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5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五）成千上萬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書前面已介紹過，在反瞞產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餓得沒辦法的農民如果偷吃了一點東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講真話的，不聽話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二千一百零四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二百五十四人。光山縣被打死的一千零八人中，縣委書記處書記一人，大隊幹部四人，小隊幹部四十七人，黨員十一人，團員六十一人，基本群眾八百四十八人，「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八十七人。（註三十六）
楊蔚屏報告說，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六月，光山縣的五十三個生產大隊被打死的群眾就有四百零四人（其中活埋一人），這四百零四人當中，生產隊以上的幹部一百九十九人。幹部打社員更是家常便飯了。潑河公社陶灣大隊，十一個大隊幹部、十六個小隊幹部打過社員。支部書記黃某，在正月十五這天早晨就打了社員四十七人，並把一位縣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團委書記胡某親手打過九十二人，並用「點天燈」的殘酷手段燒死二人。
我採訪的當事人說，楊慰屏提供的數字比實際情況要小。中央調查組成員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三人提供的關於息縣的調查報告描述了當時的慘狀：
據不完全統計，全縣共打死、逼死社員一千零六十五人，其中，當場打死二百二十六人，打后死亡三百六十人，被逼自殺四百七十九人。其中，基層幹部被打死二十九人，打殘四十六人。
夏庄公社羅圈子大隊隊長楊某和統計員羅某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將偷耕牛的七名社員用一根鐵絲穿七個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遊街，一邊走一邊打。該大隊有兩名社員因殺牛被打死。
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三個幹部打死八名社員。（註三十七）
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劉寶和生產隊社員趙強，餓得兩腿浮腫還得趕著牛下地幹活。他在地頭昏了過去。醒來，他爬到收穫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經幹得發黃的玉米葉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發現一個沒有收盡的玉米，如獲至寶，想起家中餓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強忍飢餓，把玉米藏在懷裡。誰知被隊長閆某發現了，閆某把趙強捆了起來，手拿扁擔沒頭沒腦地往趙強身上打，打得鮮血直流。打了以後還讓趙強幹活。趙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剛走到地頭，就一頭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裡，遂平縣嵖岈山公社李堯大隊死了一頭老母豬。飼養員宋和看到四下無人，就把死母豬扛回家裡。用刀子一開膛，發現豬肚裏還有十二隻粉嫩的豬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豬娃子吃了，把母豬埋起來以後慢慢吃。然而，他還沒動手，大隊長翟某帶了一伙人闖進來，二話沒說先劈頭蓋臉地給宋和一記耳光，打得宋和滿嘴流血。接著把他五花大綁送到大隊部，吊在大隊辦公室的樑上。大隊委員們連夜把母豬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沒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弔著豬娃子和豬頭，被隊幹部押著遊街示眾，一邊游一邊喊：「我是賊，我偷殺了豬。」遊街一天，宋和滴水未進，倒在路旁死了。（註三十八）
遂平縣嵖岈山公社韓樓大隊一個老頭餓得沒辦法，偷殺了一隻羊，煮到半熟時，被民兵營長發現了，當場被抓了起來，把羊肉用布包上，掛在老頭的脖子上遊街。游完街后，用繩子捆起來吊在樹上。從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頭不停地慘叫求饒，沒人理睬。老頭慘死在樹上后，民兵營長把屍體拉到河坡上，蓋上麥桿，點一把火燒了。（註三十九）
嵖岈山公社袁庄大隊飼養員劉志蘭和袁志紅，弄死了一頭小豬崽，被生產隊長發現后，一個人脖子上掛一塊豬崽肉遊街。接著開會批鬥。兩人在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註四十）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光山縣城關公社李堰大隊黃西店小食堂停伙兩個月了，全小隊社員共同商議，把本隊一頭牛殺了分吃，由隊里十七名社員執行。此事被大隊幹部發覺后，率領打手隊，把十七名社員綁到大隊部，一起吊起來毒打了一整天，劉太國、黃蘭友、黃國孚、王申喜、王聲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註四十一）
