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十六）

【新唐人2013年11月28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完不成徵購任務，提頭來見！」

《通渭縣誌》上記載的歷年糧食徵購數比上述報告要少一些，但兩者還是比較接近。從縣誌上列出的歷年數字可以看到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通渭人民負擔之重。到一九六零年，由於人口大量死亡，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徵購任務不得不大量減少，一直到九十年代還沒有恢復到一九五九年的徵購水平。

糧食產量逐年下降，而徵購任務又逐年增加，只好讓農民勒緊褲腰帶。早在一九五七年糧食徵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政府動員群眾賣陳糧、吃陳糧。公社分配時只分現金，不分糧食。一九五八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餓死人現象。到一九五九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一百六十二個大隊中，就有一百零二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四十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草衣、樹皮充饑，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註四十一）

【資料來源】《通渭縣誌》，第三六一頁。

進入一九五九年春天，定西地區糧食局勢日趨緊張。到五月二十日止，全區庫存糧食僅有六千二百零八萬斤。銷售量每天平均達一百一十多萬斤。由於上一年秋後徵購了過頭糧，到春天需要大量返銷給農民。五月份，糧食供應面達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正常情況供應面百分之十左右），而且供應面繼續擴大，有可能達到百分之六十五。由於一九五八年上報的數都是大豐收，現在這麼大的供應面，很多人不相信，認為農村有糧食，要求供應糧食是階級鬥爭的表現。面對農村大量需要的糧食供應，省委提出「需要服從可能，銷售服從指標，安排服從調撥，農村服從城市」的原則。這就把向農民供應糧食壓到最低位置。同時，要求各地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加強糧食徵購。根據這一方針，定西地區一方面對各縣提出了糧食控制計劃，另一方面繼續向農村要糧。

大批農民因飢餓而死，中共通渭縣委卻不承認現實。他們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誰要求供應糧食，就給誰扣上「以糧食問題攻擊縣委，是富裕中農，是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縣委認為「當前糧食趕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在一起搞鬼，要進行打擊。」「剝樹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壞」、「鬧糧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團」，還說「裝病、鬧糧、剝樹皮、要統銷糧、不論耍什麼花招，玩弄什麼手段，我們心中有底，頂住了這股歪風，絲毫沒有被假象所迷惑」。縣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生產隊召開「千人鬥爭大會」，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批鬥要求政府供應糧食的農民和說真話的基層幹部。還提出「對富裕中農要來個雙倍打擊、加倍賠償，算清不勞動、破壞生產、不合法收入三筆帳，把他們壓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註四十二）

通渭縣委這麼做，是上級逼出來的。高徵購指標是國家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又是一位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群眾負責的官員。在他的高壓政策下，幹部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指標高，不敢講公購糧食任務完不成。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說：「黨的歷次鬥爭的勝利，都是反右傾的勝利」，「防左容易，防右難」，「在反右傾鬥爭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定西地區從一九五八年以來產量一年比一年低，而徵購任務一年比一年高。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在電話會議上說：「公購糧入庫時，是非常時期，要採取非常手段。」一九六零年春季，農村斷糧時，竇明海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註四十三）竇明海是省委書記張仲良十分看重的幹部，是全省有名的「積極分子」、「先進人物」。正在糧食緊張的時候，省委決定將席道隆調往岷縣任第一書記。岷縣的條件比通渭要好一些，人口也多一些，這一調動對席道隆來說是一個好消息。但是，省委有一個附加條件：完成糧食徵購任務以後才能到岷縣上任。為了早日到岷縣上任，席道隆就採取了更加嚴厲地手段加強徵購。

一九五九年八月開始，通渭縣「反右傾」鬥爭，有一千一百六十九名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因反映農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鬥爭。縣長田步霄到基層搞調查，回到縣裡講了真話，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黨分子」，「小彭德懷」，多次批鬥。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田步霄自殺身亡，時年三十五歲。田死後，縣委以「徹頭徹尾、誓死不改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中共定西地委批准開除黨籍，並組織機關幹部對著屍體開批判會。（註四十四）

