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01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第六章 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變
六、機會不均等導致的分配法則畸變
平等和效率在經濟倫理中屬於貫穿始終的分配法則。在經濟學這個大家族中，以講分配法則為特點的政治經濟學其實處於心臟地帶。但由於以往那種佈道式的單一講授，政治經濟學這些年倍受冷落，轉軌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因之也就一直未被認真研究過。但改革中矛盾的集結點恰好就是權力之手介入資源分配，使中國從結果均等的絕對平均主義分配狀態直接走向由機會不均等導致的嚴重不平等。
1978年中國剛開始改革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就是發展戰略的選擇。應該說，中國當時（甚至在現時某些決策者的頭腦中）還錯誤地將經濟上單純的數量增長看作是「發展」。而其實比較一下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理論，就可以看出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里，經濟增長和發展從來就是一個內涵不同的概念：增長是一個經濟單純的數量增長的經濟過程，而發展則是隨著產品的增長，包括收入分配、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及社會制度變化在內的複合的社會發展過程。
翻一翻中國80年代的著作，隨手可觸的是這樣一些從先哲著作中引來的警句：
「在一定程度上，文明是由社會不公推進的。」（羅素）
「科學和藝術都是從我們的罪惡中誕生的。」（盧梭）
應該說，這些話還比較含蓄，只是表達了這些學者的對社會發展動力的見解。但一些作者引用下面這段凱恩斯的話，無論怎樣，都有點直接為腐敗辨護的意思了－－因為當時大家都以為中國只是象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一樣，面臨著無可避免的 「階段性腐敗」，而這是改革必須要付出的「社會成本」和「代價」，所以當時有人常用這一段先哲名言為這種「階段性腐敗」的不可避免作出如下解釋：
「要注意！……至少在一百年內，我們還必須對己對人揚言美就是惡，惡就是美；因為惡適用，美不適用。我們還會有稍長一段時間要把貪婪、高利剝削、防範戒備奉為信條。只有它們才能把我們從經濟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領出來見到天日。」
這種對不公的道義張揚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選擇發展戰略的社會心理基礎：以效率優先為基礎的「先增長，後分配」的經濟增長戰略。這種模式本是西方的傳統戰略，其倫理依據是：在經濟增長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於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以收入懸殊為激勵機制的利潤最大化是最終目標，為達到這一目標，可以付出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價。至於經濟增長的好處，可以通過「涓滴效應」慢慢流入下層貧苦階層。也就是說，「先增長」，把「蛋糕」做大一點，再來談分配，一些社會問題自會獲得改善。這種戰略理論在西方以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問世而告結束，在發展中國家實踐的最壞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為代表，引發了一系列災難性的後果，被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一些國家已進行戰略調整，轉向注重公平優先的發展模式。本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在全球範圍內的誕生，從經濟尤其是從分配上看，那種「按人頭分饅頭」的模式，在一定程度是對西方國家先增長後分配戰略的否定。但中國還是在改革中選擇了這種先增長、後分配的發展戰略。現在分析起來，也許是因為當時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己習慣了那種「普魯特克斯」之床造成的結果均等。為了喚起社會的活力，人們求助於利益機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打破那種一潭死水般的局面。理論家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呼喚的「機會均等」沒有到來，而由於機會不平等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卻以快得驚人的速度出現了。統計數據表明，1994年中國城鄉按家庭戶收入分組計算的基尼係數為0.445，已經超過了國際上通常認為的基尼係數在0.3～0.4之間的中等貧富差距程度，但這一趨勢並未得到控制，2001年公布的基尼係數則達到0.458。（註44）比較1978年中國的基尼係數（0.16）。就算以保守著稱的官方數據遠未反映出真實情況，從中也可以看出在短短20多年間，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
而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在中國20多年經濟改革的關鍵環節，即資源配置過程中起作用的，恰好不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而是非經濟法則，即在轉型期嚴重變質的權力這隻「看得見的手」。在權力作用下，社會成員依據其在政府和企業這兩大社會科層組織中所佔據的地位，來了一場起點極不平等的積累財富大競賽，其結果就是出現了目前這種貧富差距過大的局面。
耐人尋味的是，面對這樣不平等的社會現實，還有人強調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並不大，認為分配不公的說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分配觀至今仍然影響我們對新時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義眼光看問題」，對「把中國貧富差距過大，解決這一問題當成當務之急」，「當作主要矛盾對待」的看法「不敢苟同」。（註45）近兩年，一位自己家資豪富的「著名經濟學家」也公開在北大發表這種觀點。且不說在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年代，持上述觀點者犯了兩個不應有的常識錯誤：一是對中國經濟轉軌時期的財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視了公眾對現實生活的實際感受；二是在談論「公平」問題時卻忽視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們不是根據現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點來衡量自己得利與否，而是根據一個人得到的利益與這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是否成正比，即所謂「既講奉獻也求收穫」的原則。
也正由於中國近年來一直強調「生產先於分配」，認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許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對如何形成一種合理的分配機制，一直缺乏有效的努力。在面對社會成員的功利追求這一問題上，政府不但沒有限制權力進入市場，高層官員還縱容親屬子女利用特權經商，起了非常惡劣的示範作用，從而導致腐敗行為高度泛濫。在實際生活中，存在許多利用權力和職務便利而不正當致富的的現象。在中國實施這種忽視了公平分配法則的發展戰略，事實上已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它引起的財富流向不是往下流入普通人民的口袋，而是往上流入權勢者的私囊，人民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應有的好處，而是被排斥在這一過程之外，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政治矛盾。毫無疑問，這一忽視了公平的「先增長後分配」的戰略現在在中國正受到嚴重挑戰，因為在中國打破小農社會平均主義分配格局的不是機會均等，而恰好就是機會不均等！
