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9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三章 天府飢魂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歷來以自然條件優勢、物產豐富而聞名於世。然而，在大飢荒期間，這麼一個富饒的省份，卻餓死了上千萬人。
我多次去過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採訪任務之後，我總要順手牽羊，收集一點有關大飢荒的資料。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考慮到即將退休，我利用最後一次出差機會又專程到成都，集中一個星期時間收集四川大飢荒的資料，還找新華社四川分社幾位經歷過大飢荒的老記者交談。用這些材料寫完四川這一章后，又從網上發現了東夫先生的著作《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他是專寫溫江地區的，文字很漂亮，他說「書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經得起查證的」。我又對這一章再次改寫，本章中關於溫江地區和紅光公社的內容，除了註明出處以外，均取自他這本書。
一 皇恩浩蕩 幸福無邊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四川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即成都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概念，這個概念是「三面紅旗」的中心內容。成都會議通過的《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這一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會議是在著名的金牛壩招待所召開的。這裏的一切設施都按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安排，完備的保衛、醫療及食品檢驗等機構，可以保證毛澤東的健康和絕對安全。從種種無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澤東出行的氣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對毛澤東的絕對忠誠。
毛澤東是三月四日到達成都的。第二天，一位省委領導人陪同他繞城瀏覽。成都的城牆系康熙年間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澤東說：「北京的城牆都拆了。這城牆既不好看，又妨礙交通，進出城很不方便。城牆是落後的東西，拆掉是先進，不拆是落後。」毛澤東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牆當年全部拆除。
從小汽車的窗口中，毛澤東又發現一道獨特景觀，這就是四川獨有特色的茶館。毛澤東認為，在茶館喝茶花錢太多，流露出不滿之意。隨行的四川領導人心領神會，四川省的茶館一時絕跡。
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到成都市中心的耀華餐廳就餐。從此，餐廳就把他進過餐的地方布設為紀念館，供人瞻仰。
三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到灌縣參觀都江堰。他指著腳下的離堆問：「這岩會不會被水沖毀。」答：「不會，這是粒岩，很堅硬。」毛又問：「一百萬年以後會不會？」眾人無言以對。事後人們反覆琢磨領會偉大領袖的深刻思想：「這確實是個關係到川西平原安全，關係到子孫萬代幸福的問題」，便用鋼筋水泥對離堆進行了加固。
三月十六日下午，毛澤東睡完午覺起床，決定到鄉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車直駛郫縣紅光高級農業合作社。紅光社幾天前已經接到通知，說有中央首長要來視察。事先作好了準備。毛澤東信馬由韁向就近的一戶農舍走去，邁開大步徑直進入農院。大家只好跟在後頭。毛澤東一低頭進了茅屋。年近六十的女主人溫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見一個高大魁梧的人走進來，後面跟著一大群幹部模樣的人。毛澤東問她入社沒有，何時入社，一問一答。當毛提到分多少糧食，夠不夠吃的問題時，站在一邊的副社長代她作了回答。據新華社攝影部中央組記者侯波回憶，這位老嫗見了毛主席並不慌張，應答從容。事後侯波得知此人是國民黨軍官的小老婆，將此情況告訴了毛，毛說：「她已經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郫縣縣委辦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縣合興鄉紅光社談話紀要》最後一段這樣寫道：
主席走後，當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隊的記工員說，當真是「龍行一步，百花沾恩」。別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春雨貴如油，下午主席來過，我們紅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證要增產，這不是沾恩又是什麼？」