反右傾鬥爭是完成徵購任務的主要手段，對講真話的幹部動輒批判、鬥爭、撤職、開除、法辦，在鬥爭中普遍推、撞、打，進行肉體摧殘和人格侮辱。

一方面睜眼不看餓死人的事實，一方面向上級說假話。碧玉公社趙河生產隊已死亡五十多人，生產已經停頓，席道隆等卻在向上級報告中寫道：「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搞得較好。」

在隴川公社召開了一次整社征糧的千人現場會，席道隆在講話中強調說：「要繼續反右傾，鼓幹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徵購任務一定要完成，對於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一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挂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 縣裡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常河公社書記趙殿京聽完全縣電話會議以後，已經是凌晨兩點了，還坐在床邊不說話。縣團委書記孫毓業看他神情不對，問道：「怎麼啦？」趙殿京說：「明天完不成任務，讓我提兩個人頭來見。我趙殿京只有一個人頭，哪有兩個人頭！」他們只好連夜下鄉搜糧食。（註四十五）

會後，縣裡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裡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麼拿什麼，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如隴陽公社搜查了六百三十七戶，無償拿走了農民雜糧四萬三千八百三十三斤、麵粉三千二百三十五斤，洋芋三萬一千零八十九斤，菜一百五十斤，銀元二百七十二枚，銅四百零四斤，布三十匹。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群眾採用各種殘酷的刑罰。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裡擋住，哪裡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為了搜糧食，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裡。他們提出「一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鬥爭的戰場。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馬營公社黨委書記張學聖親自主持鬥爭，毒打群眾一百六十多人，當場扣押勞教的六十六人。在這些鬥爭中，對被斗的幹部和社員實施各種酷刑：竹籤子插指頭、站冰塊、雪埋人、打夯、拔鬍子、戴紙帽子遊街、男女脫褲子互相戴在頭上、用包穀棒子和先麻（一種毒草）塞陰道、用繩子來回拉陰戶等一百二十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一千一百多萬斤（大部分被「萬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一千三百多人。群眾將這些惡行比作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狼狗」等。搜糧活動一共搞了四十多天。（註四十六）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通渭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向各公社發布指示：「凡被批鬥的人，一個也不準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幹部民兵持槍看管」。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十四個勞教隊，集中勞教一千六百三十七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鬥爭逼審，遭受到種種折磨。（註四十七）

一九六零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五十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十一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七十九人。四十二個公社主任中，有三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二十二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五十三人，打死逼死十二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架起輕機槍十二挺，步槍和土槍五十多枝助威。他在會場主持鬥爭、拷打群眾一百六十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六十六人當中因傷致死四人。（註四十八）

農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時候，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據定西地委擴大會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簡報記載，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到臨洮縣店子街搞試點，不吃農民的苜蓿飯，從蘭州飯店用專車送吃的。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僅一九六零年就從商業、糧食部門要去肉三百三十九點七斤，油二十三斤，雞蛋二百六十多個，糧食四百七十三斤，糖及糕點六十二斤，紅棗三百二十斤，還有火腿、雞、罐頭、粉條、茶葉、水果等。

其實，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顧農民死活的幹部，眼看著大批人餓死，席道隆也允許農民自找生路，一九五九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出台的機會，將一部分土地分給農民，實行誰種誰收；將牲口分戶餵養；給生產小隊下放權力；等。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旬，隨著餓死人數的增加，席道隆連夜去地委彙報糧食情況和人口外流、死亡等問題，受到批評而回。他的這些良心發現以後的表現，後來為他帶來了災難。

（四）省委工作組繼續反右傾

通渭縣大量死人，當時有一些人冒著風險向中央寫信。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在通渭召開的老同志座談會上，兩位老人認為是一位學生匿名寫信給譚震林，譚震林讓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接待這個學生。但是，幾十年了，誰也不知道這位學生的名字，也沒有人自稱是當年的這位學生。也有人說，中央兩位處長到過通渭，是他們向上面反映了情況。

