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3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跳出三縣看安徽
介紹了三個縣的飢荒情況，再看一看安徽省當年的全貌。
安徽是毛澤東重視的地方，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到安徽視察，從《人民日報》的報道中，可以看到當時領導人對共產主義的熱衷。人民日報記者記述了當時的情況。對毛澤東活動的報道是要經過中央、甚至毛澤東本人審批以後才能發表的。這則報道是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等當時的思想狀況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農業和茶葉生產都有很大發展，今年的糧食總產量預計可達七千二百萬斤，平均畝產一千六百斤，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八，每人平均有糧一千九百斤，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六 。這個公社辦公共食堂以後，已經實現了吃飯不要錢。毛主席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可以辦到，其它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了。」曾希聖同志告訴毛主席說，舒茶人民公社八千六百戶現已養豬三萬二千頭，現在這個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豬肉，將來全社計劃養豬六萬頭，如果吃一半，賣一半，這樣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兩豬肉。曾希聖同志說：這個公社的食堂目前還不供給蔬菜，由社員自帶蔬菜吃，將來也是要供給蔬菜的。毛主席聽了很高興，指示說：「人民公社將來要集中種蔬菜，種蔬菜也要專業化。」（註八十四）
毛澤東在這裏談到人民公社要實行供給制，吃飯、穿衣都不要錢。這對幾輩子缺衣少食的農民來說，是多麼大的鼓舞！基層幹部認為自己要親手建成共產主義，感到無比自豪。
人們急切地希望早日實現共產主義，急切地希望將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將私有財產變為公有財產。既然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消滅私有制一定是正義之舉。「共產風」就是這樣刮起來的。而率先反對「共產風」的幹部就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治淮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劉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傾使「五風」迅速蔓延。
（一）「五風」是怎樣摧殘農民的？
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是全國的普遍現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一九五八年的安徽可謂意氣風發。
這一年安徽部分地區發生旱災，《安徽日報》頭版通欄標題是「端起巢湖當水瓢，哪方乾旱哪方澆」，大話說得沒邊兒。一九五七年秋，淮北水利建設動工，按當時的能力，整個水利工程每年只能完成四億方土，計劃用十年時間，完成四十億立方任務，基本解決淮北水旱災害。開工以後，省委制定了一個冬春完成八億方土的計劃。據當時報紙報道，這個任務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過了一個月，第二個八億方土的任務又完成了。一九五八年二月，省委又下達了第三個八億方土的任務。為此，《安徽日報》發表了《八億，八億，再八億》的文章。文章寫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縛蛟龍。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個、兩個、三個八億土方算得什麼！」可見口氣之大。
在這五風中，「共產風」處於靈魂地位。它是其它「四風」的出發點，也是其它「四風」的認識依據。
所謂有「共產風」，就是農村基層幹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歲到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幹部）搞的一種群體性、強制性的行動，他們將私人和小集體的財產無償變為大集體的財產。當時的說法是「一平二調」，即從小集體和農民家庭中，無償拿走各種財產（物資、資金、勞動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滿足興辦公共事業（如辦公共食堂，辦養老院，幼兒園、辦學校，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大鍊鋼鐵等）的需要。既然「一平二調」是為了興辦公共事業，又消滅了私有財產，因此，搞「一平二調」的人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他們不僅不負疚，還有一種自豪感。