同樣令人不能忽視的是一部份人對目前這種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決策者們也並沒有試圖通過立法來矯正這種不平等，理論界對這種不平等也甚少進行倫理追問；另一方面則是有人提倡通過「紅衛兵運動」來「均貧富」。尤其是從90年代末起，中國公眾對毛澤東與毛時代的懷念隨著社會不平等的增長而與日俱增，不死的毛澤東成了中國底層社會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幟。這對於研究中國的學者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個不應被忽視的信號。上述兩點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人理解所謂 「平等」和「市場經濟法則」，決不會按照西方觀念去理解。因為在「平等」和「市場經濟法則」這類倫理概念中，蘊含了一個社會全部的政治、經濟、道德等社會因素在內。
中國在犧牲了「平等」以後，究竟得到了多少「效率」？所謂「效率」，從經濟學意義上理解，就是用儘可能少的投入，爭取儘可能多的產出。80年代改革之初，時論認為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的主要癥結在於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只要打破平均主義，拉開收入差距，效率就會提高，資源就會得到合理使用。「公平和社會發展不相容」這類誤導社會輿論的理論也就是在那種背景中形成的。
那麼，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聲中度過了20多年，中國到底有沒有形成大家期盼的「效率機制」呢？
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局面一仍其舊，而國有資產的流失卻與日俱增，在企業領導層和一般員工的分配問題上，「平均主義」分配原則早已打破，「效率」卻並沒有提高。在不少國有企業負責人通過掠奪國有資產而增大私產的同時，是為數不少的國有企業職工失業。企業虧損，經理個人發財的事例在中國到處可見。在中國有關部門查辦的經濟犯罪案件中，以企業「一把手」犯罪問題為突出現象－－這是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
整個社會的辦事「效率」也沒有提高多少。在這裏，無須去列舉那一份公文需蓋幾十個公章這樣的例子，也無須列舉辦一件事要經過多少環節這樣隨處可見的事實。只要列舉一件事：每年在辦事必不可少的吃喝招待上中國浪費了多少人民幣，便知道犧牲了「公正」，其實也沒有換得多少「效率」－－不過這裏指的是整個社會的「效率」， 而不是指某個單位或某個人的「效率」，因為在「吃喝玩樂一條龍服務」之後，肯定辦事要容易得多。這倒不是企業或那些私營業主喜歡去花這樣的冤枉錢，而是因為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門「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必須要進行這類「服務」，才能求得個別單位的「效率」，把事辦成。所謂「腐敗是消解舊體制力量的最佳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也就是根據這種情況得出的結論。但實際上，這種尋租活動從總量來說，並不增加社會財富，而只改變財富流向，也就是說，從總體上來說，它並沒有為社會提高效率。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全國公款消費1980年為186億元,1990年為741.2億元，1993年則猛升至1283.5億元－－這筆錢相當於1億多農民一年的生活費；到1999年公款消費高達2,000多億，而當年的國家財政收入為10,000億元，其中通過各種途徑從農村搜刮上來的是1,000億，（註46）公款吃喝竟佔全國財政收入的1/5！而與此同時，中國有關方面為貧困山區兒童的失學問題在向整個社會呼籲，籌建「希望小學」。不少人在捐了錢以後憤憤地說：為何不讓那些當官的少吃點！少貪污一點！而令人對中國當前道德狀態真正感到寒心的，是還有良心泯滅的地方官貪污挪用人們節衣縮食捐出來的扶貧款。如果說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會還對公款吃喝表示憤怒，那麼到了90年代後期，無論是什麼人，都已經不認為吃喝玩樂算腐敗行為。一些紀檢幹部認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請吃請喝並不是貪污腐敗行為，並以此作為界定自己行為的分界線。2002年3月份揭露旨在救助貧苦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發生貪污巨案，中國人絕望地看到：在當今中國，已經沒有貪官污吏們不敢伸手拿的錢！（註47）
社會資源如此浪費，又豈能談得上「效率」？更何況，犧牲「平等」，除了沒有換來「效率」之外，還產生了許多嚴重的社會矛盾，其中對社會發展影響最大的就是公眾對「平等－公平」期望的喪失，而和「平等-公平」期望一同喪失的，是對社會的信任感和責任感。由於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什麼是非感。道德信念的全面喪失，對當代中國人的行為準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導致經濟倫理惡性畸變。
面臨這種現實，有識之士應認識到：要想重新塑造社會的平等觀念，僅僅通過經濟增長並不可能做到。現在經常用的「社會轉型期」這一概念究竟應包含什麼，恐怕需要認真界定一下其內涵和外延。缺乏公平的社會轉型，其惡劣後果已有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為證。尤其是經濟學家們，更應該考慮公平與效率兩者之間何者為先。因為從動態操作上來說，公平與效率理論雖然具體表現為時序問題，但哪個目標作為經濟發展起始階段上的優先考慮，哪個原則是解決另一原則的前提和基礎，其實是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價值判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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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4：《經濟日報》2001年10月29日第7版「居民收入分配走勢預測」。
註45：李平杜：《關於中國目前貧富差別的思考》， 《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6期。
註46：《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9月25日第2版，「財政收入過萬億，政府調控能力增」。
註47：《中國經濟時報•時報商業周刊》2002年3月15日第1版。方進玉：「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裡？－－徐永光涉嫌腐敗的調查與思考」，載多維新聞社2002年12月29日；中國新聞傳媒網，網址:www.cddc.net, 下載時間為2003年1月2日。其餘如「世紀中國」的BBS世紀沙龍上也有張貼。
《南方周末》被槍斃的方進玉文章：中國青基會"辦公經費"隱瞞了什麼？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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