四十年後，作家東夫不無調侃地追述毛澤東離開紅光公社以後的情況：「自從毛主席到來的那個傍晚起，整個紅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興奮之中。有幸見到偉大領袖的人驕傲而激動地向人們訴說每一個細節，錯過機會的後悔不迭。人人爭相和握過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們長時間地回味、追尋和領會偉大領袖的每一個動作、神態，說過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走過的每一個角落留下的每一個腳印。人們籌劃著，要在毛澤東下車的地方修一個『幸福門』；把毛澤東走過的機耕道修成『幸福路』，路兩旁植柏樹；修一座紀念館；建一座『幸福亭』；毛澤東下過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過的溝上建一座『幸福橋』；根據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學取名『幸福小學』；見過他的十八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後查出身，這十八個孩子只有一個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萬分的溫幺娘把毛澤東在她院子里看過的小橘子樹取名『幸福樹』，把毛澤東路過的菜園改成花園，叫『幸福花園』，毛澤東把弄過的水煙鍋和烘籠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來。」
幾千年的專制統治，把中國老百姓鑄就出十足的奴性。他們崇尚皇權，迷信皇權，總是把福祉寄託於一個好皇帝。紅光公社出現的這種崇拜狂熱，正是源自於深厚的皇權土壤。在這種土壤上最容易生長出個人崇拜的毒菌。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上層，正好利用這種專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個人崇拜。就在這次成都會議上，針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個人崇拜，毛澤東兩次提出他主張個人崇拜。一次是他在三月十九日的講話，一次是在三月十八日陳伯達發言中的插話（見本書第十五章關於成才會議的記述）。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對毛多有吹捧。陶鑄、柯慶施主張對毛澤東要有迷信。柯慶施還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三面紅旗」和對毛澤東的迷信、盲從，是造成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的重要原因。成都會議是製造這兩個禍因的重要一環。成都會議給天府之國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災難，這災難遍及全國。
二 「三面紅旗」鼓狂飆
「三面紅旗」鼓起了橫掃四川的狂飆。
首先是颳起了「浮夸風」。七月底，雙季稻早稻收割，紅光社首次放出一顆畝產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衛星」。《四川日報》的報道說，這塊高產田位於毛主席走過的田坎旁，這裏的幹部下定決心，一定要它長出好莊稼，才出這顆衛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縣縣長高義祿宣布，全縣早稻平均畝產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獲全省冠軍。全省目前出現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衛星」都出在郫縣。高縣長說：「這是毛主席來郫縣后照出來的紅光！是人民衝天幹勁開出的鮮花！」
接下來是緊鑼密鼓的放衛星比賽，各公社放出了一顆比一顆更大的高產衛星。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率領地委常委趕赴犀浦。上午參觀，下午開始收割，一百多農民湧進這塊只有一畝多的田裡收打，縣委的驗收團驗收，地委常委、組織部長郭嵐親自把秤。又要放出一顆更大更大的衛星。
此時，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於李井泉不在，使這顆「衛星」的發射遭到重大挫折。省農業科學研究所的幾位水稻專家說是顆衛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時才移並在一起的。」主管宣傳工作的省委秘書長閻秀峰只好宣布：「各報不要發表這顆衛星的消息。」
根據閻秀峰的指示，《四川日報》二十八日沒有刊登犀浦高產「衛星」消息。而《四川農民日報》因為總編沒有參加二十七日閻秀峰主持的會議，第二天（二十八日）卻用整個頭版大張旗鼓地作了宣傳報道。
成都市和各縣看了《四川農民日報》的報道，前來犀浦參觀的人將這塊田圍得水泄不通。收打完畢，經「驗收團核定」，當場宣布這塊田畝產為四萬五千二百一十七斤五兩八錢。
真實情況是，稻子是八月十三日才並在一起的，比縣委堅持說的七月十三日並栽的時間整整晚一個月。也就是說，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後移到一起的。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得知真相后，通知郫縣縣委：一、公開召集群眾大會承認錯誤；二、作書面檢討；三、給做假者以處分。宋隨即趕往成都，向閻秀峰作了彙報，閻表示同意宋的處理。
縣委的檢討還沒送上來，地委就挨了一記耳光。九月三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蘇方的一篇特稿「衛星田畔慶豐收」，肯定了這顆假「衛星」。
地委剛剛接到郫縣的檢討報告，又挨了一記重重的耳光。九月十二日，《四川日報》頭版刊出爆炸性新聞：郫縣友愛鄉畝產突破八萬斤！這是到這天為止全國最大的高產「衛星」，四川第一次在高產衛星上奪取全國冠軍。