喬培華根據檔案寫的《信陽事件》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事例：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幹部發現徐灣小隊社員方正義家中有一小塊牛肉，方正義立即遭到毒打，六天後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晏灣小隊社員胡德厚，沒有按幹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殘酷毒打，兩天後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XX日，晏灣小隊社員晏家心，因欠隊里款未還，遭到毒打，五天後死亡。晏的妻子黃秀英在家裡炒麥子吃，被幹部抓住，以偷糧的罪名開群眾鬥爭大會。然後將黃捆綁，用冷水淋凍，不久死亡。家中五個小孩，除十四歲的大女兒逃到親戚家外，其餘四個全都餓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韓灣小隊社員阮祥海，因沒有聽從幹部的安排去撿牛糞，遭到捆綁毒打后不讓吃飯。阮餓得沒辦法，到食堂拿點花生米吃，被當場打死。（註四十二）
河南打人的情況如此嚴重，是因為從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一九五八年，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眾來信送到了毛澤東手裡。信中反映，該社的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現象十分嚴重，被打的不僅有普通群眾，還有黨、團員和隊幹部，許多人偷跑在外。沒有打人的幹部被扣上了鬥爭性不強的大帽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將這封信批給吳芝圃。在批語中，毛澤東雖然提出要處理，但態度極不堅決。怎樣處理呢？他寫道：「要分析原因，講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態度去公布和處理。處理要細緻，否則犯錯誤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較輕微錯誤的同志們，會感到恐慌。」（註四十三）他這裏說的「犯了錯誤的同志們」就是打人兇手。毛澤東怕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一九九九年秋天，信陽一些老幹部向本書作者回憶說：「你不打人，別人就打你。那年頭，打人是一種勇敢行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證明你立場堅定，對共產黨忠誠。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傾分子，馬上就有人打你。」
（六） 各級黨委都極力掩蓋死人真相
農民挨餓，還向外封鎖消息，不讓向外面寫信，所有的郵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一萬二千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個黨支部二十三個黨員餓死了二十個，剩下三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裡的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下令查處。光山縣一位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結果這個醫生被逮捕法辦了。（註四十四）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干，分頭布置，嚴防死守。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裡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信陽靠近鐵路，南北有兩個火車站。鐵路公安局兩個局長，分別把車站看住了，農民只能在家裡等死了。
把外流社員一律稱作「流竄犯」，強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十九萬人，被強制收容后又不給飯吃，飢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
光山縣白雀公社楊砦大隊的幹部，組織十名基幹民兵攔截逃荒群眾。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春節，共毆打來往社員四十多人，其中打死十二人，剝掉了一百九十五人的衣服。潢川縣設立收容所六十七處，把外逃者抓到裏面後過三關：一審訊，二搜查，三毒打，然後是強制勞動，不給飯吃。這六十七個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員九千三百三十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殘二千一百九十五人。城關公社一位綽號叫李瞎子的人說，他在城關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三百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則三人，多則十人，有的還沒斷氣就抬出去扔了。
城關公社社員婁家緒說，一九五九年冬，省委檢查團要來的時候，怕被檢查團發現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八十七個，其中有四個沒有斷氣。（註四十五）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為依據的。一九五九年三月，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這份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了。
為了掩蓋真相，不惜殘酷打擊向外面透露情況的人。一九六零年八月以前，息縣全縣反映沒有糧食吃的人民來信五十八件，其中六件匿名信當「反動信件」交公安局偵破，有一封是寫給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匿名信，經對筆跡定為汝南銀行幹部鄭連邦，立即將他逮捕。一九六零年三月十二日衛生所的幹部王啟雲寫信給黨中央，反映餓死人的嚴重問題，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陳州放糧」，公安局偵破后，對王啟雲進行殘酷的批判鬥爭。（註四十六）