在安徽，共產風像其它各省一樣，是從一九五八年刮起來的。毛澤東在安徽講供給制無疑會給這股風增加了動力。
一九五九年蚌埠大辦土機床，沒有原材料，就讓社員將家裡的門板、門框、板凳、甚至連棺材都拿去做機床架子。做出來的土機床全是廢品。一九六零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區五個公社建立十五個萬頭養豬場，每個大隊建立一個千頭養豬場，每個生產隊建立一個百頭養豬場，還要建立若干個養雞場、養鴨場。為此，強迫社員交出自己家庭的豬羊雞鴨，還強迫社員搬家拆房蓋豬圈。結果，集中起來的豬羊雞鴨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數幹部偷吃偷賣了。（註八十五）
和「共產風」相關的是「浮夸風」。浮夸風就是吹牛說假話成風。這種說假話的風氣是強大的政治壓力的產物，也與當時全社會的氣氛有關。明眼人一看就會知道，《人民日報》關於毛澤東在安徽活動的報道，其中說的糧食產量和養豬數量顯然是浮夸的。曾希聖明目張胆地向毛澤東說假話，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這種假話在《人民日報》上登出來，對各地幹部當然會起到不好的示範作用。各地、縣在省委的壓力下，說假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九六一年三月，蚌埠市委書記程光華代表市委在三級幹部會議上的檢查報告中談到浮夸風時說：「我市盲目趕風頭的現象是很嚴重的，甚到為趕風頭而造假。一九五八年，看到其它地方放了糧食高產『衛星』，我們郊區也假造了一塊『衛星田』，將三畝半稻子移栽到六厘面積的稻田裡，實際畝產只有二百斤，卻吹噓為一萬一千斤，並拍了照片，開了現場會，登了報紙。……我們提出『人家有的我們要有，人家沒有的我們也要有』，組織幹部翻閱種種報紙，尋找新鮮報道，並派出幹部常年在外地取經，強調『先進經驗不過夜』，聽到風就是雨，看到其它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問需要，就盲目跟著幹起來，就造成了嚴重的浮夸風。」（註八十六）程光華的話反映了當時幹部們的心態。
既然糧食產量這麼高，徵購任務也就相應地高了。而實際情況是，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糧食產量農年下降，徵購任務逐年提高，農民口糧逐年減少。
| 項目 | 一九五七 | 一九五八 | 一九五九 | 一九六零 | 一九六一 |
| 產量（億斤） | |||||
| 原糧 | 二百零四点零零 | 一百八十四点零零 | 一百四十七点零零 | 一百五十点四八 | 一百二十一点七五 |
| 貿易糧 | 一百七十七点三九 | 一百六十点零零 | 一百二十七点八二 | 一百三十点八五 | 一百零五点八七 |
| 徵購(億斤) | 六十八点四二 | 五十八点四七 | 五十七点零九 | 三十五点零六 | 二十五点六八 |
| 銷售(億斤) | 四十点九五 | 五十九点一零 | 五十点六七 | 三十二点四四 | 二十三点一六 |
| 凈擁有(億斤) | 一百四十九点九二 | 一百六十点六三 | 一百二十一点四零 | 一百二十八点二三 | 一百零三点三五 |
| 總人口(萬) | 三千三百五十六点零零 | 三千四百二十六点七零 | 三千四百四十五点五零 | 三千零八十五点六零 | 二千九百八十七点七零 |
| 人均凈擁有(斤) | 四百四十六点七二 | 四百六十八点七六 | 三百五十二点三四 | 四百一十五点五七 | 三百四十五点九二 |
【資料來源】產量、徵購、銷售數據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安徽》。
【註】表中糧食產量為生產年度，購銷為糧食年度。
表四•二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從人均凈擁有量來看，人均口糧（貿易糧）：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為三百一十二點七斤，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為三百一十二點七斤；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度為二百四十六點六四斤；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度為二百九十一斤；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度為二百四十二點一斤。這裡是平均數，由於壓農村、保城市，農民人均口糧比這個數少得多。再加上層層剋扣，農民吃到口裡就更少了。不過，雖然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數字最小，但這時曾希聖放開了政策（包產到戶，三邊地），農民實際掌握的糧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飢餓從一九五八年冬天就開始了，一九五九年春天已經很嚴重了。可悲的是，廣大農民因飢餓瀕於死亡，而從省委到中央還不相信農村沒有糧食。一九五九年，《經濟消息》（註八十七）第九期發表了安徽省的一篇文章，題為「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文章一開頭就說：
