順口溜：「志氣比天高，幹勁沖雲霄；掏干大海水，切斷荒山腰；就用這股勁，實現四十條」等，藉以說明江蘇人民勢如破竹、敢作敢為的精神。（註二）
五月八日，中共江蘇省委發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一個學習和宣傳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運動。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閉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馬上部署籌備召開江蘇省委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現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農業生產不能高速度發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可以自力更生大發展；三是大破了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註三）會議結束后，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鼓動大躍進的運動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二十萬人參加宣傳大躍進的活動。所有宣傳員、報告員全部出動，各種宣傳輿論工具積極配合，文藝、歌舞、曲藝、黑板報、牆報、標語、有線廣播、宣傳車、展覽會紛紛上陣。在強有力的政治鼓動下，工農商學兵和街道居委會全都行動起來，基層細胞進入了高度亢奮狀態。江蘇各個城鎮的職工、學生和居民紛紛上街，敲鑼打鼓。四月二十七日，南京市玄武區舉行「火炬歌唱大遊行」，數萬與會者齊聲高唱《東風壓倒西風》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載歌載舞，表示熱烈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當時人們確信大躍進可以帶來幸福，他們的這種態度是真誠的。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江渭清覺得，這樣的口號明顯過頭了，儘管在「大躍進」，還沒有這個物質基礎嘛！所以，當中央分管農村工作的譚震林副總理來南京視察工作時，江渭清向他說：「譚政委，光放開肚皮吃飯，不搞生產也不行，還要加一句：鼓足幹勁生產。」譚震林採納了江渭清的意見。後來的「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就是他視察江蘇「大躍進」以後提出來的。（註四）在「共產風」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剩餘」、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配，將社員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農具等統統收歸公社所有。全省組成了一百三十二個「民兵師」，農民實行了軍事化。在「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全省各地大辦公共食堂，農村絕大多數人都到食堂吃飯。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號下，盲目蠻幹到了離奇的程度，如「農田深耕」從幾尺到一兩尺，「試驗田」以白糖作肥料「奪高產」；密植「越密越好」發展到幾畝水稻移並在一起，以「並苗移栽」製造假「衛星」等等。（註五）
江蘇省的大躍進也是從興修水利開始的。江蘇省委要求實現「三年全省水利化」，在嚴寒刺骨的風雪中，數百萬群眾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奮戰。民工往往每天勞動長達十二-十五個小時，甚至更多。一九五八年三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調工程開工，這是當時江蘇歷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軍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三十四億土石方，如果包括農田水利部分，江蘇全年共完成三十四億土石方，相當於一九五七年的十三倍。（註六）
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聽各省省委第一書記的彙報，毛澤東一邊聽江渭清彙報，一邊插話。當江渭清講到江蘇今冬明春水利建設準備搞三億方時，毛插話說：「吳芝圃講搞三百億萬，我看得死三萬人；曾希聖講稿二百億方，我看得死二萬人；渭清講三億方，可以一個人不死。他們那是虛誇。」（註七）看來毛澤東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但江蘇不是搞三億方，而是搞了四十三億方。所以還是死了人。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表了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一九五八年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即比一九五七年產量五百三十五萬噸增加一倍而奮鬥。」
江渭清在參加北戴河會議期間，於八月二十日專門就大鍊鋼鐵問題同省委通了電話，提出了三點意見，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認真研究，堅決貫徹執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十五萬噸鋼的任務，按十八萬-二十萬噸的要求來保證完成，只准超過，一斤也不能減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個月了，各級領導決不能向困難低頭，鍊鋼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時加以解決。三是各地、市委第一書記，有鋼鐵生產任務的縣委第一書記，都要親自抓鋼鐵生產，農業由其他書記或常委去抓。這就是所謂「鋼鐵元帥升帳」。大鍊鋼鐵運動以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動的。
北戴河會議一結束，江渭清就趕回南京，進一步部署鋼鐵工作。當時，鋼鐵生產進展緩慢，連續幾個月都沒有完成預定任務。江渭清十分著急，他在九月二日召開的市委書記電話會議上強調，九月份一定要超額完成計劃，保證全月完成五點五萬到六萬噸生鐵和二萬噸鋼的生產任務。
當時形勢逼人。全國已有六個省日產生鐵一千噸以上，其中湖南達到三千噸，河南達到一點八萬噸，而江蘇才九百一十噸多一點。中央決定九月二十三日召開全國大鍊鋼鐵電話會議。江渭清急得沒有辦法，搶先召開地、市委書記電話會議，要求全省力爭在九月二十二日突破口產生鐵三千噸，二十九日放出個「大衛星」。什麼叫「大衛星」呢？當時，日產生鐵突破五千噸是「小衛星」，八千噸是「中衛星」，如果在國慶節那一天宣布江蘇日產生鐵突破一萬噸，這就是「大衛星」。