一九六零年二月八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一百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組到通渭，還帶了一些糧食。從工作組留下的文件來年，他們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傾。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去通渭正是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正處於反右傾的高潮之中。

一九六零年三月一日，由省、地委工作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開大會，宣布省委決定：「通渭縣委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併當場逮捕了以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十七名縣委、縣政府領導人，說他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組負責人王秉祥當時給省委寫的《關於通渭問題的報告》中反映了他們的工作情況：

二月九日，我們到通渭動員所有的幹部給社員送麵粉、糧食上門，突擊安排群眾生活。二月二十一日到三月三日，召開一百多人參加的縣委擴大會議，充分發動群眾徹底揭發了席道隆為首的一批破壞分子在領導通渭工作期間所犯的嚴重罪行。接著，各公社召開了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縣委擴大會議精神，解決公社領導核心問題。同時向全縣人民公布了席道隆等破壞分子的罪行，進一步發動群眾大張旗鼓的揭發批判。

……通渭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總的根子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勾結一起，嚴重地破壞了「三個萬歲」（即「三面紅旗」――作者注）。……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壞農業生產。早在一九五六年初級社轉高級社時，他們就提出「分隊（小隊）生產，按隊分紅」的辦法縮小集體規模。將分配單位由原來的三百二十七個（初級社）變為六百四十四個。公社化后實行「四級核算以小隊為基礎」，分配單位縮小為一千一百九十五個。並給小隊規定了許多不應有的權力。他們提倡大量土地「誰種誰收，誰收歸誰」，牲口分戶餵養。……碧玉公社黨委書記李廷傑還把土地分給社員，強迫大量解散食堂。……

開闢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進行走私活動。在一些城鎮市場上，投機商販活動十分猖狂。商業局兩次從新疆（不是從國外――作者注）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資。

工作組負責人之一的李坤潤二月十九日給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的報告中說：

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縣委領導，在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如在所有制上實行四級制，以包產小隊為核算單位，五九年春耕時提出小隊種不完的土地由社員誰種誰收。造成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大發展，地、富、反、壞分子破壞活動囂張，抗拒公糧入庫，偷盜、私分、瞞產普遍發生。對此嚴重的問題，縣委又採取了極端錯誤的作法，以整社檢查團為名，組織大兵團不分貧富逐門逐戶進行大搜糧，組織萬人鬥爭大會，把貧下中農和五類分子一起鬥爭。

包產到隊、讓農民開荒種小片土地，本是擺脫飢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隊把這些作為資本主義大加批判。李坤潤上述報造中批評這個縣一九五九年以來的反右傾鬥爭不徹底：「縣委幾個主要領導成員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怕運動（指反右傾運動――作者注）深入，將自己的錯誤暴露出來，因此在去年十月縣委擴大會議上，只解決了以田步霄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后，就草草結束了會議，企圖將他們的問題遮掩下來，混過關去。」

據通渭縣委一九六零年三月十日電話報告，他們發動群眾對「有嚴重問題的」七十八人進行揭發批判。說這些人「千方百計地推行了席道隆為首的反革命綱領」。這個電話報告中列舉他們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單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階級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組負責人之一、中共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日給省委書記張仲良寫的《關於通渭、隴西問題的檢查報告》中列舉了席道隆的幾個錯誤：第一，在政策中推行了一條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這一條中列舉了划小生產隊的經濟核算單位、對空閑土地誰種誰收等事例）；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縱五類分子（這一條中列舉了席道隆一九五六年親自主持釋放了一百六十多個犯人等）；第三組織上拉拉扯扯，宗派主義；第四，在手段上嚴重違法亂紀（這裏列舉的是「萬人鬥爭大會」「批辦勞改隊」等事例）。竇明海這個所告中還說「情況大為好轉，糧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眾情緒穩定，把壞事變成了好事。」實際上，通渭的飢荒還在發展，大批農民正在死亡。