安徽省委工作組最近對桐城縣鬧糧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材料表明，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安徽省委認為，桐城縣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況，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糧食工作。
這篇文章援引調查報告的材料說：「所謂糧食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特別是基層幹部的思想問題。原來各農業社瞞產私分的現象非常普遍，且瞞產數字很大，花樣也很多。有的生產隊平均畝產一千七百斤，只報七百斤，有的搞秘密倉庫，一個生產隊在一夾壁牆中藏糧三萬斤，另一個生產隊把五萬四千斤糧食藏在稻草堆里；有的幹部帶頭集體私分，有一個生產小隊每戶分糧二百斤。」
文章列舉了大量的「瞞產私分」的情況以後寫道：
什麼基層幹部普遍瞞產和帶頭鬧糧呢？據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後，由於宣傳工作沒做好，一些（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數，或者全體－－毛澤東注）基層幹部和群眾以為「成立公社以後一切都要歸公」，再加上賣糧時採取了「小社賣糧，大社結帳」的辦法，使小社到賣糧以後糧錢兩空；某些公社又對增產的大隊幾次追加徵購任務，使基層幹部對統購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幾怕：一怕實行「三包」辦法，由公社統一分配；二怕報實產量會追加徵購任務；三怕春荒時公社在各隊間調劑餘缺；四怕自己報實產量而別人不報，自己隊吃虧。這樣，瞞產私分就成了普遍現象。至於吃糠，吃菜，叫喊沒有糧食吃，只是一種以攻為守的辦法，目的在於希望不再追加他們的徵購任務。
文章接著講，在做好宣傳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後，「不到一個星期，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原來停伙的食堂恢復了起來，原來吃糠吃菜的又變成了兩干一稀，暗倉變成了明倉，幹部群眾鬧糧變成了議論豐收，無精打采變成了興高采烈，田野里又開始出現了紅旗招展熱火朝天的局面。」
毛澤東真是相信了這篇奇文中講的情況。相信瞞產私分，相信農村糧食很多。他比一般幹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論事地反對「瞞產私分」，而是從所有制上找原因。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語：
政策是對的，理由沒有說清楚。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一九五八年如此，一九五九年及往後幾年還是如此。要翻過來，變為基本社有、部分隊有制，需要多年時間，這是一個由小集體所有制（隊有）到大集體所有制（社有）的逐步發展過程。不認識這個客觀真理，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不能說服人。（註八十八）
這篇文章，加上毛澤東的按語，轉發全國。雖然對抑制「一大二公」的「共產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使全國各地的高層幹部對糧食形勢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加強了全國各地對農民的反瞞產私分的鬥爭，從而加劇了農村的飢餓。死人越來越多。
一九六零年安徽農村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我的一位老同事、現在和我同住在一座樓里的陳大斌，他的家鄉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這樣描述當時他家鄉情景的：
一九六零年，我正在鄰省上大學。春節前收到父親的一封信，他再三告誡我：「千萬不要回家過年！」我想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鄉出了什麼變故吧！可是，即使我從最壞處著想，也沒想到會出現那種局面！
半年後我回到故鄉，簡直是被嚇呆了！下了火車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廢了，挖了深坎橫溝，長滿荒草荊棘；而新路沒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一條條深溝，一道道土嶺…..綠油油的故鄉大平原被挖得遍體鱗傷，成了「人造丘陵」！
還沒進村，遠遠地就看到了村裡的塌屋和斷牆，過去村裡里三層外三層密密匝匝的綠樹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許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鄉的人呢？許多看著我長大的前輩們，甚至有一些同輩人，包括我的一些親友在內，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餓死，母親逃往准南，嬸嬸帶著幾個孩子逃往寧夏，父親躲過這場大劫，吃草末樹葉作下了胃病，幾年後腸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來，我家的災難還算輕的，村裡好些正是壯年、青年人都餓死了。有幾戶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絕。……