對於「大鍊鋼鐵」中大放「衛星」，任務一天比一天加碼，指標像天文數字一樣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領導人在思想深處是不贊成的，但又不好公開反對。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張治中、羅瑞卿、曾希聖陪同下來南京視察「大躍進」形勢，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彙報工作。毛主席在聽取彙報以後，指示他們要一手抓工業，一手抓農業，提醒他們不要因為大辦工業，放鬆了農業。同時，他又提出要江蘇搞一百萬噸鐵，問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說搞不到這麼多。事實上，群眾性「大鍊鋼鐵」效率低，質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費從一開始就十分明顯。所以江渭清又說，像這樣全民鍊鋼鐵，說句不好聽的話，叫「勞民傷財」。毛主席聽江渭清這麼回答，就說：「不談了，明天再談。」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書記處的幾位領導人都找去，說：「我要江蘇搞一百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你什麼意見？」劉順元愣了一下，回答說：「渭清同志是班長，班長怎麼說，我贊成。」毛主席就問：「惠浴宇，你什麼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志的意見。」毛主席又說：「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一百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你們也同意嗎？」見大家都不開口，毛澤東就問江渭清：「渭清，你還有什麼意見？」 江渭清說：「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一百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來檢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說：「好，就這麼辦。」（註八）
江渭清覺得，向毛主席、黨中央講真話，講確實存在的困難，這是應有的責任，但「大鍊鋼鐵」是當時全黨的大局。他這個第一書記不抓不行。為了爭取建國九周年到來之際，放出日產萬噸生鐵的「大衛星」，全省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都動員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幹部帶領群眾日夜奮戰，砍樹挖煤，找礦煉鐵，連鐵門鐵欄杆都拆下來煉鐵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鍋」。在所謂「小土群」齊上陣的口號下，堆起了數不清的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到處濃煙滾滾，火光衝天。《新華日報》有個報導：九月三十日「三萬座土洋高爐烈火漫天，四百萬鋼鐵大軍激戰爐前」。據統計，當時全省一度動員了將近七百萬人鍊鋼鐵，不僅有整勞力，而且有半勞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國慶前夕，終於放出了日產生鐵一萬零七十三 噸、燒結鐵四千多噸的「高產衛星」，成為全國九個「萬噸省」之一。（註九）
如此不惜代價地「大鍊鋼鐵」，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事後江渭清算了一筆帳，一九五八年「大鍊鋼鐵」中，全省高爐利用係數平均只有零點五左右，煉一噸鐵需耗煤五六噸至七八噸，煉出的鐵許多不合格，鋼大部分是土鋼，根本不能用。所建上萬座小高爐，只有個別的保留下來。直接經濟損失更是驚人。全省土法鍊鋼煉鐵共計虧損一萬四千一百零九點六萬元，省里補助九千萬元，其餘部分均由各地從地方財政中抽錢填補。（註十）
為了實現「生活集體化」，全省一度辦起三十萬個食堂，在食堂吃飯的占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當時，中共江蘇省委已經發現，這樣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難，浪費甚大，弊端甚多。還在一九五九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區提出的經過群眾討論、本著自願的原則，可以把口糧分發到戶，實行社員回家自炊自吃的辦法。但是，廬山會議以後，颳起新的「共產風」，把這些做法當成「右傾」，加以批判。一些停辦的食堂，被迫重新開伙。一九六零年春統計，全省共有農村公共食堂十六點八萬個，參加農戶四十八萬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五。（註十一）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懷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慶施在廬山會議結束時，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評劉順元，暗示劉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劉順元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家，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他被派往被蘇軍佔領的旅大任副書記、第二書記。當時的蘇軍橫行霸道，軍紀極差，強姦婦女，搶劫財物，蘇軍領導人則是大國沙文主義。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劉順元多次抵制了蘇軍的惡劣行為。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旅大蘇軍總司令宣布將劉順元「驅逐出境」，並被帶上了「反蘇」的帽子。一九四八年八月，劉順元任濟南市委書記兼濟南警備區政委。斯大林得知劉順元還擔任要職，十分不滿。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他說：「你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時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你們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後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劉少奇回國后令劉順元寫了檢討，並降三級使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以後，劉少奇找到了劉順元，並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任命他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務書記。（註十二）