《四川日報》發表這樣的消息，是因為第一書記李井泉從北戴河回來了。《四川日報》是李井泉的喉舌。他親閱、親審，甚至連何日見報、登幾版幾條都寫得清清楚楚，報社的總編輯完全聽他的。
李井泉，一九零九生，江西人，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時參軍。到廣東后曾任東江特委秘書長，一九三零年到中央蘇區，一九三一年任紅三十五軍政委，長征時任中央直屬縱隊政治處主任。抗戰時任八路軍一二零師三五八旅政委，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晉綏分局書記。一九五二年任四川省省委書記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幹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對他不在家時發「衛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級機關會議上，特別通知溫江地委領導到會，李井泉對宋文彬說：「郫縣的四萬斤田是假的，你們搞塊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認這顆衛星的「既成事實」，要恢復郫縣的名譽。
只要李政委一個暗示，下面會聞風而動。他的態度如此明確，地委迅速作了檢討，承認對「少種、高產、多收」的態度不堅定，對郫縣的成績鼓勵支持不夠。這是「立場問題」、「感情問題」。
「放高產衛星」只不過是浮夸風的一個側面。郫縣的一個報告說：「浮夸風我縣各級都有，普遍而又嚴重。」浮夸風首先在產量方面，接著擴展到生產方面，從種到收，其間每一個環節都有浮夸上報的「神仙數字」、「躍進數字」。有的上報「平均每畝地下肥幾十萬斤」，「增種面積超過原有的面積幾倍」，後來在各方面都有浮夸風。（註一）
並社，人民規模越並越大。郫縣把紅光、晨光等一部分本來規模較大的社又多次進行了合併。兩年大並三次，有的竟連並七次。最大的管區有一千一百多戶（北方村莊大，一千一百戶不算大，四川的村莊，小居住分散，上千戶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飯人口達一千四百二十人。吃一頓要走七八里路。並一次社和並一次食堂，就打亂一次所有制，物資大共產，財產大破壞，幹部大調動。並社以後幹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邊界，社員間互不認識。（註二）
大辦鋼鐵。全四川幾天之內豎起幾十萬座土爐子，成千上萬的煉鐵大軍不分白天黑夜大幹。無煤無鐵礦的溫江地區，也抽調五十萬以上精壯勞力，由各縣第一書記親自帶隊，組成煉鐵大兵團，背起背包、糧食，扛起鋤頭、扁擔浩浩蕩蕩地向西部山區進發。沒有煤就砍樹，沒有礦就挖遍山上的各個角落。煉鐵大軍吃住在山上，還得有千千萬萬的支前大軍做後勤保障。崇慶縣的煉鐵兵團需要磚砌爐子，縣上組織數萬學生、工人、機關幹部和街道居民拆城牆，不分晝夜往山上運磚。城鎮各單位無一不是爐火熊熊，家家戶戶的金屬器具，從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進了爐子，變成質量低劣的土鐵。四川還創造了「大窯鍊鋼」工藝：選一塊山谷凹地，將周圍山上的樹木剃頭似的砍光，一層木頭、一層礦石的填滿，然後放起大火，連燒數日，待木頭燃盡，摳出燒得礦石不是礦石、鐵塊不是鐵塊的黑東西，敲鑼打鼓地抬去報喜。
公社化和大鍊鋼鐵是以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開路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把一切「白旗」、「灰旗」、「黃旗」統統拔掉。強大的政治壓力掃除了障礙，共產主義的臨近煽起了熱情，一切狂想和胡鬧，暢通無阻，愈演愈烈。
「讓土地大翻身」的深耕運動也成了一股狂風。溫江專區規定的深耕改土程序為：一、用犁犁或用鋤頭挖第一層「表土」；二、把表土搬運到一邊；三、翻第二層「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潑糞水；七、將熏土敲碎、鋪平；八、在熏土層上施渣肥、堆肥、老牆土千腳泥等；九、將表土搬回、鋪平、耙細……如果是放「深耕衛星」挖地數尺，以此類推。把精耕細作了幾千年的土地徹底翻了身。
為了解決牛力和勞力緊張的矛盾，要求各社製造使用「繩索牽引」的深耕工具，據說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繩索牽引」實際上是人牽引，田邊支一個絞盤，一根強繩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動絞盤牽引犁田。《人民日報》報道，溫江專區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製作繩索牽引機。《都江報》說，大邑縣委書記侯憲親自督戰，全縣苦戰五六晝夜，就實現了「繩索牽引機化」。
一時間，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墳場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區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煙霧瀰漫。在紅旗招展下，成千成萬的深翻大軍，按照軍事化的編製，一隊隊的擺開陣勢，不分晝夜、不避風雨地在田野里戰鬥。大邑縣在一半主要勞動力上山煉鐵的情況下，從十多歲的小孩到七十歲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運動中來，組成「野戰兵團」，打破鄉社隊界限，採用運動戰、陣地戰的方法，四處安營紮寨，輪番轉移作戰，「白天緊張勞動一天，天黑又連續夜戰」。
