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二十二）

【新唐人2013年12月6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十 四川餓死多少人？

在飢荒年代，四川造成了多大損失？我手頭有一份四川省統計局一九六二年五月提供的統計表。詳見表三•四。

據表三•四可以算出，一九六一年全省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四點一，生豬少了百分之五十六，耕牛減少了百分之五點七，油料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一。然而，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劉宗棠對我說，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損失，四川省統計局得看省委的臉色行事，提出的數字都是領導人能接受的。如油料下降不會少於百分之七十，生豬按頭算不能說明損失多大，因為剩下的豬只有骨頭沒有肉。

四川省計劃委員會認為統計局的糧食產量數偏高，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們對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四川省的糧食產量作了回顧性分析，分析結果是：一九五七年四百三十億斤；一九五八年四百七十億斤；一九五九年三百九十億斤；一九六零年三百二十三億斤（他們認為此數還是偏高）；一九六一年二百六十億斤。（註一百一十八）按這個數字，一九六一年的產量也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百分之四十。

四川是中國的養豬大省，其豬肉供應全國很多大城市。死豬比較集中的時間是一九六零年，一九六零年十月份，內江只有豬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頭，比一九五九年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三點六，比一九六零一九六零年六月份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點二。一九六零年一-十月，全縣共死豬四萬七千二百九十八頭，佔一九五九年底豬只數的百分之五十八點五，相當於現有豬只數的百分之八十九點四。其中百分之六十一點二是瘦弱死亡，百分之二十七點二是疾病死亡。（註一百一十九）

新繁縣河屯公社的人口，公社化時為一萬零六百五十人，一九六二年三月降為八千五百人；牛從四百頭降為三百四十三頭；豬從四千七百頭降為一千六百八十四頭；拌桶從一千五百七十六個降為七百五十個；曬席從五千三百四十張降為七百八十五張。大型農具共減少了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又如九大隊四小隊三十戶人家只剩下三個箕，兩個爛籮筐一個裝乾肥用的口袋。（註一百二十）新繁縣位於成都平原，得都江堰之利，又離省會成都不遠，其情況在全省不應當是最壞的。這個公社一九五九年水稻畝產四百五十七斤，一九六零年下降為三百八十斤，一九六一年又下降為二百七十七斤。一九六一年收益分配的結果是，「倒找戶」佔百分之六十八，即百分之六十八的農戶忍飢挨餓勞動一年，不僅得不到一分錢的報酬，還欠集體的錢！

當然，損失最大的是死人。各地死人的狀況是非常悲慘的。

邛崍縣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建立公社時有八百四十人，到一九六零年底出生十九人，遷入十一人，應有八百七十人。大規模的死亡從一九六零年二、三月間開始。其時全管區五個食堂全部斷糧，死人之慘烈，已到活人無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齊茂、汪楊氏夫婦死後擺在床上四五天，汪齊松命三個社員將屍體埋掉，三個社員將屍體拖出來扔到一個露天空糞坑裡，直到爛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員汪齊洪、廖文蘭（女）等六人死後，屍體扔在離馬路幾丈遠的土坡上，路上行人舉目可見，被成群的老鴉啄食一盡。年底工作組統計，全管區死亡二百六十二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數十人，尚存五百一十六人，較公社化初期減少人口百分之四十。（註一百二十一）

溫江清平公社社員李方平餓得奄奄一息，縣委檢查團下來檢查生活，管區幹部怕他走漏風聲，便把他關進保管室關了三天，生產隊長報告說李已死，管區幹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員張紹春薅油菜餓倒在田頭，隊長以為他死了，趕快挖了個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張醒過來，大叫「活埋人了……」，嚇得隊長扔掉鋤頭就跑。（註一百二十二）

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個村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外一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註一百二十三）

溫江地委宣傳部教育科副科長梁進學因實報所下放公社的糧食產量，在反右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當社員。一九六零年三月，縣上又要求他們一批下放幹部到鄰近的新都縣馬家公社「突擊落後」。他後來在個人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次「突擊落後」時，目睹的可怕一幕：