信陽地區婦聯主任李瑞英（專員張樹藩的夫人），到西平縣看到餓死人，還聽說有吃死人屍體的情況，想向在華北局工作的老戰友李雪峰反映。為了不被人發現，她先給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寫了一封簡訊：「你們在家嗎？如果在家請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訴你們。」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來了。（註四十七）李雪峰是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政委，像他這樣的高級幹部都沒有通信自由，可見極權制度的嚴酷。光山縣郵局發現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內容是反映光山餓死人的情況，公安局就追查寫這封信的人。郵局櫃檯的營業員回憶，發這封信的人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縣範圍內抓女麻子，讓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報到，一個一個地檢查，結果還是沒有找到。事後才知道，寫信的人是一位在鄭州工作的女子，回家鄉探親看到餓死人，才寫了這封信。（註四十八）
我一九九九年到河南調查時，在一些老人中傳說張鐵匠冒死上訪的故事。後來在檔案館中我才得知這件事的詳情。張鐵匠即河南省民政廳辦公室副主任張富，鐵匠出身。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到信陽調查生產救災情況。他先後兩次把所了解的情況向省委書記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彙報過。張富在潢川縣了解了仁和、雙柳兩個公社。仁和公社楊樓大隊有一千九百多人，當時死了三百多人，雙柳公社從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死亡二千三百六十三人。張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況寫成書面材料，列印後分送潢川縣委、省民政廳和劉名榜，並於十二月底向宋致和與劉名榜作了口頭彙報。
春節期間，張富又以拜年為名，到劉名榜家中反映信陽死人的情況。劉名榜裝作打盹，只說了一句：「工作上有錯誤，以後寫個報告吧！」張富很著急，準備向中央反映。張富找到省檢察院副檢察長肖劍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況的意思。肖怒氣沖沖地說：「下面不是你說的那個情況。誰欺上瞞下？你到中央去告誰？」第二天，張富偶爾見到了劉名榜，劉問張：「你為什麼要到中央告狀？你知道底下的問題沒解決嗎？什麼事都要你過問！」張富準備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廳的處長找他談話，威脅他，接著民政廳黨支部副書記找他談話，並緊盯著張富一步也不離開。還對張富說：「省監委來電話，不讓你去中央，已經通知了公安部門，你想走也走不了。」後來民政廳趙廳長勸張富休息。第二天，張富去火車站買票，又受到阻止。（註四十九）
餓死的人越來越多，不顧各種阻力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人也越來越多。一九六零年四月初，身為監委書記的劉名榜看到已經掩蓋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監委反映了固始縣餓死人的情況。
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農民餓得走不動了，還不能在外人面前顯出飢餓的樣子，有的地方（如光山縣）不讓走不動的饑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還是轉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陽調查。
（七） 死人事件暴露后還極力捂蓋子
一九六零年五月。潢川縣傘陂寺公社黨委得知省委工作組即將到來的通知以後，立即召開大隊電話會議，說公社黨委向縣委報的死亡人數是五百多人，不準多報。並連夜派人到各大隊進行部署。經過部署的團結大隊當即下緊急通知：「緊急通知：各生產隊長、會計：公社分配我們大隊死亡人數三十四人，大隊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數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隊分配數字如下：一隊四人，二隊五人，三隊五人，四隊五人，五隊二人，六隊七人，七隊四人，八隊二人。」還下通知規定，十二歲以下的小孩不能統計。傘陂公社第一次向上報的死亡人數五百二十三人，第二次報的是三千八百八十九（后又改為二千九百零七人），後來省委工作組調查結果是六千六百六十八人。（註五十）
統計死亡數字時上級規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統計時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註五十一）隨著問題的暴露，死亡人的數字就多了起來。「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亡一萬八千多人，現已初步查明已達八萬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已增加到近十萬人。嵖岈山公社過去只報死六百多人，現在查明死四千多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註五十二）
