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4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四 掙扎與覺醒
當潘光旦先生在死前說出四個S——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滅亡）的時候，顯示了先生不甘於四個S、憤恨四個S 的製造者，只是無可奈何而已。你說說，當時誰是有可奈何？別說斷絕了你的錢源（工資），即便你有錢，沒有糧票足以餓死你，沒有布票足以凍死你，沒有戶口讓你死無葬身之地，沒有單位證明信使你旅無舟車，住無旅館；甚至親人劃清界限可以揭發你；群眾專政就可以隨時隨地追查你，扭送你；更別提星羅棋布的、各種名義的公安機關了。我勞教時，有位逃跑者想遠離人世，跑到寺院去當和尚，人家要他的證明信，這一下他沒轍了，后被抓回，他告訴了我走投無路的絕望。在這種極權下，除非你要第四個S，決定自取滅亡，或者說，當英雄、當烈士，否則，只有取前三個S，受活罪了。所以，當潘先生其言也哀地、總結自己一生是四個S 的時候，其實這時產生了第五個「S」，是SOBRIETY（清醒）的表現了。
「敗」也中共，「成」也中共。一向把別人當成「反面教員」的中共，現在自己起勁地當起了「反面教員」。知識分子被教育得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反黨覺悟，錢理群教授說：「正是勞動教養將他從一個糊糊塗塗的右派，改造成了一個有自覺意識的真正右派，這大概是改造者未曾料及的。至於本書提及的勞教時成立的『列寧共產主義聯盟』的數十個參加者，更是『網』自身培育出來的『衝決網羅』的戰士；這是足以使『網』的製造者膽戰心驚的。」（《序》）現在的知識分子如果不反共產黨，只存在於如下兩種情況之一：出賣靈魂，或渾渾噩噩。
知識分子的覺悟，人民的覺悟，是「謊言起作用的一般規律」的反應；這條一般規律就是，「謊言不能欺騙大多數人于永遠。」這條一般規律具體到共產黨身上，又體現為一條特殊的規律：
是共產黨充當了盡職盡責的「反面教員」、「把壞事做絕」，才使大多數人識破了它的「把好話說盡」——這條鐵的規律已經為共產黨敲響了喪鐘、是致共產黨于死地的規律。所謂「鐵的」，意即不可抗拒之謂也。
作者每一個常識水平的覺醒，都是以鮮血為代價的。如：「終於從騙局中清醒，斗膽地說出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話：『我不相信！』」（頁四十三，過去說「相信黨！」猶如老和尚張口閉口就是「阿彌陀佛」一樣。）「那時我太單純了，也把革命看得太聖潔了。」（頁六，曾為革命理想而大義滅親；曾為愛情理想，一對青年戀人同時加入革命洪流；最後，輕於鴻毛，被吞噬于革命的化身、領導者的血盆大口中。）「一九五八年秋……我悄悄地對他說：『我相信我們挨整的事是下面的人乾的，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而他卻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對我說：『就是他！』說這話時，我忽然發現他的眼眶裡竟閃著淚花。於是這怒吼般的三個字，這怨我麻木不仁的閃閃淚花，對當年幼稚天真的我，真是振聾發聵的劃時代的怒吼。使我銘記至今。」（頁二十三）經過這次啟蒙，作者提高了覺悟，在「叛國投敵」途中，看到了全國規模的慘景，就認透那些「假話、大話或騙人的鬼話、為了掩人耳目，把自己頭腦發熱、超英趕美、骨子裡想當地球球長而犯下的低級錯誤，推給了永遠保持沉默的大自然，說什麼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在連篇累牘的報紙宣傳中，輿論一律地在『自然災害』四個字的前面，加上『特大的、嚴重的、持續三年的、百年未有的』四個刺人耳目的定語，為無辜的大自然製造了一樁空前絕後的大冤案。」並且譴責這個「惡魔剝奪了我們幾千萬兄弟姊妹、至高無上的生存權。」（頁四十二-四十三）這一認識是很徹底地揭示了毛「骨子裡想當地球球長而犯下的低級錯誤」這一「骨子裡」的本質。這是官方和御用學者至今諱莫如深的。
勞改（包括勞教）隊里，更是把飢餓當成殘酷迫害的手段。加之於犯人們的，所以了解此情的人，一提到「勞改」，浮腫得如一尊佛爺、骨瘦得像一具骷髏，這樣兩極的形像，就會出現於你的腦際。在反映這一題材的作品里，都少不了要說到「飢餓」。本書專辟一章《難以忘懷的吃吃喝喝》，正經八百地談論這一課題，好像是以戰勝共產黨的姿態、數說自己的英雄業績、其內容之全面、系統、詳細、透徹，可以說是舉世無雙。而點睛之筆卻在於，它反映了本能的、求生的掙扎; 合法的、半合法的、非法的鬥爭；「生存是他不可被褫奪的最基本的權利」（頁二一八）的？社會意識的覺醒。