夜間，我躺在沒有一棵樹木、院牆幾乎倒盡的空空蕩蕩的院子里，獃獃地望著滿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里死一樣的寂靜，偶爾有什麼聲響，父親告訴我，那是野狐子在躥，人煙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裡亂跑……
這就是「大躍進」之後的農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蕪，村莊破敗……（註八十九）
與群眾大批因飢餓而死相對應的是，幹部們卻照樣享樂。留下來資料是這樣記載的：
「曾慶梅到蚌埠檢查工作時，一到蚌埠就要跳舞，還以書記的名義讓女演員連夜學跳舞陪伴。當時蚌埠已經有餓死人的現象，影響很壞。」
曾慶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監委書記。主管黨紀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員就更放肆了。
「一九六零年安徽省出了這麼嚴重的問題，地委卻抽了許多人去蓋賓館。中秋節時，街上餓死人，而地委、縣委書記卻在交際處大擺酒席，不是星期天也辦舞會，找人去跳舞，吃夜宴。」（註九十）
既然刮「共產風」的人們有一種「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麼，對於他認為阻礙這個偉大目標實現的人，進行無情打擊，當然也是天經地義的。基層幹部素質本來很差，有了這種為了共產主義而橫掃一切的心態，什麼極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對共產風不滿、或有與共產主義風格相反的行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監委書記曾慶梅一九六零年八月四日的一份報告（註九十一）反映了一個公社幹部迫害農民的情況。蕭縣馬井公社有專業組長以上的各級幹部九百零九人（公社一級三十四人，大隊一級一百六十一人，生產隊一級四百零三人，專業組一級三百一十一人），據揭發的材料統計，犯有不同程度的違法亂紀錯誤的幹部有三百六十八人，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四十點五。其中，公社幹部違法亂紀的佔百分之三十三，大隊幹部違法亂紀佔百分之六十四，生產隊幹部違法亂紀的佔百分之五十點四。違法亂紀的具體表現是：
捆綁、吊打、關押、體罰群眾。據不完全統計，全社被捆綁、吊打、關押的有一千零二十六人，佔全社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八。打人的花樣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讓人自己打自己，讓人互相打，帶驢籠嘴，冷水澆頭，等十多種。更加瘋狂的是以下刑罰：
活埋人。郝庄大隊黨支部書記王保民今年春天埋過五個小孩，土埋齊腰深，社員苦苦哀求才扒出來。
用針剌。范庄大隊黨支部書記胡念堂麥收前發現兩個十多歲小孩在地里吃豌豆秧，因為這兩個小孩太瘦，身上無肉，就用針剌耳朵。
脫女人褲子。陳坡生產隊隊長吳某看到社員陳徐氏搓了幾穗麥子偷放在褲腰裡，吳即當眾把陳徐氏的褲子撕掉，陳徐氏羞得當場投河，被救回家後晚上自縊身死。
讓社員吃屎。郝庄大隊郝庄生產隊社員郝明良在地里摘了幾根豆角吃，支部書記硬逼他吃下一塊牛屎，吃下去后還逼郝說「牛屎好吃，又香又甜」。
扒灶砸鍋。不準社員在家生火做吃的。據不完全統計，僅生產隊幹部直接砸鍋的就有一百五十一人，共砸鍋二百三十四口。
扣飯。據不完全統計，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飯的就有五百三十七戶、一千五百五十八人，其中因扣飯而餓死多人。有的還採用「一人犯錯，全家扣飯」、「一戶犯錯，鄰近四戶都要受辯論」的連環保制度。社員朱宗道有病，多喝了一碗稀飯，當即扣飯十天，不到十天，朱宗道就死了。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蕭縣，幾乎每個縣都有類似情況。
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安徽省根據國家公安部的部署，動用專政工具殘酷鎮壓農民。一九五七年全省逮捕八千多人，而一九五八年中央下達的逮捕指標是四萬五千人，結果安徽省超額完成任務，全年逮捕了十萬一千多人，到一九六零年三年共逮捕十七萬三千多人。逮捕的人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勞動人民群眾，他們或因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鍊鋼鐵、公共食堂、刮共產風不滿，說說牢騷話；或因為飢餓，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為了避免餓死，私分、偷竊生產隊的糧食；或哄搶生產隊、生產大隊倉庫糧食；或為了活命外流被當作流竄犯拘捕。很多被拘捕的人死在關押場所。安徽省三年中死在勞改農場、看守所的人員五萬多人，佔在押人總數百分之三十一。（註九十二）
