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7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六 通渭問題
在大飢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的「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陽高。通渭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當時，中共甘肅省委和中共中央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通渭在甘肅省東南部，屬定西地區。漢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置縣，有二千 多年歷史，是中國最古老的縣之一。
通渭是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在中國革命史上有特殊意義。紅軍離開江西根據地以後，「長征」到哪裡去？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前有堵截，後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肅南部還沒找到落腳的地方。俄界會議的決定，到甘肅東北向蘇聯靠近，以蘇聯為後盾打游擊。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紅軍到了哈達鋪（現屬甘南自治州宕昌縣），這是一個有幾萬人口的小鎮，二零零零年我到這裏尋找紅軍的足跡，看到的是一個蕭條的小鎮，但從沿街兩旁整齊的木板鋪面，可以想象出當年的繁榮。這裡有一個郵局，紅軍從郵局裡得到一些大公報（這是紅軍長征以來第一次看到報紙），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和九月二十三日的大公報上，有「關中匪情」專欄，其中有「匪首」徐海東在陝北活動的報道：「徐海東竄甘，劉子丹（原文如此――作者）進據綏德南區」。毛澤東、張聞天等看到這些報道才知道，陝北有一支共產黨軍隊和一個革命根據地。他們一口氣讀完了這個報道，大喜過望。九月二十八日，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將陝北作為長征的目的地，從此紅軍找到了落腳點。九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彭德懷等隨第一縱隊到達通渭縣城。接著黨中央和軍委機關的領導周恩來、葉劍英等隨同第二縱隊來到縣城。找到了落腳點，部隊情緒一下子高漲了起來，在文廟街小學召開的聯歡晚會上，毛澤東首次朗誦了他在長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然而，二十四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的第九年，通渭卻發生了慘絕人寰的災難。
（一）通渭餓死人的比例最大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通渭縣大量餓死人的事，除了高層以外，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外面的人還不知道這裏曾發生過如此慘烈的事情。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利用到這個縣採訪之餘，就「通渭問題」召開了老幹部座談會、找了一些人個別交談。我想在通渭查閱歷史檔案，縣長也讓檔案室支持。但縣檔案室負責人說，上級有明確指示，有關「通渭問題」的檔案不能開放。後來我通過別的途徑，在其他檔案館找到了與「通渭問題」有關資料。加上老幹部座談會和個別訪談，我終於弄清了被掩蓋四十年的真相。
據新修《通渭縣誌》，一九六一年全縣人口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七萬八千四百六十二人，減少人數佔一九五八年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一。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長率是百分之二點六七，一九五八年的平均人口為二十七萬六千七百四十二人（即一九五八年年末人口和一九五七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數）按這個增長率計算，如果沒有大飢荒，一九六一年應有人口二十九萬九千五百零六人，一九六一年實有人口只有二十萬一千二百 五十五人，比應有人口少了九萬八千二百五十一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點八。這九萬八千二百五十一人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註三十一）據資料記載，一九六零年二月外逃未歸人口只有三千八百九十二人。地處大西北的一個小縣，在兩年時間內，人口減少如此之多，其慘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衛生廳組織的醫療隊一份報告描述了人們是怎樣因飢餓而致死：