本書所反映出的覺醒，不僅有政治的、道德的譴責：「在回顧毀了我一生的那場運動時我要說，人的生命是那樣的短促，為什麼要用一些神聖的名義，讓不容易來到人世的人去承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頁二十四）「我拾起腳邊的一塊瓦片，在泥地上寫下『慘絕人寰』四個大字給肖大哥看，他噙著淚水微微點頭。」（頁三十一）「改革開放后，我在一個刊物上讀到一首詩，依稀記得題目叫《陽光，誰也不能壟斷》，如果當年這位詩人知道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做黑監，他那首詩也許就不會用這樣一個題目。」（頁一零五）「我永生永世地詛咒將無數善良青年置於死地的魔鬼。」（頁一六七）
除憤怒聲討以外，還從法律上進行了追訴。本書對當局的無法無天，多有斥責。運動害人，無法無天；草菅人命，無法無天。即便有法，他也可以不執行，或任意執行。這裏還攪著一個政策的問題，「我被依法懲處了二十三年乃至到了『人之將死』的今天，我仍然為許多法律問題所困擾：比方說我依法判了刑，卻又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政策平了反，這就意味著政策能糾正法律所犯下的錯誤，顯然政策在法律之上，能約束法律。政策是黨的政策，聽黨的話就是執行了黨的政策，黨叫我幫助他整風，叫我大鳴大放，黨叫我暢所欲言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那時我是個年輕的基層幹部，大政方針從上級布置后照辦，提點意見也不外乎雞毛蒜皮，什麼縣委書記作報告要避免讀錯別字之類的無關宏旨。然而膽大的法律又竟敢置言者無罪的政策不顧，說我向黨猖狂進攻，判處五年管制送勞動教養。從這一點看，似乎法律又在政策之上……」（頁四十五）其實這個問題，在鳴放時期已經有很多人提出？當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說：「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因此而被劃了右派，至今這類問題仍是一筆糊塗賬。因為這不是法律部門或法律學者所能夠解決的問題，比如說，共產黨里有個政法委，雖然從法律觀點說，他什麼玩意都不是，但他卻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至於在執行方面，「我國的許多政策法規，官員在制定它們時，或者簡要地說只要政策法規里裝配了某種神秘的儀器，因此，一旦這些政策法規妨礙它的制定者的行為時，或者簡要地說只要政策法規通過神秘儀器識別了來者是一名官員時，該法規便會朝有利於官員的方向自動『傾斜』（這是一個妙不可言的詞彙，近年來十分流行）。例如周老太的侄女是一位有頭銜的官員，死人不準運到外地的政策法規在她面前『傾斜』了一下，救護車載著大塊冰磚保護著的遺體，經數百公里之遙去到了朱老弟的戶口所在地。」（頁二九五）
中國的法律不僅殘缺、虛假、殘酷，而且荒唐。即以罪名而論，我敢肯定，就算是法學權威，他也難以知道，什麼叫「夢奸罪」。本書中，以「夢中犯下的罪行」為小標題，寫道：一七六 號（犯人代號）不過二十齣頭的年齡，甚至還有幾分孩子氣，他暗戀著家住對面的一位豆蔻年華的女郎，一天，他與女郎八、九歲的弟弟說：「昨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和你姐姐抱在一起在床上睡覺。」往下他就再無其他作為。因為該地方風氣極端保守落後，弟弟當趣事告訴姐姐，姐姐竟做出過激反映，三天後自殺了。法院宣判：「一七六號以夢奸罪判刑三年。」（頁九十五）
任何法律也不能判瘋子死刑，在中國不僅能，而且在死前還要讓他受足活罪、捆綁吊打、用軍犬撕咬相恫嚇、冬天冷水淋頭、假槍斃把人嚇瘋。真槍斃又是如此這般:
押到主席台前進行審判的反改造分子五花大綁，每兩名士兵扭著一個現行犯快步進入會場，為首的一個背上插著死囚標牌的竟是杜瘋子，他漠然的表情，說明他不知道即將發生的事對他有多麼重大。他不哭不笑不吵不鬧，時不時還抬起頭來環視一下會場，然後嘴皮子蠕動幾下似乎嘀咕著什麼。擴音器吼叫著他的現行罪狀……最後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按慣例，這種大會的最後一個程序是全體犯人從已被槍斃者的屍體邊繞過，形式上倒和現今流行的對某些人物的遺體告別儀式大同小異。區別只是此間的目的與殺雞給猴看異曲同工，當然這也得納入苦口婆心的範疇。」
我從杜瘋子屍體邊走過時特意放慢了腳步，我看見他腦袋的右上方已變成一個巴掌大的窟窿，旁邊塗灑著紅色的血和白色的腦漿，還有一團團腦漿和鮮血混合的小塊…… 左腳上穿著一隻布鞋，右腳卻赤裸著，估計是推赴刑場時跑掉的，我知道勞改隊是不發布鞋的，莫非他穿的仍是那年他妻子為他送來的那雙鞋。」（頁一四七）
