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三十一）

【新唐人2013年12月19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守著糧庫餓死人

糧食減產、過重的徵購任務和「五風」的折磨，使得吉林省這個富饒的省份，也發生了飢荒。

一九六一年春，由於浮腫病人不斷增多，省衛生廳派醫療隊到洮安縣福順人民公社的福安管理區和德順人民公社的全保管理區救治。這裏社員體質很弱。自一九六零年十月以來，大量發生浮腫病。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至九日，醫療隊在這兩個管理區按門逐戶進行了檢查，共檢查了一千四百五十七人，發現浮腫病三百二十二人，占被檢查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一。福安管理區共有勞動力一百八十七人（女八十六人），就有八十四人（女四十四人）患浮腫病，占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四。福安區被查出的一百五十五個浮腫病人中，初發者六十四人，占發病數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三，其中較重者七人；時腫時消逐漸惡化的八十六人，占發病數的百分之五十五點四，其中較重、體力非常衰弱者二十五人，已有腹水或消腫后乾瘦、身體極度衰弱者五人，占發病人數的百分之三點二。入冬以來，福安管理區死亡十二人。經調查除其中五人因年老體衰或患其它疾病死亡外，四人是浮腫合併其它疾病死亡，三人純是浮腫后腹水或乾瘦而死。范海庭，五十九歲，患浮腫后消瘦，死前一天晚上精神還好，第二天突然死亡。王進城，三十六歲，患浮腫后乾瘦，死的前一天產野外拾柴，第二天突然死亡。于留柱，五十二歲，也是患浮腫病後消瘦死亡。（註三十五）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中共延邊州委幹部何建中從延邊打電話向州委富書記彙報說（蘭干亭記錄），在延邊，二月上旬統計的浮腫病有一萬多人，圖們鎮浮腫病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延吉縣朝陽公社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五，有些學校、機關占的比重更大，醫學院佔百分之十五，州報社佔百分之十。在三千八百九十九名婦女幹部中調查，患婦女病的就有一千一百五十四名，占被調查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九點六。延邊地區各市、縣除敦化外，群眾都在剝榆樹皮吃，把樹榦中間的一段剝光。目前公路、鐵路沿線以及村子周圍，大部分榆樹皮都被剝光。（註三十六）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吉林省衛生廳黨組報告，根據省衛生廳工作組到吉林、通化、四平、白城等地區的檢查和從部分地區的工作報告看，目前全省農村浮腫病的情況仍很嚴重，部分地區病情還有發展。有些浮腫病人時消時腫，由輕轉重或呈乾瘦狀態，重病人日漸增多。一般地區重病人占現有浮腫病人總數的百分之二左右，重病區的重病人占病人總數的百分之六以上，並繼續發生死亡現象。此外，全省患子宮脫垂的病人約兩萬多人，閉經病的發病率約為農村青壯年婦女的百分之零點五-百分之三。（註三十七）另據典型調查推算，一九六一年六月全省農村重症浮腫病人，約三萬人左右。省委發出通知，要加緊對這部分人治療。（註三十八）這個數可能偏小，懷德縣一九六一年七月下旬有浮腫病人一萬人，其中重度的有一千三百四十八人，浮腫人數還有上升之勢。（註三十九）吉林省當時有四十三個縣，懷德縣的人口和災情處於中等情況，按這個縣的情況推向全省，重度腫病人應當有五、六萬人。

浮腫病不僅發生在農村，城鎮也出現不少。據吉林省衛生部門資料，自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吉林市全市（缺船營區）發現浮腫病人四千一百七十九人(市內三千八百七十四人，外縣三百零五人)。主要情況是：一）城鄉、機關、學校、工礦、企業、飲食行業、地段居民中均有發生。據二十一個單位調查，只有三個單位沒有發現。患者性別無差別，壯年比例較大，壯年占患者總數的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二）部分單位發病率比高。據二十一個單位調查，有四個單位達百分之五以上。最嚴重的是市實驗小學，佔百分之三十。在一部分重體力勞動工人當中，比重較大；三）從發展趨勢來看，從十一月起到十二月有顯著上升。據吉林鐵路醫院就診人數統計，十一月下旬為三百一十三人，到十二月上旬就發展到五百五十人，到十二月中旬則發展到七百八十人；四）浮腫患者的癥狀是：下肢及顏面有不同程度的浮腫，全身軟弱無力、頭昏、面緊、多尿（一夜可達四、五次甚至有尿急現象）等。個別患者出現昏迷，但從全市情況看，還沒有發現因浮腫致死的情況。（註四十）