一九六零年四月六日，《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報告》中說「這個縣不是一般的落後縣，而是全縣潰爛，問題的性質非常嚴重。以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把持了縣委領導權。從上到下，徹頭徹尾的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個報告也列舉了席道隆的「四級核算小隊為基礎」、「牲畜分散到戶」、「種籽分散到戶」、「誰種誰收」等「一系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省委工作組對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發放了一些糧食，但未能扭轉形勢。「通渭問題」本來是左傾錯誤造的問題，省委工作組卻認為是右傾造成的問題，這加劇了人口死亡。一九六零年死亡人數相當於一九五九年的三點八六倍。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王秉祥在甘肅省政協主席的職務上離休。我在甘肅調查三年大飢荒時，不少人提到他的錯誤。甘肅省原婦聯主任李磊的《悠悠歲月》中，記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飢荒中不少的惡行。但是，九十年代出版的《通渭縣誌》上，王秉祥卻是一位救饑民於水火的好官的形象。二零零零年，本書作者到通渭採訪時，《通渭縣誌》的編輯張大發對本書作者說，一九九八年，《通渭縣誌》編撰定稿之後，送到甘肅省地方志領導小組審查，當時任省政協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志領導小組組長。《通渭縣誌》的審查稿一送到，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由於對一九五八-一九六零年發生的「通渭問題」，《通渭縣誌》較為真實地記錄了王秉祥的功過。王秉祥看了之後，《通渭縣誌》上不僅刪去了記錄的他錯誤的一段文字，還加上了這麼一段：「一九六零年二月八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省、地委工作組百餘人到通渭。他了解情況后，如實向中央、省委報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問題，並及時供應糧食，組織幹部、教師下農村搶救人命。」

由此可見，在大飢荒年代主政的幹部，如果在八十年代繼續在當地主政或在中央擔任重要職務，這個地方的人口數據和歷史記載，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組除了加大了反右傾的火力以外，還以階級鬥爭眼光對全縣幹部時行了分類排隊，排隊的結論是：「從通渭縣的領導核心和基層幹部政治情況看，問題是很嚴重的。該縣歷年來在鎮反、審干、肅反、反右派鬥爭、整社、整黨等一系列政治運動都搞得不徹底，五類分子沒有從幹部隊伍中和黨內清查出去，仍然進行隱蔽活動，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他們就乘機大肆破壞，現在敵人已露出水面，這次必須乘此機會，由內到外，內外結合，狠狠打擊，否則通渭的面貌不會改變。」一九六零年四月六日，甘肅省委認為「通渭縣委完全變質」。中共中央批轉了「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按語中寫道：「甘肅省通渭縣委完全爛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篡奪和反持縣委領導權，公開實行一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註四十九）這個看法的提出比「信陽事件」以後提出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早八個月。

（五） 揭蓋刨根運動

通渭形勢繼續惡化，死人越來越多。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在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中央、省、地委，派了二百五十人的工作組和一百二十八人的醫療隊。調來糧食三千三百七十多萬斤，救濟金三百三十多萬元，藥品一百三十六噸，棉布一百一十多萬尺，棉花六萬多斤，還有食糖、蜂蜜、紅棗等。工作組用這些物資安排群眾生活，把瀕臨死亡的八萬多人搶救過來了。並成立孤兒院，收養孤兒一千二百多名。在搶救災民的過程中，醫療隊員王俊、劉春華（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眾生活的同時，還組織恢復生產。為此，國家先後發放各種貸款和補助款一百四十二萬元，無償投資二百七十多萬元，購買了牲畜四千七百多頭，添置修補農具四萬多件。（註五十）