通渭縣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整整一年口糧不足，以致壯人體弱，老人死亡，婦女閉經，小兒萎縮，發生了大量的瘦病。長期營養不足，大傷元氣，油盡燈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腫在癥狀上有所不同。但實際是一回事，主要是瘦。瘦的發展就會浮腫。浮腫實際是人體內部血漿蛋白膠體滲透壓降低和新陳代謝減弱，血管后滲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過血管后滲透到組織間的間隙中長期滯留，形成水腫癥狀。因此，浮腫不是一種單一的病，乃是消瘦到一定程度的癥狀，是消瘦發展的表現。根據近一年所見，一般是消瘦――浮腫――消瘦――浮腫，如此反覆數次，最後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營養，沒什麼癥狀，容易被人們忽視，認為浮腫可怕，沒有認識到消瘦的危險。馬營、榜羅、第三鋪等公社發生的死亡大多是這一類。最突出的是城關公社東方紅生產隊五小隊張家岔村，一九五八年有人口二百零四人，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六零年底，人口減少三分之一。現有的一百二十八人當中，有六十五人生病，最近又死亡十三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與合併症：消瘦是缺乏營養使人體不能正常發育，甚至發生組織異變。消瘦除了營養缺乏外，也有伴隨腸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瀉、下痢，大量蛔蟲寄生。這是因為缺乏口糧，飢不擇食，飲食不潔而來。城關公社雙堡生產隊喬底灣，全村二十三戶，一百一十九人，有七十人患病，除十二人外，其他都合併有腸胃病和蛔蟲症。這個大隊的申家岔小隊共三十五戶，一百三十人，患者九十七人，其中合併腸胃病的九十七人，合併蛔蟲症的九十三人。
根據通渭縣的情況，對消瘦病產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第一，生活不好，缺糧少米，吃代食品發病就高。
第二，因病體弱，長期不能恢復健康，
第三，代食品選擇不對。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蕎衣，再經過風吹，就會全身發麻，皮膚發癢，面部發黑，很快就腫起來。吉川、義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輕者昏暈、腫脹，重則死亡。
第四，生水、吃生糧、生菜，是產生寄生蛔蟲、腸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於糧少，家庭虐待現象較為嚴重。大人虐待小孩，兒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輕女，父母虐待女兒、媳婦。受虐待的，消瘦就嚴重。
第六，據說吃了死人肉的人，不願吃糧食，且「瘦得肉貼骨頭」，這類人在消瘦以前，表現眼結膜充血。（註三十二）
通渭，這個古老的縣份，本來是一個禮儀之鄉。但是，飢餓使人們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里打湯，起初是一家一個罐或一個盆，後來湯越來越稀了，人越來越急了，家裡派去打湯的人在回來的路上邊走邊喝，還不到家就已經所剩不多。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滿。於是一場場你死我活的爭食鬥爭便在家庭里發生了。結果是一家人四分五裂，一人一個罐，每到食堂打湯的時候，人人懷抱一個罐，一齊擁擠在門口守候，即使兩口子也為爭食而鬧不和。食堂關閉之後，一人一口鍋，各煮各的菜。那時在食堂里打飯時興用臉盆或瓦罐（因為容量大），湯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無法舔，只有小孩會立即把頭伸到罐里，舔不到的就用小指頭一遍又一遍地捋到口裡。一天，公社食堂里做的洋芋菜，一個公社幹部的碗里掉下了一片洋芋，落到地上，一個七八歲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手卻被這位幹部踩在腳下了，孩子疼得大聲喊叫，而那位幹部好像沒聽見。（註三十三）
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人。縣裡還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今後『病』一個埋一個。」縣委明確指示，要說這是打掃衛生，不能說是掩埋死人。
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通渭縣委的報告稱：在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的大飢荒中「全縣人口死亡六萬零二百一十人，死絕了二千一百六十八戶，一千二百二十一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人，土地荒蕪三十六萬多畝，牲畜死亡三萬三千多頭，羊被宰了四萬多隻，豬、雞、貓、狗等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五萬多間，砍伐樹木二十七萬多株，農業生產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蕩不安。」（註三十四）
二零零零年八月九日，在本書作者召開的通渭縣的老幹部座談會上，幾位親歷者講述了當年的慘狀。他們說，《通渭縣誌》上的數字是向中共西北局彙報的數，是縮小了的，實際是餓死了三分之一。當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屍體沒有人掩埋。一九五九年初冬，全縣餓殍遍野。城關公社五星大隊舊店子三個生產隊共七百人，每天餓死三十多人，活著的人將屍體抬到木輪車上，拉到附近的水溝里集體掩埋。原雞川公社馬清鳳（後為幼兒園園長、特級教師）一家八口人，除她在隴西師範上學沒有餓死以外，其餘七人全部餓死。七具屍體堆放一坑。後來縣裡要求「打掃衛生」，命令隊里將土坑踏陷，表面上看不出痕迹。