一九六零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省直機關共發生不同程度的浮腫病人九百七十六名，省直醫院採取積極措施先後治愈二百四十六名。發病較高的單位有人民檢察院占職工總數的百分之八十點九；衛生廳，佔百分之六十一；機械工業廳，佔百分之四十九；省委組織部、輕工業廳，佔百分之四十八。發病率較低的單位：新華社，百分之五點九；財政廳，百分之七點七。（註四十一）

吉林雖然也出現了飢餓和浮腫病，雖然有個別餓死人的記錄，但還沒有發現大批餓死人的歷史檔案。據官方公布的人口統計資料計算，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有十二點七八萬人，另有因營養不足少出生人口四十三點三二萬人，詳見表五•二 。與有些省份相比，吉林的飢荒顯然要輕得多。

【資料來源】《中國人口•吉林》

【註】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的計算方法和計算過程參見「大飢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

在大飢荒期間，吉林面臨另一個突出問題是「自由流動人口」。吉林是豐饒之地，自然是山東、河北等地「闖關東」人們的首選。大飢荒年代，「闖關東」的人會更多一些。據新華社吉林分社老記者向本書作者介紹，一九六零年進入吉林的流動人口最多，但我沒有找到這一年的資料。一九六一年關內飢荒有所緩解，但也有相當多的人口流向吉林。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吉林省公安廳和民政廳聯合向省委報告說，今年以來，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動人口有二十三萬人，其中流入城市經過收容遣送的有四萬八千七百多人，流入農村、礦區的有十八萬多人。在收容的四萬八千七百人當中，關內各省有二萬三千多人，東三省的二萬五千七百人。關內人當中，山東人佔百分之六十。從黑龍江省和遼寧省流入吉林的，遼寧人最多。流入農村、礦區的十八萬多人多數是攜帶家眷投親靠友的農民。（註四十二）中共吉林省委十一月十三日批轉這個報告，要求嚴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動。並說：「當前我省正是嚴冬季節，對逃荒來的災民，需救助者，都要適當予以照顧，不能餓死凍死人，不要怕因為這樣做會招引來的人更多」。（註四十三）吉林省這個態度使不少流民免於凍餓而死。不過，據新華社吉林分社老記者回憶，當年還是有一些流民凍死在冰雪之中。他們的記憶是有據可查的。僅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到二月八日，在瀋陽鐵路局長春管區內，就死亡三十八名。（註四十四）關內流入到吉林的人口多，吉林流出的人口也不少。據中共四平地委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五日報告，自一九六零年二月以來，該區雙遼及懷德、梨樹、伊通的少數公社，先後發生了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況。據五月二十一日統計，總計外流四萬五千三百一十四人，其中男女勞動力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人。這些人大部分流到黑龍江、內蒙和吉林省其它縣（與此同時，從外地流入的人口為一萬九千二百六十三人）。外流人口中，不僅有社員，還有幹部、黨員、團員。據卧虎公社統計，外流人口中有隊長以上幹部五十一人，黨員五十二人，團員一百四十五人。外流原因主要是吃不飽。有的生產隊每人每天只有四、五兩口糧。（註四十五）對寒冷的吉林來說，四、五兩口糧不到七百千卡的熱量，生存是很困難的。延吉縣也發生過人口大批外流的情況。

為了解決流動人口問題，一些流動人口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違法亂紀，打罵、體罰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三十一名幹部中就有十九人打罵體罰過流民。有拳打、腳踢、擰耳朵、竹條抽、木棒打、扒光衣服推到屋外凍等十幾種刑罰。有的把人打得口鼻流血、頭破血流！凡是進四平收容站的必須直腰對面坐著，不許亂動。書記、站長、管理人員看見誰不順眼就打。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擁擠，六點六平方米的房間住七十二人，男女老少擠居一室，不讓活動，不讓出門，不讓曬太陽。被收容者在屋裡大小便，虱子成群滾成蛋。由於環境太惡劣，十一月份三天就死了五人。（註四十六）

四 吳德小心翼翼地「踩鋼絲」

面對一九五八年以來複雜的政治經濟情況，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及其同僚們小心翼翼地「踩鋼絲」：在貫徹落實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時，儘可能不過分地傷及農民利益；在解決農村困難、保持管區的社會穩定時，千方百計地維護「三面紅旗」。