我先去二大隊，我從馬家中學後面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長得相當不好，特別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頂上只有幾個小花苞。田裡看不見人出工，只有幾個女社員在淘苕菜。我走近問她們：「你們男社員哪裡去了，怎麼不見人做活路？」她們回答說：「男社員住居民點去了，只有我們幾個女的還在做活路。」我心裏一詫，問：「你們還修了居民點？在哪裡？」他們用手一指，說：「在河邊上，你們去看嘛！」我順著他們指的方向，走了一里多路，到河邊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後規劃的集體墳園，兩片墳塋，幾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這個大隊的三生產隊公共食堂，在食堂門外紅苕窖里看到丟了一個死娃娃。我找到生產隊長說：「把那個死娃娃找個地方埋了。」他找到幾個社員把死娃拖到紅苕窖里，下邊還有個死了的老太婆。生產隊長為難地對我說：「實在餓得沒辦法了，人死了都顧不得埋了。」（註一百二十四）

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劉宗棠，當年正在第一線採訪農業。他說，餓死人最多的時候是一九六一年冬天。當時我重點跑川西。川西平原有一種肥料叫苕子（綠肥），平時也可以作豬飼料。那時有的農民餓極了就偷苕子充饑。一次我我在郫縣採訪，早晨起來地上滿是白霜。我看到一塊苕子田裡有一個人爬在那裡不動，走到跟前一看，他死了。嘴裏啃了一嘴苕子葉子。他是爬在地上啃的。我和分社記者李世義到一個地方採訪，看到一個老農民大罵共產黨，我們很奇怪，一打聽，原來是黨支部書記的父親。不是他，誰敢罵？人家追問他，他就說：我罵我兒子！

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在回憶中寫道：

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組織工作座談會後到重慶，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蕭澤寬請他吃飯。吃飯時問他涪陵死人的情況。苗前明說：全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三百五十萬人。在省委工作會議期間，雅安地區的滎經縣縣委書記說他那裡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子死得一個都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一個村子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埋人的人餓死了，只好再從其它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反映滎經縣情況的簡報按規定要發到各組，還應報中央，但我剛剛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一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一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涪陵專區豐都縣，三年死於「腫病」的就有十萬餘人，成了名副其實的「鬼城」。（註一百二十五）

榮縣僅一九六零年，兩次青黃不接的季節，就餓死了六萬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百分之十以上。這還不算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死人的數字。（註一百二十六）

根據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郫縣誌》，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四年間，全縣人口由二十八萬降至二十三萬，凈減五萬，如果考慮這幾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約在八萬人左右。郫縣報告說，全縣勞動力比一九五八年減少近百分之二十，其中有七個公社減少百分之三十。友愛公社一管理區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有八百五十五個勞動力，現有五百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區一九五八年每個標準勞動力負擔三點九畝土地，現負擔十三畝土地，即勞動力減少百分之六十。（註一百二十七）

溫江全區人口一九五八七年為四百九十四萬人，一九六一年為四百三十三萬人，四年凈減六十一萬人。考慮這四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約為九十萬人。（註一百二十八）

根據溫江地委工作組一九六一年的一份調查材料，毛澤東親臨視察過的紅光社，一九五八年有四千零二十人，在慶祝毛主席視察紅光社三周年的日子里，還剩二千七百五十人，凈減一千二百四十五人，減少了三分之一。（註一百二十九）

四川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中國人口•四川分冊》（註一百三十）一書中，提供了各年度年末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數據。見表三•五。

【資料來源】劉洪康主編：《中國人口•四川》，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根據表三•五中的數據，採用本書「大飢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中提供的辦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用年度平均人口數，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計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時，取前三年（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和后三年（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一九六六）的算術平均數。正常死亡率為千分之十一點一二；正常出生率為千分之三十五點九零。