信陽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揭發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的材料中說：一九六零年五月，楊蔚屏到信陽檢查工作。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接待並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楊書記一直沒有提到去冬今春發生的問題。王秉林主動向他彙報信陽死人的問題，楊不表態。光山縣秦河公社書記講公社死人的情況，楊書記還是不表態。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向楊書記反映光山死了三萬八千八百人，楊書記指示：「弄清死人數字要心中有數，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災荒，死人問題以後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說，楊書記這次來信陽共十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一頓招待飯以外，其餘都是在縣以上的機關吃的，每頓都是五六個菜和一個湯，有肉有雞蛋，還喝酒，看了一次戲和三次電影。
王秉林說，一九六零年五月，地委向省委書面報告死人的數字，省委在地委報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內）」，以圖縮小死亡人數，然後上報中央和下發各縣。信陽地委在自己的檢查報告中認為自己犯的是「方針政策上的錯誤」，楊蔚屏改為「是糧食工作中的錯誤，是主觀主義和工作方法的問題。」楊書記這一改，就把信陽的錯誤性質大大減輕了。（註五十三）
一九六零年七月的地委擴大會議（即雞公山會議）是捂蓋子會議。參加過這次會議的李瑞英向本書作者介紹：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監委書記劉名榜主持這次會議，信陽地委的領導人和各縣的縣委書記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繼續肯定「大好形勢」，其目的是縮小信陽事件的影響，掩蓋省委和地委的錯誤，減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陽事件上的責任。雞公山位於湖北、河南交界處，是著名的避暑勝地。清朝末年外國傳教士在這裏建造了一些避暑的別墅，民國年間被達官貴人闢為避暑勝地。一望無邊的綠色山頭上掩蔭著一幢一幢白色的小別墅。在餓殍遍地的夏天，省地縣的官員們，一邊避暑，一邊為自己開脫責任。面色紅潤的領導幹部們是面有菜色的農民用滑桿抬上山的。吃的有雞鴨魚肉，每天睡夠了午覺，吃飽了西瓜再開會。楊蔚屏在會上講：「信陽的工作總的是好的，省委是滿意的。一般地講，地委、縣委、公社黨委的幹勁都很大，熱情高，有力爭上遊的勁頭。錯誤是暫時的，只要認真總結經驗，接受教訓，潛力是很大的。」「至於死人數字，四十八萬或者四十五萬都沒有關係，不是數字少三萬就好，多三萬就厲害。」「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如果上半年搞還搞不下去，現在可以了，可以坐下來解決問題了。因為毛澤東主席給了我們一個指頭的機會。」（註五十四）這是指毛澤東講「三面紅旗」中出的問題是「一個指頭」，成績是「九個指頭」。有了毛澤東這句話，不管什麼問題都可以說是「一個指頭了」。
由於這「一個指頭」的限制，會上不讓徹底揭問題，很多與會者還沒有發言，會議就開始作總結了。接著，由對地委的批評轉為對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等個人的批判。這時，地委黨校副校長嚴仲儒發言，繼續尖銳批評地委的錯誤。楊蔚屏對地委副書記王達夫說：「這個人（指嚴仲儒）觀點不對頭，要跟他談話。」第二天，楊蔚屏在講話中就不指名批評了嚴仲儒。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說：「你們黨校怎麼出了這麼一個副校長？」在嚴仲儒發言之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也發言批評地委。楊蔚屏說：「固始的問題那麼嚴重，他不作檢討，還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檢討。」根據楊蔚屏的指示，地委決定，將嚴仲儒的發言交給各小組進行「討論」，叫楊守績在大會上作檢討。在雞公山會議捂蓋子的時候，老紅軍、副省長王國華上了山，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路憲文，為張樹藩和李瑞英夫婦說話，張樹藩回憶中說：「王國華的發言在會上震動很大，他是第一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也是第一個為我說話的。」在雞公山會議上，決定逮捕馬龍山，並準備將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殺馬龍山一個人來表示省委已經對信陽事件進行了嚴肅處理，以減輕自己的責任。
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寄給我的《關於信陽事件的憶述》中是這樣介紹雞公山會議的：
信陽餓死人的問題已經掩蓋不住了，李堅、李振海等花了三個月時間的調查報告中，寫上了餓死一百零五萬人的數字。在這種情況下，省、地委主要負責人心急如焚，從七月二十日開始，信陽地委在雞公山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省委派楊蔚屏、李立、劉名榜參加。原來被打成右傾的幹部對這次會抱著很大希望。希望能揭開蓋子。但是，這次會議還是捂蓋子。面對這種情況，張樹藩同志連續做了三次發言（總計長達一點四萬字），揭出了信陽地區的實質問題，從而打亂了會議部署。路憲文、王達夫、延炳玉、武建華等人，背著張樹藩開了秘密會議，認為張樹藩繼續進行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決定將會議轉向集中批張。后在楊蔚屏等的干預下，才沒有進行。……會議開到八月十五日結束，最後將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拘留。