參加座談會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縣人大主任，當年是省冶金廳幹部，是派來解決通渭問題的工作組成員。他說，一九五九年秋天，他們來這裏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組給還活著的人灌湯搶救。當時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發生不少。一九六零年二月，他到中林大隊（屬城關公社）搶救人命，大隊長劉廷傑把他們領到王家莊，看到一家煙囪里冒煙——那時候幾乎是見不到炊煙的。他們進去的時候看到鍋里正煮著什麼，劉廷傑揭開鍋蓋的時候，他們看到鍋里煮的是人肉，記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個麻眼兒（方言，指眼睛不好或瞎子）。敬根年強調說：「這是我親眼看見的。鍋里有隻胳膊還連著一隻手，看那手才知道是個小孩子。」後來又到襄南公社的吳家河，大隊長董效元告訴他們說，黑石頭大隊的蔡東花吃過人肉。碰巧他們正好見著了這個女人，眼睛紅紅的，頭髮脫落得很厲害，一頭的頭髮茬子，很可怕。她還吃了自己親生的不到五歲的女孩。問她為啥要吃的時候，她說餓急了呀。
那時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一九八零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採訪，隴陽公社王書記對他們說：「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那個村裡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裡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裡吃人肉的不少。那時人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曬太陽的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是吃過人肉的。」王書記當年在引洮工程上勞動，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餓死了，全家一共餓死五口人。（註三十五）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到通渭召開座談會時，通渭縣政協幹部張大發在座，他是《通渭縣誌》的編者之一，對這一段歷史比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願，還可以查閱通渭的歷史檔案。我建議他抓緊時間，搶救資料。在我這本書已經完成的時候，收到了張大發的著作《金橋路漫》，他走訪了很多當事人，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其中也有很多人吃人的事件。現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關大隊朱家峽生產隊朱西，明裡在草垛、地埂間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後來將一窩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個只有四口人的家，兒子已經餓死了，剩下奶奶、兒媳和一個孫女。一天孫女也死了，年輕的媽媽望著死在院中的女兒發愣——她無力哭泣，哭也沒眼淚。就在這時，奶奶從屋裡爬出來，拖起孫女乾柴一般消瘦的屍體，向後院走去。過了一會，年輕的媽媽來到後院，發現孩子已被奶奶碎屍后煮進了鍋。後來，這個煮食孫女的奶奶也沒能活下來，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縣中醫大夫盧念祖（已故）回憶說：一九五九年臘月，他三媽帶著女兒到河溝里刮人肉，開始還頗有收穫，後來去的人多了，碰上一具屍體，連骨頭割下來幾個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一天他三媽煮了一條人腿，端給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擺手示意讓其端出去。可當他三媽剛端出客房門，就被幾個聞腥趕來的饑民搶吃一光。不幾天她三媽失蹤了，人們在庄后的地埂下發現一雙女人的小腳，從鞋襪上認出是他三媽的。
飢餓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隴陽公社車家岔大隊盧家莊生產隊社員盧雄娃在串親途中被饑民弄死，颳去了全身肉。雞川公社某村一家社員，丈夫在外地工作，聽說家鄉發生飢荒，寄來了十多斤糧票。這女人把面買回來后，反鎖大門，數日不出。好些天過去了，村裡的人還不見這家門裡有人走動，翻牆進去，幾個孩子早已餓死了，但不見這位女人，以後也不知下落。七十年代初竟東窗事發，原來這位女人棄下兒女，背著面逃走，但她還沒走出村莊就被人殺后吃了。案發後，有人追查，但殺人者早死了，死無對證，不了了之。
原隴陽公社周店大隊大灣生產隊張四娃用木棒子將十二歲親生女打死煮食，後來這一家四口人無一存活。申家山中年婦女牛某某把四歲親生女兒弄死後碎屍煮食，也屬同例。