工作組負責人之一的胥起雲向省委的電話彙報說，為了救人，工作組作了十二點安排：一，口糧一律按六兩吃（每天供應量，當時秤是十六進位，六兩即十進位的三點七五兩――本書作者注），不得降低，不能再有斷糧現象發生；二，病人（即腫病和瘦病）每天增加二兩糧食（相當於十進位的一點二五兩），每月二兩油，停止勞動，免費治療；三，買糧有錢給錢，沒錢記賬；四，發下的棉花棉布立即製成衣服，儘快穿上；五，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六，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信的第九條，要原原本本地向群眾宣讀，關於社員回家做飯問題，由社黨委提出意見，報縣委批准；七，有問題及時解決，公社解決不了的要及時上報；八，對斷頓、疾病、死亡、外流、幹部違法亂紀要立即採取措施，查實情況，報告縣委；九，隱瞞實際存在的問題、知情不報、不說老實話的，要嚴厲批評，不改的要給處分；等等。

這些措施對扭轉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濟糧有「九個不供應」：地、富、反、壞、右、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富裕中農冒尖人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不供應。

而真正解除飢餓的是一九六二年的好年景。《通渭縣誌》記載：「是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緩解了全縣人民吃的問題。」這一年，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給社員增加自留地，並允許社員租借集體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飼養。這些政策也是大豐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認為西北局的蘭州會議是扭轉局面的一次會議。蘭州會議是一九六零年十二月開的，正是在毛澤東批示信陽事件之後，也是在《中央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指示之後。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補課」和抓階級鬥爭的辦法來解決通渭問題。當時總的估計是，通渭問題的出現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破壞所造成的。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中共甘肅省委報送西北局的《甘肅省委報送「通渭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寫通渭問題的原因時認為：「有許多部門和公社的權落到了壞人手裡。一百五十二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敵偽黨、團、軍、警、憲骨幹，特務、一貫道等二十四名，佔百分之十五點二，三十名縣委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種種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八名，佔百分之二十二點六」。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根據。因此，將大批基層幹部當作民主革命補課的對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補課是以整風整社的名義進行的。在整風整社過程中，開展了全面的奪權鬥爭。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縣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揭開』通渭問題』的蓋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齊拔掉」的口號。接著，全縣開展了「揭蓋刨根」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拔席道隆的根」。對各級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被「特訓」的人被認為是問題更嚴重的人。「集訓」和「特訓」都是集中起來進行揭發、批判、鬥爭。除原來逮捕的縣級幹部以外，又對三百六十多名縣以下幹部進行了處理。

由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周恩來等上層幹部口頭上表示承擔責任，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省地委決定，釋放席道隆等十七名縣級幹部，並重新安排工作。二零零零年，作者到定西採訪時，得知席道隆從定西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在家養老。

七 對甘肅問題的處理和餘波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上旬，中共西北局蘭州會議，討論了甘肅的問題，揭發了張仲良、何承華、阮迪民、王秉祥等人的錯誤，認為他們的問題是「一私一左」，改組了甘肅省委，由汪鋒代替了張仲良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新省委對部分地委書記如竇明海、劉逄皓、胡學義等也進行了揭發批判，改組了部分地委。同時根據信陽經驗，在農村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在農村奪權，有幾萬人被批判鬥爭。信陽的一條經驗就是對農村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新省委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發出了《關於舉辦集中訓練班和特別訓練班的規定》。這個規定說：「凡是官僚主義分子，嚴重官僚主義分子，和其它有嚴重錯誤的分子，如不立即調離當地，就會阻礙整風整社運動，不利於發動群眾者，可實行集訓，凡是鑽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蛻化變質分子，對勞動人民進行了階級報復，殘害人民，不懲辦不足以平民憤者，應首先進行特訓。」根據這個規定，全省共集訓、特訓了一萬零八百六十九人，其中集訓六千一百零五人，特訓的四千七百六十四人（註五十一）。在集訓隊和特訓隊周圍架上了機槍，他們在裏面接受批鬥。但據甘肅省的老幹部說，被集訓和特訓的人數實際要比這個數大得多。