一九五九年春，在省城合肥貼出一張大標語：「打倒曾胖子，殺死余妖精」（曾希聖妻子姓余）。曾希聖下令公安機關限期破案，強迫機關幹部（包括省委機關）人人寫字，核對筆跡，先後共排查一萬八千人，筆跡鑒定三千人，秘密搜查四千人。對一些重點對象，採取跟蹤盯哨、秘密檢查來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裝竊聽器。在受審查的人員中，有廳級幹部六人，逮捕、拘留、停職反省犯罪嫌疑人各一人。折騰半年時間，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逼死了兩個「犯罪嫌疑人」，這起所謂「反標案」最終也沒有破獲。曾希聖非常惱火，幾次把偵破人員叫去訓斥，叫他們「滾！」說「我養活你們還不如養一條狗」。公安機關成了曾希聖的私人偵探社。在那個年代，領導人（包括基層領導人，公社、大隊領導——筆者）對誰不滿，寫個條子，就可以把人關進監獄。逮捕、拘留人時，不按任何程序辦事，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有的人甚至連檔案都沒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姓甚名誰；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面，稀里糊塗被送到勞改農場，由於沒有檔案，成了勞改農場黑人黑戶。（註九十三）
（二） 捂蓋子和揭蓋子
安徽省的飢餓狀況一直被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捂著蓋子，既不向上面彙報，也不讓下面說真話。毛澤東很相信他，還讓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到山東揭蓋子。但安徽的蓋子不能長期捂下去。嚴重的飢荒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軍人、學生、幹部回安徽家鄉探親，發現鄉親大批餓死，不斷有人向中央寫信。但寫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蓋子的指導思想下，各級領導都封鎖消息。
一九六零年三月十三日，省委財貿部向省委了一份《關於當前糧食工作上的幾個主要情況》，當時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作為主管糧食的部門財貿部的這個報告隻字不提死人的情況，卻對人民反映飢餓的來信百般曲解。請看：
從人民來信的數字看，今年一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一月收到一百八十二件，二月收到二百八十三件，計四百七十六件，比去年一、二月增加一百八十七件。以阜陽、蚌埠最多。從已經檢查的三十一件內容看（省查二件，地委查十七 件，縣查十二件）部分屬實的八件，佔百分之二十六，完全不實的二十三件，佔百分之七十四，其中十三件匿名信有十二件是揑造的，是惡毒攻擊的。例如，江西省軍事醫學科學院何承才（安徽人）來信說：金寨縣關廟生產隊政府不給一點糧食，群眾生活問題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當即進行調查時發現，這個地方群眾每月都能吃到三十五-四十斤糧食，每天一干兩稀，外有蔬菜，沒有一個人因生活困難而外流或死亡。這封信及調查結果已轉該學院。
……
一件匿名信說定遠縣沛河公社荒沛大隊，從去年六月到現在光吃青菜和樹皮，有的還吃死小孩，人口大批外流死亡。經查對結果，這個隊從去年六月到不八月，每人每天吃一斤小麥，九到十二月吃一斤雜糧、四斤菜，今年一-五月每人安排十二兩原糧，另外還有蔬菜和代食品，也沒有因生活問題外流和死亡。
……
朱昇平來信說，鳳台縣清泉集附近有兩個月吃不到糧食，有不少病人死了，有一個村就死了十幾個人。又說，上河堤的只吃到六 兩糧，在家的還吃不到六兩。經查結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莊、孟庄，老姚湖等村莊，每人每天吃糧六兩、澱粉六兩，加上乾菜，合一斤以上。清泉集整個大隊三個月來死了二十三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聖的指導思想促使財貿部寫出了這樣的報告，還是這樣的報告使曾希聖堅信沒有餓死人，從而更堅定了自己的認識。更大的可能性是，這種說假話的情況是上下互動的。
回鄉探親的人因反映真實情況大都受到迫害。一九六零年春節時，福建空軍後勤部副部長潘康，回到家鄉鳳陽小溪河公社新華大隊，看到了南毛小隊和石馬大隊大韓小隊飢餓的慘狀，他家裡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見以繆堅為首的公社幹部大吃大喝，極為不滿，與繆堅進行了一次爭吵，並且拿出自己的工資給小隊買種子。潘回部隊后，繆堅等發動大隊、小隊幹部向福州空軍連發三封檢舉信，說潘康「思想右傾」、「立場不穩」，回家「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繆堅親自向福州空軍寫信，說潘康是「牛鬼蛇神」。福州空軍第一次來調查，縣裡還編造假情況欺騙調查的人，福州空軍第二次來調查，才得知這個小隊餓死了六十六個人。但是，潘在部隊還是受到不應有的處分。（註九十四）