劉順元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是積極並充滿熱情的。後來，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氣越來越壞，很有意見，曾經公開批評過「三六九幹部」、「風馬牛幹部」。「三六九幹部」是指不幹實事，只會在嘴上賣弄「三面紅旗」、「六億人民」、「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幹部；「風馬牛幹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馬的幹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那裡，所以柯想批判劉順元。江渭清沒有按照柯慶施的意見辦，他向柯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麼，不能憑一句兩句話就說有什麼問題。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麼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樣應付過去了。當年秋天，毛主席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負責人，並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江渭清向毛彙報說：我們有「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一九五八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躍進，而是反對浮夸虛假。這樣，從江蘇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划「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黨員幹部，被划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等二百五十四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百分之零點二，比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佔百分之二的估計少得多。（註十三）
但是，大勢所趨，全省從上到下還是層層搞了「反右傾」運動，進入大躍進第三年，即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零年春夏，在煞「五風」時開始制止的「左」的錯誤做法、浮夸不實的口號，又重新出現。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內實現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實踐中證明行不通的農村公共食堂又被視作「有助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還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工業方面一度下調過高的指標，被批為「右傾」；農業指標則由下調變為上調，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樣，「爭上游，創奇迹」，「競賽評比打擂台，現場會議插紅旗」，不顧實際，盲目蠻幹。
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的實際結果是，一九六零年農業全面減產。全省原計劃一九六零年糧食總產三百八十億至四百億斤，實際只完成一百九十一點九六億斤，比上年減少六點五八億斤，還低於一九五二年一百九十九點五億斤的水平；棉花六百萬擔，實際只完成二百四十八點五萬擔，比上年減少九十三點一萬擔，低於一九五三年二百九十四萬擔的水平；鋼鐵、原煤等，均遠未達到計劃指標。（註十四）
由於高估產、高徵購，從一九五九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一九六零年春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二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共有十二點六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農村外流人口達十四點八萬餘人。到六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八十九點二萬餘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寶應縣為例。從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四月，該縣先後死亡三萬五千三百九十一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六點二。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九百二十七名，其中死嬰一百五十三名。（註十五）
註解：
[註一]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一五-四一七頁。
[註二] 江渭清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政治挂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
[註三] 中共江蘇省委：《關於學習和宣傳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報告和決議的通知》，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
[註四]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三一頁。
[註五]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第四三一-四三二頁。
[註六] 高華：《「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為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第八期（總第四十八期）。
[註七] 在武漢召集的華東和中南地區省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插話摘要》，一九五八年四月一-九日。
[註八]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第四二六-四二七頁。
[註九] 同上。
[註十] 同上，第四二七-四二八頁。
[註十一] 同上，第四五四頁。
[註十二] 潘祝平：《劉順元事件與中蘇關係》，《炎黃春秋》，二零零四年第六期。
[註十三]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第四四六-四四七頁。
[註十四] 同上，第四四八頁。
[註十五] 同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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