一九六二年底，阮迪民、王秉祥努力為自己翻案，張仲良不敢翻案，但同情支持他們。他們批評西北局蘭州會議「不是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揭發批判缺點和錯誤，從中吸取教訓；而是否定成績，一切皆非，一味地揭發，一味地批判。」他們認為，「甘肅沒有特殊錯誤，只有一般性的錯誤，是執行中的問題，許多事情是請示了中央的。」還批評「集訓、特訓打擊面太寬了。」「信陽經驗不符合甘肅的情況」「清水經驗是錯誤的」。

不僅是上述幹部要求翻案的，一九六二年底，在執行錯誤路線而挨整的幹部中很多人有這樣一種看法：甘肅省沒有特殊錯誤，只是同其它省一樣的一般錯誤。他們列舉了中央領導人當時如何支持他們的事例，說許多事情是請示了中央的，頗有委屈情緒。這種情緒不僅在省一級幹部當中，在縣以下幹部中更為嚴重。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定西地委轉報各縣委擴大會議對中央和省委負責同志的一些意見》中，比較集中反映了基層幹部的這種情緒。這個材料是定西地委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報給甘肅省委的。現摘要如下：

甘肅出了大問題，中央一些領導同志親自視察，也曾派工作組到甘肅工作，對甘肅工作評價很高，卻沒有反映問題。

省委講對過去的錯誤不查責任，可是張仲良、竇明海還是書記，而對下面不是集訓、特訓，就是撤職查法辦。省委、地委書記雖然沒有直接傷害人命，但下面違法亂紀是他們逼出來的。這幾年發生錯誤的原因是：『上面出題，下面發揮；下面胡干，上面支持』。一切歸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甘肅省委三屆四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干問題的檢查報告》中批評了基層幹部抱怨上級的情緒。報告中說，這種說法「是想把責任推給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惡毒的。」「甘肅的錯誤，有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特殊性錯誤是主要的，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所謂特殊性，就是甘肅的錯誤，在多數情況下，是由張仲良等同志的個人思想品質所造成的。」

從留下的歷史資料來看，說甘肅省的問題完全是張仲良的個人思想品質問題造成的，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也是不公道的。在當時的制度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飢荒，但各地程度不同，其中嚴重程度決定於「甚」的程度。張仲良的「甚」在哪裡？上述的報告中列舉了幾件事：一，中央曾規定國家給公社的投資，百分之七十用於扶助窮隊，百分之三十。用於公社。而甘肅省改為全部用於水利建設和社辦企業；二，毛主席給六級幹部的黨內通訊，張仲良不但沒有貫徹執行，反而用自己的名義另發了「關於給生產小隊下放五項權利的意見」來代替；三，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針是「以蓄為主，小型為主，社辦為主」他們改為「蓄引提並舉，大中小結合，小型為基礎，大型為骨幹」；四，中央規定反右傾只在黨內進行，他們卻在黨外搞反右傾鬥爭；等。現在看來，這些「甚」並不算冒尖。河南、四川、安徽的「甚」，更為嚴重。一九六一年一月，張仲良被降為第三書記，任至一九六二年被免職，但保留中央西北局書記到一九六三年五月。一九六五年八月，被調到江蘇擔任省委書記處書記。

註解：

[註四十一] 中共通渭縣委：《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 的報告》，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 [六五] 第三四七號。

[註四十二] 同上。

[註四十三] 定西工作組李步勝、李生華、田園給省委的報告，《定西地委擴大會議簡報之三》，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中共甘肅省委辦公廳甘收 [六一] 二一六四。

[註四十四] 中共通渭縣委：《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 的報告》，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 [六五] 第三四七號。

[註四十五]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日本書作者在通渭縣召開的老幹部座談會上的提供的情況。

[註四十六] 同上。

[註四十七] 甘肅省人民檢察院定西分院：《關於對通渭搞勞教隊的情況檢察報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日。

[註四十八] 《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的情況報告》，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零]三六四號卯。

[註四十九] 同上。

[註五十] 中共通渭縣委：《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 的報告》，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 [六五] 第三四七號。

[註五十一] 《共中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干問題的檢查報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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