大鍊鋼鐵、修水庫、電站、鐵路、公路、工廠，一批批的男勞力離開了田土，僅修建後來半途而廢的岷江電站和成灌鐵路，溫江專區就調集了十萬民工。
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勞動戰鬥化，使得幹部的權力無限擴張。瞎指揮、欺壓百姓、打罵農民就成了家常便飯，特權發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揮路、豐產路、園田化，大拆房子，大搬遷，大調勞動力。榮縣除了一九五八年大刮「共產風」以外，一九五九年秋天種冬小麥時又刮一次，一九六零年插秧時再刮一次。「共產風」和瞎指揮是同時發生的。為了種「豐產路」（即不惜代價地把馬路邊的田種好，取得豐產――主要是給上級領導和參觀的人看的），搞「大兵團作戰」，縣委提出了「一切勞動力、牲畜、農具、支援豐產路」的口號，說是支援，實際是無償調拔。「大兵團」走到哪裡，干到哪裡，吃到哪裡，在哪裡天黑，就住在哪裡，「共產風」也就刮到哪裡。對「豐產路」的莊稼要求「美觀好看」，條播要「隔山對行」，做成「梯子式」、「寶塔式」、「樓台式」，還要寫字編號。由於形式主義的「嚴格」要求，一再返工，幾十個勞動力一天才種一畝田。長山公社一百多人種一分地，一天一夜沒有種完。由於只顧路邊田，離路較遠的田大面積荒蕪，全縣四分之一的耕地拋荒。在全縣範圍內並隊、並食堂、並房屋。長山公社二千八百七十戶就有一千一百三十三戶被迫搬家。其結果是，集中的地方擁擠不堪，一間房屋住幾家，一家分幾處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豬圈、牛欄。社員的傢具、家禽、家畜也因搬遷而遭受巨大損失。食堂合併以後，原來食堂儲備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時合併了。這樣的反覆折騰使社員一無所有，有的說：「只有一雙筷子、一個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進肚裏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說：「連我們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幹部們卻說：「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註三）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理區把公路兩旁八華里長、一華里寬的二千多畝的面積上的一百八十多間房子拆毀。全縣不完全統計，共拆房子一萬二千多間。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間房子，有的公婆兒媳同住一間。在這一間房子內還在關雞鴨，又擠，又臟，又臭。拆房子時，幹部根本不同社員商量，私自敲門鎖，將社員衣物拋棄遍地，頃刻間就把房子變成一堆瓦礫。有些外出人員回來不見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兒女，傷心痛哭。有的地方讓社員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區幹部隨意搜查社員的家，見什麼拿什麼。為了報復幹部，有的社員捉一條活蛇放在米罈子里，幹部搜查時，手伸進米罈子里，差一點被蛇咬傷。（註四）
「共產風」使農村生產力大受破壞，農具大量丟失。樂山縣通江公社柏楊管理區一九五八年共有中型農具二千六百八十六件，到一九六一年僅剩五百一十五件，兩年多共丟失二千一百七十一件，丟失了百分之八十二。農具嚴重缺乏使生產造成了重大損失。該管理區第四生產隊原有曬席一百一十床，丟失了九十三床，一九六零年收穫水稻時，因缺曬席，翻曬不及時，稻穀生芽二萬多斤，佔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八以上。第一生產隊原有犁、耙一百零六架，丟失九十六架，因此，不能及時整田趕上插秧，使八十畝中稻遲插二十多天，還荒田三十畝、地六十畝，減少糧食產量三萬多斤。（註五）
樂山縣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區，共七個生隊，四百七十戶，一千七百七十五人，八百個勞動力，耕地面積二千七百八十三畝。由於生產上的瞎指揮，一九六零年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糧食產量比上一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點七。瞎指揮是十分荒唐的：
一切強調「統一」、「一致」，強調「整齊劃一」。在水稻育秧時，上級規定秧田必須「瓦背式」，通道必須很直，一些已經撒了谷種並且發了芽的秧田，由於不符合上級的要求，讓農民把發了芽的谷種一粒一粒地拾起來，重新整田撒種。洋芋一律要帶狀種植，四十三畝地沒有按統一規定種植的洋芋，苗已經長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經結了小洋芋，也要挖出來重栽，結果大幅度減產。插秧要求「對路開廂，順路成行」，為了插得直，下田必須帶尺子和繩子，不合要求就一律返工。
種植不看季節，不看氣溫。氣溫已經很高了，還強令社員用火溫床育紅苕苗，結果烤壞紅苕一萬一千斤。還規定「霜降」前不準挖苕，誰挖紅苕就說誰破壞生產或企圖瞞產私分，結果，「霜降」過後氣溫很快降低，挖紅苕已經來不及了，大量紅苕爛掉。春耕大忙季節，本應集中力插秧，卻讓大批勞動力去搞「園田化」，結果到了「穀雨」、「立夏」，過了水稻直播季節。
種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一百七十多畝深田、冷浸田，本來只適合種中稻，不宜種早稻，上級卻強迫種了早稻。一百多畝適合種紅苕的地卻強迫農民種了包穀。這兩項起碼少收糧食四萬多斤。（註六）