據我所知，作者寫到這裏再也禁不住大哭了好長時間。然而作者還將此比作「對某些人物的遺體告別儀式」，這個含意是多麼深刻，而又是多麼辛辣的幽默啊！這也是本書處處所包含的美學意味：以寫喜劇的手法來寫悲劇？使悲劇更悲，即如：「要想甜，放把鹽。」
看過此書的許多朋友，如著名詩人流沙河就說過：「此書如寫成小說，就是一部《日戈瓦醫生》，」作者二十齣頭就是青年作家，他當然是會寫小說的，但他考慮到小說是虛構，讀者不會確信這些超出人們想象力的慘絕人寰的事實，會在時鐘的具體滴答里、在具體的眾多的血肉之軀上發生。本書是歷史，絕對沒有絲毫的虛構，這也是我在一開始就肯定了的，它的史料價值。
另外，作者本想在國內出版此書，所以在書寫上分外自律，不僅言詞上磨鈍鋒芒，而且在追究罪惡的根源上也是淺嘗輒止，只保留最基本的史實，我舉一例，該書在寫過「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一篇國情咨文中，他的一句話引起我的警覺，他說：『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名詞正被人濫用著，他們把警察統治稱之為解放……』。」在這話之後，特別又加了一句塗上保護色的話：「這話可能是對他當年的政治對手蘇聯（？）說的。」（頁五十三）從這句「此地無『中共』三百兩」的話里，即可窺見一斑：此書決不會有「直指中共的」特別是危及現政權的、過激的東西，至多是「同著和尚罵禿驢」。就這，為在國內出版此書，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甚至有社會影響力的名流相助，也無濟於事，所有出版社都以「上級通不過」而一一告吹。由此可證，某些人士散布的「國內言論尺度已經放寬」；只是自欺欺人之談而已。更甭說，前時發生的禁書風波了。
面對現實，加以展望，中國的法治道路，中國法學的學科建設，簡直讓人望而卻步：表現在海內外的民間方面，則是抱著幻想。企求中共建立與健全法治，而罔顧中共的命根子則是人治、黨治，所以表現在官方方面，儘是欺世之談，如俗話所說：「把孩子哄得不哭了算拉倒。」雅一點說，就是讓你永遠「望梅止渴」。
我們喜見右派作為一個群體，已經有了反黨的自覺。更喜見，如人們說的：「若按一九五七年的標準划右派，全國就都夠當右派了。」我不知，有沒有一個勇士站出來，拍拍胸脯：「我就不是！」
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可共產黨卻在五十年間就把國人「樹」為右派。能說這不是大躍進嗎？不過，這個大躍進的後果，不是餓死四千六百萬人民，而是為共產黨自己「樹」了千百萬個掘墓人。
我們應該記取的歷史教訓是，右派鳴放中的言論，不管尖銳到何種程度，大多是旨在完善黨、完善社會主義，大多是補天而不是反天，結果證明，這就如同完善銬鐐、完善陷阱、完善癌細胞一模一樣。有了這個教訓，就要認識到，你向他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就是緣木求魚和與虎謀皮。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患；與虎謀皮則會果腹虎皮中。從中共那一方面說，他賞賜你民主，只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我剛進入勞教農場，就有一位右派告訴我：「原來毛主席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後來在報上發表時，改成民主只是手段了。就是說，讓我們鳴放只是耍手段。」所以，只要你聽到共產黨說要擴大民主，不管他說民主是個什麼東西；你就認定他『不是個東西！』是他在耍手段，他萬變不離其宗的主意是：「我們就是要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那我們該怎麼辦呢？這個問題，說複雜是真複雜，但如果簡單些說，那就是，你想一想該怎樣對待銬鐐、陷阱、癌細胞；也就是對「該怎麼辦」？（去掉？）做出的回答總之是，與虎謀皮則會後患無窮；君不見維權民眾、維權律師、暴露實情的記者、上訪者、法輪功、家庭教會、異見人士……前仆後繼、紛紛葬身虎皮之中乎。
現在的覺悟，已經聚焦在這一點上：你是繼續與虎謀皮呢，還是把毛澤東的話反其道而用之，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
「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九日）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