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6日訊】(新唐人記者陳潔綜合報導)中共於1949年奪取政權後，開始廣泛宣傳所謂的長征事例，通過建立紅軍紀念館、戲劇、電影、舞蹈、年畫等各種方式，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學教科書，使全國人民認為，所謂的長征是：紅軍戰士為抗日，冒著槍林彈雨，食不裹腹，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突破臘子口、奠基直羅鎮，奔向抗日最前線。然而有媒體披露，長征日記被刪去了5篇，事實真相並非如此。
據《人民網-文史頻道》報導，徐夢秋主編的《紅軍長征記》長期沒有公開出版。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仍然作為中共黨內參考資料。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變化是刪除了何滌宙《遵義日記》、李月波《我失聯絡》、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選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沒有收入何滌宙《遵義日記》等5篇。
報導說，1954年被刪去幾篇的主要原因，是依50年代宣傳工作者的思維邏輯，竟發現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幹部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範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
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人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中共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可是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幹部在1935年初紅軍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裡，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閒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氣。
報導說，長征途中，紅軍大部分時間是行進在漢區，一路宣傳，發動群眾，一路打土豪，補充給養，過貴州，暢飲茅台酒，進雲南，大啖宣威火腿，時時有勝利的喜悅….。在總政治部行列中，潘漢年、賈拓夫、鄧小平、陸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人竟然扯出個股份制的「牛皮公司」，專事經營古今中外的笑談美談和奇聞逸事。
此外，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一書指出，北上抗日是中共掩蓋失敗的一個無恥謊言，中央紅軍被迫逃亡，才是「長征」的起因。
書中說，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蔣介石背叛了國民革命，共產黨被迫武裝起義。實際上，共產黨發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為了附體於國民革命發展自己，並且在行動中急於奪權發動蘇維埃革命，破壞和背叛了國民革命。
靠了蘇俄撐腰，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大肆抓權：譚平山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馮菊坡擔任工人部長全權處理事務的部秘書，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彭湃在農民部擔任部秘書，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軍校、軍隊領導權向來是共產黨關注的焦點：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張申府擔任副主任。周恩來還兼軍法處處長，到處安插蘇俄軍事顧問。不少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軍校政治教官和教職人員，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規定沒有黨代表的附屬簽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這樣附體國民革命的結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滿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萬人。
北伐革命始於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進行了三次武裝暴動，最後進攻北伐軍師部，被北伐軍解除了武裝。廣東的總罷工糾察隊每天都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這樣的騷擾直接導致了「四‧一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國民革命軍內的共產黨藉機發動南昌暴動，被很快鎮壓下去。9月發動了攻打長沙的秋收起義，也被鎮壓下去；共產黨開始實行「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的網路式控制，流竄到井岡山地區，建立農村局部政權。
書中提到，北上抗日是中共掩蓋失敗的一個無恥謊言，史實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產黨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中共農村政權相繼喪失，根據地日益縮小，中央紅軍被迫逃亡。這才是「長征」的起因。
向西突圍，曲線接近外蒙和蘇聯是真正的長征路線意圖。當時中共步履維艱，西進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敵遭聚殲，兵敗則進入蘇聯。選擇走山西和綏遠，一方面可以高舉抗日大旗爭得民心，另一方面是這一帶安全，沒有日本人，日軍侵佔的是長城一線。一年後共產黨長征逃亡到陝北時，中央紅軍主力由八萬多人減至六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