一九五八年，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搞「大兵團作戰」，把全區七個隊的幾百個勞動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實行「軍事化」，一百八十人挖一畝多的一塊田，挖了一天一夜，麥種用了六十斤，結果收成還不夠種子多。勞動力集中以後，其它各隊都誤了生產季節，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隊共有田一百二十九畝、地一百七十二畝，一九五九年小麥只種了四十多畝，而且是在冬月（即農曆十一月）間才播下去，結果小麥產量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三點一四。在農業大忙季節，還把大量勞動力調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節也誤了。（註七）一些公社在全社範圍內統一調配勞動力，把這個隊的人調支另一個隊去插秧，把另一個隊的人調到這個隊里除草。大批勞動力「東一站，西一站，抱著鋤頭到處轉。」效率低，勞動質量差，大片土地被拋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蕪土地五千四百多畝，插秧季節已過而沒有插的有一千多畝，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沒有收成的有四千多畝。（註八）
長寧縣桃坪公社中壩管理區，說是執行中央的「少種、高產、多收」的方針，將九十五點二畝的可耕地划為休閑地，致使糧食減產。（註九）
三 李井泉狠開「頂風船」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春夏，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出了亂子，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開「頂風船」，抵制中共中央的這些糾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說一不二。他的地位來自毛澤東的信任。成都會議全體到會人員合影時，毛澤東讓李井泉坐在他的身邊。一個多月後的八屆五中全會，李井泉和柯慶施、譚震林一起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慶施兩人。這樣，李井泉不僅是四川王，還是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為李井泉能從「最根本處」理解他的思想。一九五八年夏秋的大躍進出了問題，一九五八年秋冬到一九五九年春夏，毛澤東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採取了一些「降溫」措施，中央發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糾左的傾向。李井泉堅持不「降溫」，不糾左。他這種態度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批評，七月二十三日廬山會議轉向以後，他成了最能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人。李井泉這種「頂風」態度表現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是降溫的，李井泉從武昌開會回來繼續堅持大躍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省委在金牛壩召開地委書記會議，布置了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躍進任務。
其二，第二次鄭州會議做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以「隊為基礎」。「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生產小隊，而不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而李井泉則在萬人大會上宣布：「隊為基礎，在我們這裡是管理區。」（註十）所謂管理區，就是在生產大隊和公社之間的管理層次，比「隊為基礎」的「隊」高兩個層次。根據李政委定下的調子，四川省絕大多數公社實行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繼續保持以公社為核算單位。不久，他還對核算單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區還心痛不已，他說：「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廣新技術很快，現在體制一改變，按他們的意願就把新技術都頂回來，有問題了，生產全由農民搞嗎？還要無產階級幹啥？」（註十一）
其三，繼續推行一九五八年那一套高指標和瞎指揮。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省委發布農業生產「八項規定」，嚴格規定各類作物播種面積、施肥數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規格，要求各地堅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運動，自始至終都抓緊」，把高產萬斤推向高潮。李井泉還提出在農業上「搞幾個運動，田間管理，農田水利，積肥造肥，包括養豬，全省每年增加一千萬頭豬。」「中央明年以農業為基礎，我們還是要大搞鋼鐵，明年搞一百五十萬噸鋼。」「九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項規定」。四月二十六日，將這「八項規定」日批轉各省、市、自治區。在這個文件的批示中說：在農業生產問題上，有些地方存在著鬆勁現象，在克服浮夸虛報傾向後又出現了一種指標訂得越低越好的傾向。這種傾向也應當注意克服，應像四川省委一樣，做出些必要的規定，把生產運動搞起來。（註十二）