一九五八年以來，吳德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一再表示，「人民公社是實現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我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這是我們黨運用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同全國一樣，吉林省在一九五八年的工農業生產和其它各個戰線都出現了一個大躍進的形勢」。所以，吉林省在公社化、大辦鋼鐵、深翻土地、密植等諸多方面，都是很積極的。但是，在這些方面，吉林省沒有新的創造，在《人民日報》上報道吉林的新聞也不很突出。當「三面紅旗」的問題暴露以後，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糾偏措施，吉林省也積極跟著中共中央糾偏，但在糾偏的同時，吳德們還是小心地維護「三面紅旗」。

對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冬天到一九五九年春天的一系列糾正「五風」的措施，吉林省貫徹得比較認真。從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七月（廬山會議之前），吉林省進行了整社工作。從一月到三月，主要是貫徹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一九五九年三月到七 月，省里開了六級幹部會議、縣裡開了五級幹部會議，公社也開了社員代表大會，揭露批評了「五風」，落實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包產落實」、「分配社員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等指示。對「一平二調」的財產，也進行了清算，並退賠了一部分。這些措施，落實了包產單位部分所有制問題，調整了生產和生活方面大集體和小私有的關係。在整社中也退回了農村幹部貪污和挪用公款的一小部分。

省委在糾正一九五八年錯誤時，特別注意維護「三面紅旗」。吳德在六級幹部會議的總結發言中強調：「我們在估計本省情況時，首先必須肯定一九五八年的巨大躍進，必須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必須肯定廣大群眾和廣大幹部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高度熱情和高度積極性。如果有誰企圖否認這些，誰就是違背最明顯的事實，誰就是否認了全省人民和廣大幹部的努力，他就一定要遭到廣大群眾的堅決駁斥。」（註四十七）

在大辦食堂和實行供給制的問題上，對一九五八年的過激問題也有所糾正。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中共吉林省委發布文件（註四十八），對農村人民公社的供給制和公共食堂提出了比較寬鬆的政策。首先調整了供給制，提出一九五九年不搞供給制。文件認為，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後，吉林省絕大部分人民公社，都實行了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製度。有些公社由於供給制占的比例過大，影響按勞分配原則的執行，因而影響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到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共吉林省委認為，大多數公社供給制的部分仍然過大。一般的供給部分佔社員分配部分的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少數公社佔百分之八十左右。因此，凡是供給部分所佔比重過大的地方，應當進一步調整。調整一九五八年工資部分和供給部分的比例：工資部分應佔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左右，供給部分佔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左右。在這個原則下，條件好的可以採取伙食供給制，條件差的可以不實行供給制。一九五九年秋收分配中，如果還要繼續實行供給制的，供給部分應不超過百分之三十左右。凡是實行供給制的地方，為了約束二流子、懶漢，經過社員民主討論，可以實行「定工吃飯，曠工繳飯錢」的辦法，或實行「基本伙食工分」的辦法。

這個文件對公共食堂的問題看得比較早，而且提出了更為寬鬆的辦法。按照中央「公共食堂必須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原則，認真整頓公共食堂，必須真正達到節約勞動力的目的。就全省廣大社員群眾的要求來看，以辦勞動力食堂為最好，並且靈活著辦，春耕、夏鋤、秋收三大忙季可以辦，其它季節可以少辦或不辦。凡是家無輔助勞動力做飯要求在食堂吃飯的，一定要把食堂辦好；凡是有輔助勞動力做飯而要求退出食堂的，應允許退出。食堂規模過大的，可以適當縮小。

這個文件承認，辦「全民食堂」矛盾較多：一是社員家庭沒有泔水，養豬有困難；二是食堂只能按勞動力的情況做飯，很難照顧到老幼病人的需要。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飯，使社員的伙食水平趨於平均了，吃細糧多了，收入少的社員顧不上穿；吃粗糧多了，收入多的社員有意見。四是在糧食困難的情況下，在家吃飯可以摻上一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勞動的人吃乾飯，不勞動的人吃稀飯，在食堂就有困難。五是我省氣候較冷，一年四季都得燒炕，辦全民食堂也得燒「兩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強堅持。不論辦什麼食堂，口糧都應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願意到食堂吃飯的，再把糧食交給食堂。其它很多省強調口糧指標到戶，糧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糧分到戶，顯然對農民有利。

一九六零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廣了貴州省大辦公共食堂的經驗、強調必須堅決辦好公共食堂。此時，吉林省也同全國一樣，宣傳「公共食堂是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重要陣地，要不斷地鞏固、壯大」，同時還繼續強調：「我省冬季較長，氣候寒冷，農村居住分散，給辦常年的、全民的較大的食堂，帶來一定困難。為了適應客觀條件，照顧群眾習慣，目前，對全民食堂不宜要求過嚴，應採取靈活的方式，可以辦大一點的，也可辦小一點的；還可以平日集中辦，冬季分散辦（伙食小組）。」（註四十九）