還有一位幹部身份的人向我們講述了一個關於他家的故事。他說，當時，我們家有六口人，父親去了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親拉扯著。母親是一個很有心計的人，不知在什麼地方藏了點糧食，每當深更半夜，弟妹們睡熟了，母親悄悄地把我叫醒，將一把用石窩（方言，即舂）踏細的熟面塞到我口裡，然後用被子捂住我的頭，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親為什麼只給我吃，而不給弟妹們吃呢？當時，我只有十二歲，只覺得媽媽偏心我，至於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我看見母親望著皮包骨頭的弟弟妹妹臉上顯得非常痛苦，問她怎麼啦，母親搖搖頭，什麼也沒有說。不久，弟妹們都死了。過了一年，大約是一九六一年春，父親從洮河回來了，母親把我交給父親說：「沒辦法，我只給你拉扯活了一個，就……就一個了呀。」話沒說完，便「哇」地一聲哭倒在地上。父親把母親抱到炕上，也跟著哭。這時，情況已經好多了，可是母親整天哭得爬不起來，任憑我和父親怎麼安慰也無濟於事，不久，母親的眼睛哭瞎了，那時，她才三十多歲。一天天，我也長大了，我終於悟出了母親當年的用意，她是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鋪鄉一個偏僻的山村裡，一對夫婦養了五六個孩子，連他們自己一共七八張口，怎麼養活？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當母親的把一個六、七歲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並沒有死，母親看到那雙翻動的眼睛，那雙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來。可是抱回來還是活不成，為了保住惟一的兒子，最後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許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邊的野草，竟然活下來了。她現在也成了孩子的母親，想到那時的情景，她會有什麼感慨呀！還有這樣一位母親，她煮吃了小女兒，大女兒似乎覺察到了什麼，拽著媽媽的衣襟央求道：「媽媽，你不要吃我，等我長大了給你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態更為嚴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著死，死了還有誰掩埋他們呢？幸好是冬天，屍體僵而不腐，否則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呢？更可恨那年月里的老鼠，常常成群結夥出來行劫，將屍體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縣副縣長的白尚文，其母餓死了，曾任縣人大主任的閻玉祥一家餓死六口人，今寺子趙家山的一位老人（當時為大隊幹部）回憶道:「當時村裡已死人過半，可是生產隊的倉里還有幾十斤油渣、幾十斤糧食，就是不敢分給社員吃。省委工作組長王秉祥來村查訪時，問：『人都餓死了，為什麼不把它分給社員吃？』我們無言答對，心裏卻明白：誰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註三十六）
（二）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
一九五八年，通渭縣的縣委書記是席道隆，山西人，時年三十五歲，新中國成立前因參加革命坐過國民黨的牢。縣長是田步霄，陝西人，為人忠厚，辦事認真，工作實事求是。
由於席道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工作積極」，省委對通渭縣的工作很滿意。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他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這對一個小縣的縣委書記來說，是無上的光榮。席道隆由於「堅持運用馬列主義辨別方向」，成了全省幹部學習的榜樣。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是決定搞「大躍進」的會。席道隆在會上得到了「真經」，回來以後工作更積極了，立場更堅定了。
一九五八年，他們響應毛主席「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把全縣原有的一百六十九個高級合作社合併為十四個人民公社，全縣為一個聯社。在一個月之內辦起了二千七百五十九個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飯。農村管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在全縣組織一個民兵師，各公社成為戰鬥團，大隊為戰鬥營，生產隊為戰鬥連，連下設排，排下設班。「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在生產上提出了「千斤元帥升帳（糧食單產），萬斤洋芋上天（洋芋單產）的口號。在公社化中雖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農民搶收自留地里的莊稼，殺羊殺豬，他們說：「看著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為了清除阻力，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辯論的題目是：什麼是共產主義？怎樣建成共產主義？顯然，對這樣深奧的問題農民是說不清楚的。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共產主義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誰反對組織人民公社，誰就是反對共產主義，誰就要受到批判、鬥爭。