計算結果如表三•六。

【資料來源】據表三•六計算。

計算結果表明，在大飢荒期間，四川省非正常死亡八百萬人，少出生人口六百萬人。《中國人口》這套書中的數據也是官方提供的，與實際情況有差距。因此，上面計算的結果也比實際發生的要少。

事實上，今天不可能得到完全可靠的餓死人的數字。這是因為，在大飢荒期間，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強了人口統計工作」。一九六零年初，四川省委下達了一個「關於加強戶口管理人口統計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傾、鼓幹勁的思想基礎上開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縣為例，開始，金堂縣委根據各公社上報的數字統計，出現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現象」，受到地委批評，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沒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統計。金堂縣委召集各區、社幹部開會，傳達省委精神，反覆強調「人口統計工作的重大政治意義」，批評死亡數字大的區社是「對人口統計工作的意義認識不足」。社隊幹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傾帽子，趕緊重新「調查」。土橋區六個公社原報出生人口一千八百多，死亡三千八百多，重新「調查」后，死亡數大大減少。有的公社的統計報表一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後「複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註一百三十一）

劉宗棠說，文化大革命中傳出來的數字是餓死八百萬。廖伯康在他的書稿中說餓死一千二百五十萬人，東夫的書稿中說是餓死了一千萬人以上，原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明朗說「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不少縣都在百分之十以上」。（註一百三十二）一九六二年七月受中央辦公廳派遣、到四川省進行調查的《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蕭風寫的《四川情況》中，寫道：「人口，一九五七年七千三百萬人，一說是七千一百七十五萬人；一九六零年省委組織部批轉各地編製時，六千二百萬人；再加上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春、夏荒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一千二百多萬人，減少百分之十七左右」。（註一百三十三）如果按蕭風說的凈減少一千二百萬人，則餓死人則在一千二百萬這個數字之上。人口減少的數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計大約五百萬），但這幾年還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出生人口不下五百萬人）。出生人口數和外流人口數可以相抵。曹樹基先生在他的《大飢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註一百三十四）一書中認為，從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億口為九百四十點二萬人。如果加上一九五八年底和一九六二年的數，非正常死亡應在一千萬以上。我認為，四川省在大飢荒期間，餓死人一千萬到一千二百萬之間，少出生人口在四百萬到八百萬之間。

註解：

[註一百一十七] 四川省統計局，一九六二年五月。

[註一百一十八] 計劃委員會：《對我省歷年糧食產量的分析（資料）》，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印。

[註一百一十九] 《內江豬只減少的情況》見中共四川省委農村工作部辦公室印《農村工作簡報（第八十三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

[註一百二十] 省委工作組：《關於新繁縣河屯公社當前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意見》，一九六二年三月。

[註一百二十一] 四川省公安廳、中共邛崍縣委聯合工作組：《關於對被控人原道左公社黨委第二書記楊樹樓嚴重違法亂紀、貪污腐化事實初步查證情況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

[註 一百二十二] 溫江地委工作組：《潘廷光違法亂紀案件》，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一日。轉引自東夫：《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網路電子版。

[註一百二十三] 《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一五六頁。

[註一百二十四] 東夫：《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網路電子版。

[註一百二十五] 廖柏康：《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旋渦——回憶「蕭李廖事件」》，列印稿，二稿，第二十五頁。

[註一百二十六] 王子清：《關於榮縣一些情況向農村工作部的彙報》，一九六零年十月三日。

[註一百二十七] 中共郫縣縣委：《郫縣五級幹部會議關於勞動力問題的討論》。

[註一百二十八] 中共成都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溫江地區歷史大事記》，成都，成都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註一百二十九] 東夫：《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網路電子版。

[註一百三十] 劉洪康主編：《當代中國人口•四川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註一百三十一] 東夫：《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網路電子版。

[註一百三十二] 明朗一九六二年一月給中央的信，載《當代史資料》，二零零六年第二期，第八頁。

[註一百三十三] 廖柏康：《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旋渦——回憶「蕭李廖事件」》，列印未刊稿，二稿，第三十五頁。

[註一百三十四] 曹樹基：《大飢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第二一四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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