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8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二）
發生在我家裡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二十三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間，中國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四千 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七千六百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四千萬人，餓死三千六百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四百五十倍。（註一）即大飢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四百五十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和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註二）的一百五十倍。也可以說大飢荒相當於發生了一百五十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二百萬人。中國一九六零年一年就餓死一千五百萬人以上。
大飢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五千萬之間 （註三）。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三千六百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一九二八-一九三零年全國二十二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一千萬人。從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六年，十七年災荒合計死亡一千八百三十六 萬人（註四）。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一九二八-一九三零年的死亡人數不到六百萬，是最嚴重的一次；一九三一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十四萬。一九五八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一九九九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七十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甚或煤塊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裏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飢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從我得到的可靠資料分析，人吃人的事件全國有數千起。（註五）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里，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迴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飢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衊」。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八十五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讚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飢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一九六五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一九六零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后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二十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里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飢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十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飢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飢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註六）一九六二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註七）可是，大飢荒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飢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註解：
[註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了原子彈炸死七萬一千人；八月九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顆原子彈，炸死八萬人。
[註二] 據官方報道，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二十四萬人。
[註三] 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盧佩文、劉幼蘭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下冊，第四二七頁。
[註四] 鄧雲特 ：《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三年，北京，第一四二-一四三頁。
[註五] 本書第一版到第七版曾引用李銳的估計，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二零零九年七月，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向作者提供的資料：一九六一年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的報告說，全省人吃人的事件有一千二百八十九起。青海省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三百多起。加上四川、山東、河南及全國各地，我這裏說數千起應當沒有誇大。
[註六]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九十頁。
[註七]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零七-一零八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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