一方對外面封鎖消息，一方面在安徽製造假象欺騙從外面來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陽視察，安徽省事先作好準備，清理沿途死屍，把浮腫病號集中看管，不讓董必武看到真實情況。（註九十五）一九六零年在新華社工作的外國專家休假，國內部副主任方實陪同外國專家去合肥遊覽。安徽省委安排他們去逍遙津公園等有限的地方。在外賓所到之處，完全布置了一派豐饒、富裕的景象：湖裡有穿著漂亮的女子悠閑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裡食品豐富。省委所劃定了外賓活動的地方，不讓老百姓進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騙外賓。（註九十六）
由於捂蓋子，民眾飢餓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直到一九六一年秋後，飢餓還相當嚴重。地處交通樞紐的工業城市蚌埠一份報告稱：「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浮腫病有二千三百三十人，乾瘦病一百四十一人，子宮脫垂二千九百三十六人，閉經病二千八百九十五人，小兒營養不良尤其突出。據衛生部門九月份對九個幼兒園、託兒所、五個居民段、二個鐵路職工住宅點的調查，在三千一百八十一名七 歲以下兒童中，營養不良的就有一千一百七十六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九。其中有三百二十八個兒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軟骨病。（註九十七）
越是弄虛作假，死人就越來越多，情況也就越難封鎖。反映安徽問題的信件有一部份送到了中央。一九六零年四月，中央監委派審查處處長劉力生和信訪科長張珉去安徽潛山了解群眾生活情況。八月，中央監委派張珉、曹思恆去安徽宿縣、蕭縣、全椒縣了解群眾生活情況。十一月，中央監委派李海去安徽阜陽地區臨泉等縣了解人口外流情況。這幾次調查得到了一些真實情況，但由於從上到下封鎖，他們沒有得到安徽的全面情況。十二月，中央根據中央監委反映的情況，派以中央監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維綱為首的工作組去安徽了解腫病死人的問題。參加工作組的有中央組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監委、共青團中央、和農業部等部門的幹部。不久，安徽省委書記、省監委書記曾慶梅和蚌埠地委書記單敬之為了掩蓋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說工作組聽信壞人的話。工作組被撤回。（註九十八）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王從吾主持中央監委會議，聽取派往安徽工作組的彙報。王維綱、楊海波、王愈明、朱農分別彙報了蚌埠、阜陽、蕪湖、安慶地區群眾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發生原因，以及有關當地領導封鎖消息的情況。安徽的曾慶梅、單敬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安徽省仍然認為中央工作組反映情況不實。
由於安徽省委不讓人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還派人監視中央工作組的活動，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因此，在這次中央工作組彙報工作之前，王從吾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作了彙報。接著，譚震林、柯慶施一同找曾慶梅、單敬之談話，嚴厲批評了他們，把張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檢舉材料向他們談了，他們表示認錯。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王從吾在中央監委會常委會上說：昨天，我與曾慶梅、單敬之同志談話，指出：第一，你們回去以後，一定徹底揭開蓋子；第二封鎖消息不對，單敬之也要寫出書面檢討報中央監委；第三，對張少柏應給予表揚，黨內這樣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種情況下，敢於說老實話，是好同志，你們要保證對他不打擊報復；第四，安徽省委為什麼不反映真實情況，這是違背黨章規定的。曾慶梅說，他完全同意檢查組的意見，他們準備檢查處理。扣壓人民來信問題他們有責任，向中央寫信反映檢查組的問題是錯誤的。
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間，中央監委又派農村處處長李堅、張珉等人去安徽進一步調查。李堅等先不到合肥，而直接到下面了解情況，他們得知蚌埠十五個縣、阜陽八個縣、肥東、肥西宣城等二十八個縣大量餓死人情況。蚌埠監委書記鄧衍才告訴他們，蚌埠地區十五個縣就餓死了一百萬人。李堅等又到鳳陽、定遠，得知更多的情況才回到省里。他把省監委的人集中起來，要求他們如實向中央反映情況。省委怕從監委打開缺口，對監委施加壓力。曾希聖看到李堅的調查材料，拍桌子罵：「他們在安徽搞特務活動！」老紅軍翁可業（省監委副書記）調查了蚌埠十五個縣，曾把調查情況向省委作了彙報，省委置之不理。翁可業把調查彙報的底稿交給了李堅。李堅向王從吾作了《安徽省腫病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稱，安徽餓死了三百萬人。王從吾將這個材料以調查組李堅的名義送給了中央書記處。面對血淋淋的事實，曾希聖辯解說，是下面向他封鎖情況。中央監委王從吾拿出翁可業給省委的報告底稿，對曾希聖說，已經有人向你們報告了，怎能說下面封鎖你們？曾希聖才無話可說。