自大躍進以來，吹得最熱鬧的當數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廣東等省。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他們中大部分開始轉舵，有的還糾正得較為徹底。只有四川沒有轉舵。最能表現李井泉「頂風」勇氣的是他不向下傳達毛澤東給小隊幹部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通信》，寫信的對象是「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談了關於農業方面六個問題的意見。這是自一九五八年底糾偏以來，他走得最遠的一次。對高指標、密植以及農業生產的其它方面，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降了溫。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告誡人們：
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以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註十三）
中共中央辦公廳先用電話把毛澤東的這封信傳達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應當立即傳達到小隊幹部。可李井泉指示：「發到縣委，口頭傳達到公社，經過醞釀后再傳達到生產隊中去，不要轉彎太急，防止消極情緒。」在接著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李井泉一再強調，對毛澤東這封信「要從積極的方面理解」。會議印發的「紀錄稿」仍然堅持「八項規定」中的高指標和密植規格，聲稱《黨內通信》中指出的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當然要反對，「但是保守主義、尾巴主義也要反對」，全省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生產高指標「不能動搖」。李井泉還說，估計《黨內通信》傳達到基層后，「會產生放任自流和消極情緒」，要大家有所防範。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又發出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其中的一條明令將毛主席的黨內通信，「立即發到生產小隊，在群眾中普遍地進行傳達討論執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黨內通信》的幹部們驚喜萬分，他們說：「主席把話說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極情緒」使省委的高產措施面臨泡湯的威脅。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下令將發到縣委的黨內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響卻收不回。此時此刻，李井泉最關心的是如何消除《黨內通信》造成的「消極影響」。五月十四日，省委又召開地、市委第一書記緊急電話會議，傳達李井泉關於密植的緊急指示。
為了穩住各地區的頭頭，省委在重慶傳達毛澤東黨內通信后，又分片組織學習討論。在川西北片區學習討論中，主持會議的廖志高聲稱主席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北京有人吹冷風，主席有壓力」。暗示黨內通信中有些話並非毛澤東本意。溫江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在會上表示自己是「穩健派」，話一下就傳到李井泉那裡，正在川北視察途中的李井泉連打幾次電話給宋，斥責宋是在「散布冷空氣」，接著李井泉又打電話告訴宋，說三乘以七寸密植要堅持搞，他說他已打電話問了廣東的陶鑄，陶鑄也說沒問題。
針對毛澤東《黨內通信》中講真話的問題，他作了不同的解釋。他說講假話有兩種表現，一種是「以多報少」的瞞產私分，一種是「以少報多」的浮夸。他就后一種假話辯解：浮夸主要是「我們不摸底」，並不是為了榮譽和出人頭地，「主要還是國家要多拿一點，農民想多吃一點的矛盾……我們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油料少了，爭奪糧油的問題。憑良心說，我們還是想國家多拿一點，你就不想國家多拿一點嗎？」
如此明目張胆同毛澤東的指示唱反調，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澤東對抗嗎？不，沒有任何事實證明他對毛澤東有絲毫不忠。他的「反調」是出於一種自信，他相信他比別人更理解毛澤東，他認為自己這樣做更符合毛澤東的一貫思想，不會有風險。
的確如此。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上半年中央發布的一些糾偏措施，被一些幹部看得過於認真。這樣的幹部事後吃了大虧，有的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事實上，毛澤東在釀成一九五八年大錯的根本的問題上（即「三面紅旗」）從來沒有未動搖過，他要糾正的，是一些方法和作風問題，方法和作風問題一經糾正，還要繼續大躍進。
