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2日訊】(新唐人記者唐迪綜合報導）自从1978年举行的11屆三中全會被中共媒体罩上了神聖的光環後，大約每5年舉行一次的各届三中全會，就在中共的政治領域中占據了一個特殊的地位。每届中共的新領導人任內召開的第一次三中全會，更是外界關註中國大陸政治局勢的一個焦點。
這次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於習近平也顯得尤為重要，中共黨媒已經公開引導人們把本次全會與1978年的那次“歷史性會議”相提並論，對其大加贊揚。不少的中國人也對本次三中全會能夠出臺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抱持著希望。
然而，歷史事實並非中共所宣傳的那樣冠冕堂皇。日前，《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揭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面紗，讓人們一窺面紗背後的歷史真相，給那些對本次三中全會抱持過於樂觀期待的人當頭潑了一瓢冷水。
《紐約時報》11月11日發表文章表示，中共宣傳機構關於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常規敘述“不過是由一些經過挑選的記憶片段集合而成，對於中國究竟是如何走上經濟改革道路的，那些敘述也並不真切。”
中共長期以來廣泛傳播並一再重復的那個版本聲稱，在1978年末舉行的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抓住了控制權。受到鄧小平的啟發，官員們開始在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摒除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殘留，並將當時一直捍衛毛澤東，抵制經濟改革的保守派總書記華國鋒排擠出高層。
然而，曾擔任趙紫陽助手的鮑彤2008年接受一名中國研究者采訪時說：“把這次會議（指十一屆三中全會）人為地掛上光環說成是‘改革開放的大會’，這是編造出來的一個神話。”他說，“這實際是一次失控的會議，是出乎華國鋒、鄧小平意料”的會議。
紐時表示，從已經公開的一些相關采訪、文獻資料和回憶錄研究來看，那段所謂“改革”的歷史過程中，其實是有很多“猶豫躊躇”的。其中鄧小平的形象不像是一個遠見卓識的設計師，他更像是一個精明的政治人物——他只是隨著事件的發展做出反應，並一步步調整立場——而已。
文章透露，其實1978年的巨變，在中央委員會正式會議之前召開的一場工作會議上就已開始上演。當時到會的官員本應討論經濟政策，但一些人開始敦促領導層著手解決毛澤東時代遺留的問題，並且為那些被毛澤東打倒的官員在政治上平反。
文章寫道：“這一轉變的發起人既不是鄧小平，也不是華國鋒。他們事先取得共識，這次會議應該關註於改善經濟，而且會議上爆發出平反呼聲的時候，鄧小平正在國外訪問。”
“轉變是逐步逐步來的”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任歷史系教授的韓鋼也對紐約時報說。
韓鋼說：“並不是說在三中全會上，他突然產生了改革的靈感。”韓鋼表示，鄧小平回國後，支持平反被打倒的官員，但劃定了界限，而且不想破壞毛澤東的地位。韓鋼認為把市場經濟改革的想法追溯到那次會議是過早了。
事實上，1978年的會議上原則同意的一份文件曾明確反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直到1981，家庭承包這個讓農民從公社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的變革才成了決定性的方向。
正在合著一本有關那段歷史書籍的澳大利亞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政府學榮休教授弗雷德裏克•泰韋斯(Frederick Teiwes)和莫那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歷史學者孫萬國(Warren Sun)也說：“在實踐中廢除公社來得並不容易，因為公社是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的象征。鄧小平等領導人花了幾年時間才轉變立場……”
韓鋼表示，1978年會議的過程，以及鄧小平“摸著石頭”接受市場驅動的改革的經歷，應該能打消人們對於習近平的三中全會抱有的過於樂觀的期待。
“很多人都有一種對高層決策會議或文件抱有期待的心態”他說，“然而現實中，在中國突然做出重大轉變是很困難的，是個過程。”
不必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抱過高期望
此前，《紐約時報》還發表文章，對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作用進行分析。文章認為，盡管中國目前急需一場全面的改革，但是，過分期待中國將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推出具有根本性的改革措施並不現實。
文章表示，大多數中國人希望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能夠出臺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比如進一步的國企改革、限制政府權力對市場的過多幹預、大幅度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支關系、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終結養老制度的雙軌制等。但從已經披露出來的信息看，此次改革雖然涉及面廣泛，但在各個領域，基本還是在原來基礎上的調整，並未觸及深層次改革。
英國研究機構Capital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馬克•威廉姆斯和朱利安•埃文斯•普理查德，10月31日聯合做出的報告也說，不應對本屆會議出臺激進改革措施抱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就會越大，特別是由於牽扯到太多、太強的既得利益階層，任何對國有企業傷筋動骨的重大改革舉措都很難出臺。
分析認為，在經歷了國企重組、引入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等看似眼花繚亂的改革後，中國大陸國企的既得利益已經根深蒂固、盤根錯節，要撼動極為困難。
歐洲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團瑞銀集團在今年9月份的一份十八屆三中全會前瞻報告中也認為，中共政府不太可能在近期對地方政府債務和財稅體系動大手術，也不太會在土地和國企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瑞銀以土地改革為例進行分析，認為由於牽涉到諸多復雜問題，中共政府不會馬上實施“同地同價”原則。道理很簡單，在農民沒有被賦予土地流轉權利的時候，地方政府可以隨意利用行政權力強制征地，農民利益沒有任何根本保證。一旦實施土地流轉改革後，地方政府再也難以像以前那樣暴力強征了，所以來自地方政府的反對是強烈的。因此該報認為，新土改難以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有突破。
中國現代史學者、趙紫陽主持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的吳偉，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采訪時說：“現在的社會是撕裂的，社會各階層對於改革的期待差距很大，甚至截然相反。而當局在意識形態上收得越來越緊，卻極力在經濟改革上釋放寬松的表象。這很矛盾，30多年的改革歷史證明，要搞改革必須要有一個開放寬松的輿論環境，”
他認為，在當前這種政治氣氛下，既得利益集團反對市場化的改革是必然的，三中全會最後通過的改革方案，必會在既得利益集團狙擊下搞得虎頭蛇尾，即使能出臺一些值得期待的改革措施，在執行中也大多會半途而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