到了一九六一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絕大多數是勞動力食堂，只有在農忙時勞動力在這裏吃飯，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飯，全民食堂基本停辦了。吳德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在現有條件下，全民食堂已經證明行不通，仍在堅持的極少。現有的食堂，許多辦得不合群眾的意願，存在的主要總是：管理不善，費柴、費人、費錢；『百斤糧不頂百斤吃』；有平均主義；影響社員家庭飼養業的發展；『吃飯不自由』。」但他在信中又說，我們調查了兩個山區的食堂，單身漢、沒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婦、五保戶，這幾類戶百分之九十要求堅持辦常年食堂。「看來，由於情況不同，群眾要求不同，所以食堂辦不辦，怎麼辦，都應由當地群眾討論決定，不好『一刀切』。」（註五十）請注意，吳德這封信發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一]三二三號文件之後。這個中央文件是四月二十六日發的，其內容是毛澤東批轉胡喬木的湖南調查，是準備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時，有些省委書記也送上來自己的調查報告，相當多的省委書記主張解散公共食堂。吳德對是否解散公共食堂顯得有點曖昧。聰明的吳德知道，毛澤東從心底里是愛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問題上曖昧一點，會給毛澤東一個好的感覺。這正是吳德踩鋼絲的技巧所在。

在貫徹落實「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中，吉林也比較徹底。和全國各地一樣，一九五八年以來，吉林省的職工人數和城鎮人口增長幅度過快。一九六零年八月，全民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的職工增加到一百七十萬人，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九十五點六萬人，增了一點二八倍。另外還有城鄉公社辦的工業增加的職工十九點六萬人。由於農業勞動力大量進入工業，農村從事糧食生產的勞動力，一九五八年每人擔負耕地二十六點四畝，一九六零年擔負三十六點五畝。因此，根據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實際情況，吉林計劃精簡職工十五-十八萬人，從城市壓縮三十一萬到三十四萬職工回農村。（註五十一）在以後的兩年內，吉林繼續下放城鎮人口，總的下放指標是八十一點二萬人，實際下放九十八萬人。（註五十二）

註解：

[註三十四]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張士英致吳德、趙林並省委書記處的信：《撫松縣發展人蔘生產問題的報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

[註三十五] 吉林省衛生廳黨組：《關於洮安縣兩個管理區發生浮腫病情況的調查報告》，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

[註三十六] 電話記錄：來電話機關及講話人：何建中同志，主送農工部，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晚，蘭干亭記錄，中共吉林省委辦公廳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印發。

[註三十七] 吉林省衛生廳黨組：《關於防治當前幾中主要疾病的報告》，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

[註三十八] 中共吉林省委文件，吉發 [六一] 二七八號：《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迅速搶治重型浮腫病人的緊急通知》。

[註三十九] 阮泊生：《懷德縣當前生產及生活安排方面的情況彙報》，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吉林省委辦公廳電話記錄稿，共印十三份。

[註四十] 中共吉林市委：《關於當前浮腫病情況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吉林省委文件，吉發[六一]四號。

[註四十一] 此比例似乎應有這麼高，但檔案是這麼記載的。

[註四十二] 吉林省公安廳黨組、吉林省民政廳黨組：《關於堅決制止自由流動人口的意見報告》，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

[註四十三] 中共吉林省委文件，吉發 [六一] 四六二號。

[註四十四] 中共吉林省委：《關於防止旅客非正常死亡情況的報告》，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

[註四十五] 中共四平地委：《關於雙遼縣發生農村人口盲目外流情況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五日。

[註四十六] 《省委批轉公安廳工作組關於四平收容遣送站違法亂紀情況的報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吉林省委文件，吉發 [六二] 三號。

[註四十七] 吳德：《吉林省六級幹部會議總結》，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註四十八] 《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調整農村人民公社工資制與供給制的比例和整頓公共食堂的指示》，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中共吉林省委文件，吉發 [五九] 一五二號。

[註四十九] 吉林省副省長王奐如在中國共產黨吉林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關於安排農村人民生活問題》，一九六零年二月二十日

[註五十] 《吳德同志寫給主席的第二封信》，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

[註五十一] 中共吉林省委：《關於精簡職工、調整安排勞動力和壓縮城市人口支援農業生產戰線的意見》，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吉林省委文件，吉發 [六零] 四八九號。

[註五十二] 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吉林省志》，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二零六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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