一九六零年九月底，省委派楊蔚屏、劉名榜再次到信陽。由劉名榜向地委常委傳達吳芝圃的指示：「信陽地區在歷史上工作是很好的，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成績不小。發生這個問題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就一個時期來說，至多也是三七開，至於廣大幹部黨員，全區壞人也只佔百分之四-百分之五，個別嚴重的地方也不過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不會太多。」「信陽地區的問題是一個時期的方針政策有錯誤。」在這個傳達會上，楊蔚屏說：「中央對這個問題是很嚴肅的，省委對路憲文的處理（當時路已被撤消地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是根據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沒指示，省委也沒有權處理他。」（註五十五）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中央派來的李先念、徐子榮、王從吾和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在吳芝圃的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讓張樹藩在信陽步兵學校接待他們。在招待所會議室喝茶時，吳芝圃當著中央領導人的面對張樹藩說：「樹藩同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知道，把省委蒙在鼓裡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麼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的問題嗎？」對吳芝圃這種虛偽態度，張樹藩毫不客氣地反駁：「芝圃同志，你真是一點情況也不知道嗎？對我進行了幾個月的批判鬥爭，這不是省委批准的嗎？否則路憲文敢斗我嗎？既然省委批准的，又根據什麼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計產量時我說得少，反瞞產私分時我不僅沒反出糧食反而拿出了七百多萬斤糧食去給群眾吃嗎？我說幹部強迫命令、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才給我扣上了右傾帽子進行批鬥。省委批鬥我的根據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志怎麼說一點不了解呢？對我的批鬥不是你安排的嗎？我還找你談什麼？」這時，吳芝圃的臉紅得像一塊紅布，非常難堪。張樹藩還要繼續說，陶鑄連忙阻止說：「不要再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你批錯了，我們給你平反，不要再說了。（註五十六）
註解：
[註三十六] 楊蔚屏：《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報告》，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五日。
[註三十七] 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關於息縣情況的調查》，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河南省檔案館，年代：一九六零年；期限：永久；卷號：三零一七。
[註三十八] 《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九八，第四五四-四五五頁。
[註三十九] 同上。
[註四十] 同上。
[註四十一] 喬培華：《信陽事件》列印未刊稿，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
[註四十二] 喬培華：《信陽事件》列印未刊稿，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第七十頁。
[註四十三]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五九四頁。
[註四十四] 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註四十五] 喬培華：《信陽事件》列印未刊稿，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第八十六頁。
[註四十六] 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關於息縣情況的調查》，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
[註四十七] 李瑞英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四十八] 當年駐信陽的新華社記者魯保國一九九九年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四十九] 《張富同志向中央反映情況受到壓制的經過》，河南省檔案館，年代：一九六零年；期限：永久；卷號：二四零五。
[註五十] 省地縣聯合檢查組傘陂寺公社小組：《關於傘陂寺人民公社人口死亡情況及調查報告》。
[註五十一] 中央工作隊魏震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報告：《關於唐邑縣揭發出的幾個突出問題》。
[註五十二] 中共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五十三] 《王秉林揭發楊蔚屏的材料》，一九六零年十二月。
[註五十四] 同上。
[註五十五] 同上。
[註五十六] 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載《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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