就在毛澤東唱低調的時候，李井泉一再強調，大躍進的成績必須肯定，大躍進必須繼續進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他一面批評搞浮夸風、共產風和窮過渡，同時又表揚這些刮五風的幹部：「他們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種非常寶貴的積極性「應當堅決加以保護」。
李井泉不愧為毛澤東信得過的人，他從毛澤東的一些講話中，能透過表面，揣磨到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東西，並努力貫徹。毛澤東在《內部通信》中說「根本不要管上面規定的高指標，只管現實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澤東心底里喜歡高指標，所以，省委的高指標不變。眼下正在插秧，毛澤東在《黨內通信》說「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測毛澤東心底里喜歡密植，所以繼續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一九五九年春到四川調查，發現四川對插秧有規定，即「雙龍出海，螞蟻出洞」（即只有行距，沒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員不願意，這時正逢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下達，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據此就在他「蹲點」的公社號召不要過分密植。在省委召開的會上，他反對過分密植，同李井泉發生了爭論。最後省委還是決定，全省繼續實行高度密植，只讓田家英所在公社稀一點。（註十四）
對一切在「三面紅旗」方向上稍有後退的政策，不管來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頂到底，毫不讓步：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緊急指示中規定：一、糾正少種、高產，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種土地全部都要種莊稼。二、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豬下放給生產小隊和私人餵養。三、恢復自留地，自留地不少於佔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豬若下放給私人餵養，必須分給自留地，否則無法解決飼料問題。四川省委的規定是：毛豬下放到生產隊飼養，划給一定的飼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豬私人餵養自然無法實行。實際上，四川一直沒有實行恢復自留地和毛豬私養的政策。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關於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給公共食堂開了一個大口子，規定：可以辦全體社員參加的食堂，也可以辦一部分社員參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農忙的；可以農忙多辦，農閑少辦，靈活執行。食堂範圍太大的，可適當縮小。口糧應該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交給個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關鍵之處是口糧分配到戶，只要實行了這一條，食堂便會土崩瓦解。當時全國許多地區食堂一鬨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節餘自得」解釋是：食堂要辦下去，分配的糧食由食堂保管，節餘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糧食分給個人，實際上除了「食堂吃飯」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話。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中央發出一個更為徹底的糾左指示，作出四條規定：
一、允許社員自養豬、羊、雞、鴨等家畜家禽，私有私養的完全歸個人所得。
二、恢復自留地。不管社員喂不餵豬，在食堂吃飯或在家吃飯，都應分給。自留地生產的產品由社員自由支配。
三、鼓勵社員種植零星空地，誰種誰收。
四、歸還社員屋前屋后林木果樹。（註十五）
和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一樣，中央的這個指示直接發到「生產隊支部委員會」，並要求把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眾公布，並認真實行，取信於民」 。
四川省委拒不執行。不把文件下發生產隊，不張榜公布，不準社員養私豬，不分自留地。
總之，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春夏間，中共中央的一切糾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這樣「頂風」，一直頂到廬山會議之前。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神仙會」階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當輕鬆，會上提出了很多批評大躍進的意見。在揭露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問題時，李井泉卻不輕鬆。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組開會時，田家英再次談到下面受壓虛報產量的問題。田家英的發言受到李的壓制「以致講不下去」。（註十六）七月二十三日，「硬著頭皮頂住」的毛澤東終於開始反擊，徹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這一賭注開始大量進賬了。七月二十三的講話中，毛澤東在講到公共食堂問題時，表揚了四川：