安徽的蓋子遲遲沒有揭開，所以餓死的人很多。直到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會時，只有河南、山東、甘肅、青海四省被中共中央定為重災省。四川、安徽沒有列入重災省。七千人大會即將結束以前，曾希聖都沒有讓揭蓋子，有人寫信給中央，毛澤東做出延長會議的決定。一月三十日、二月三日，劉少奇到安徽組駐地友誼賓館幫助揭蓋子。二月七日，七千人大會結束，安徽組留了下來，二月九日，劉少奇第三次到安徽組駐地，宣布將曾希聖調離安徽，派李葆華接任，安徽的蓋子才真正揭開。（註九十九）
和吳芝圃、舒同不同的是，曾希聖不僅要為安徽省大量餓死人承擔責任，還要為責任田承擔責任。責任田雖然經過毛澤東的首肯，但畢竟和共產主義不是一個方向。中央當時的說法是，責任田沒有經過試驗就全面推廣。
曾希聖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為他領導下的安徽餓死幾百萬人；百姓懷念他，是因為他搞了救命田。而黨內的正統派，卻對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他是湖南資興人，一九零四年生，一九二四年黃埔生，參加過北伐，一九二七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二年，他參与創建中央軍委二局（即軍事情報局），並擔任首任局長。由於二局提供的大量的準確的軍事情報，對突破國民黨對江西蘇區的幾次圍剿和以後的長征中擺脫國民黨的追擊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國共產黨軍事情報工作的創始人之一。在六十年代大飢荒時，他執行左的政策，給安徽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又到山東反左，揭開了山東的蓋子。一九六五年八月 ，中共中央調他到西南局任職，不久就「文革」爆發，他在四川被揪斗。後來人們對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傳奇性的情報工作，而是責任田。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逝世。
二零零一年春，八十三歲的李堅對本書作者說：蓋子揭開得早，死人就少一些，安徽蓋子揭得晚，死人就多，四川蓋子一直沒有揭開，死人就更多了。
註解：
[註八十四] 人民日報記者：《毛主席在安徽》，《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
[註八十五] 《程光華同志代表蚌埠市委所作的檢查報告》（記錄稿），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
[註八十六] 同上。
[註八十七] 《經濟消息》是國家計委的內部刊物，主要是中央領導人提供決策資料。這個刊物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但是，《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這一篇文章起了極壞的作用。
[註八十八] 毛澤東：《關於目前農村集體所有制形式問題的批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八十頁。
[註八十九] 陳大斌：《飢餓引發的變革》，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十二頁。
[註九十] 蚌埠市一九六一年三級幹部會議簡報，《對省委的意見和要求》。
[註九十一] 曾慶梅 ：《關於蕭縣馬井公社部分幹部違法亂紀的情況報告》，一九六零年八月四日。
[註九十二] 尹曙生：《公安工作「大躍進」是如何搞起來的》，載《炎黃春秋》雜誌二零一零年第一期。尹曙生退休前為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他曾在青海省工作過，為本書提到了青海省大飢荒的情況，見本書第十一章。（致翻譯：此稿是尹曙生寄給《炎黃春秋》的稿件，編輯部安排在二零一零年第一期發表。）
[註九十三] 同上。
[註九十四] 陳振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註九十五] 李堅二零零一年四月同作者的談話。
[註九十六] 方實是本書作者的老領導、老同事，這件事是他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九十七] 蚌埠市除害消滅病領導小組：《關於防治疾病工作情況和今後意見》，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市委擴大會議文件之二十。
[註九十八] 中紀委李堅老人二零零一年四月九日下午在他家中同本書作者的談話。以下與中監委有關的情況也是出自李堅的談話。
[註九十九]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第二三五-二三七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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