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僅一九五八年，全縣共「拔白旗」五百六十五人（其中縣機關幹部三人，公社幹部十一人，生產隊幹部六十六人，作業隊以下幹部四百八十五人）。（註三十七）這是定西地委組織部一九五九年複查時的統計數，實際「拔白旗」的人數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達「拔白旗」的指標，生產隊為了完成指標，誰開會來晚了就「拔」誰。在「拔白旗」的同時，對那些積極跟著跑的人「插紅旗」，即表彰，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熱。中共通渭縣委一九六五年起七月五日《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指出，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大辯論、拔白旗、批判富裕中農冒尖人物中，共錯批判鬥爭農民一萬零三百六十多人。（註三十八）
為了迎接共產主義，全縣大平大調，大刮共產風，使農民受到很大損失。從土地、勞力、畜力、農具、樹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財物，平調總價值九百九十多萬元。
在生產上集中指揮。種什麼，不種什麼，不根據農民的意願，不顧自然條件，提出「四不種」、「五消滅」、「八登殿」，隨意改變種植結構。與此同時，把大量勞動力調離農業生產戰線。一九五八年春，抽調勞動力一萬七千九百多人（佔總勞動力的百分之十九點七）大搞工業。五月，又抽調一萬八千多勞動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八月正當田黃在地，不顧收割，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檢查團的檢查，以十多天時間，集中五萬多勞動力（佔全縣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一點四），從劉家埂到華家嶺公路沿線，擺了六十公里的長蛇陣，扎彩門，飄紅旗，大字報滿山，鑼鼓喧天，突擊水土保持工程。十月，又抽調二萬五千多名勞動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一九五八年，又調五萬多勞動力興辦水利工程。一個僅有二十多萬人口的縣，如此大規模抽調勞動力，使得耕地荒蕪（年底荒蕪耕地十一萬多畝）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一九五七年糧食總產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三萬斤，一九五八年一萬一千五百七十六萬斤，一九五八年八千三百八十六萬斤，一九六零年三千六百三十二萬斤。（註三十九）
一方面糧食大幅度減產，一方面向上級虛報糧食豐收。一九五八年計劃總產三萬八千萬斤，秋後上報數為二萬六千多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二點二五倍），徵購任務定為四千三百六十萬斤（實際入庫四千一百五十四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五九年計劃總產二萬四千萬斤，秋後上報數為一萬八千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二點一五倍），徵購任務為五千四百萬斤（實際入庫三千九百五十八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二）。當然，這些沒有完成的計劃數和浮夸的上報數也是上級逼出來的。（註四十）
註解：
[註三十一] 《通渭縣誌》，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第一四六-一四七頁。
[註三十二] 《省委衛生廳檢查組給省衛生廳黨組並定西地委的報告》，一九六一年一月八日。
[註三十三] 張大發：《金橋路漫 》，定西作家協會出版，准印證：甘出准四六字總一一二號，（二零零五年）二十一號，第三十五頁、三十七頁。
[註三十四] 中共通渭縣委：《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 的報告》，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 [六五]第三四七號。
[註三十五] 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告別飢餓》，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十六頁。
[註三十六] 張大發：《金橋路漫 》，定西作家協會出版，准印證：甘出准四六字總一一二號，二零零五年二十一號，第三十三-三十八頁。
[註三十七] 中共定西地委組織部：《關於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插紅旗」的複查情況報告》，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九日。
[註三十八] 中共通渭縣委：《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 的報告》，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 [六五] 第三四七號。
[註三十九] 同上。
[註四十] 同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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