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十一個縣），百分之九十以上還在食堂里。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闢地了……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麼，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註十七）
廬山會議以後中共中央的各項政策迅速左轉，李井泉上半年頂風「算是頂對頭了」。他輕鬆而自豪地說：「我們去年在瀘州地區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去年這一年我們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較高的。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是有消極的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註十八）毛澤東對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穩固。一九五九年秋天，李井泉獲得了「政治大豐收」。為李井泉的政治大豐收「埋單」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飢餓時間最長。
註解：
[註一] 郫縣縣委第一書記高義祿：《關於共產風給生產帶來的損失的初步檢查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一日。
[註二] 同上。
[註三] 張守愚、劉景周：《就榮縣問題給省委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註四] 郫縣縣委第一書記高義祿：《關於共產風給生產帶來的損失的初步檢查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一日。
[註五] 四川省農村工作部調查組：《樂山縣通江公社柏楊管理區一平二調造成農具嚴重缺乏的情況》，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中共四川省委農村工作部辦公室印四十五份，主送省委常委。
[註六] 省委工作團樂山縣棉竹公社工作組：《樂山棉竹公社二管區幹部瞎指揮給生產帶來嚴重損失》，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
[註七] 李林給省委和廖書記《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的情況報告》，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註八] 成都金牛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李懷培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期工作會議第二階段的大會發言：《關於一平二調的問題》，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一日上午。
[註九] 中共四川省委檢查團宜賓分團江安工作隊：《關於長寧縣桃坪公社的落後情況報告（摘要）》，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註十] 《李井泉同志在省委六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註十一] 《井泉同志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在市、地委書記會上的講話——于重慶潘家坪》
[註十二] 《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九十四頁。
[註十三]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三五-二三八頁。
[註十四] 李銳 ：《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十一頁。
[註十五]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九三、二九四頁，三二八-三三四頁。
[註十六] 李銳 ：《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十二頁。
[註十七] 李銳 ：《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三七頁。
[註十八] 《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紀要》，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四日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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