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 本書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作證
[一] 受罪分類學
「有一個老態龍鍾的勞改犯對我說：『說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兩種，死罪和活罪。』」（頁十九）這個簡短的概括，可真算是「說到底」了。除毛澤東一人而外，可以說, 勞改、勞教、右派分子、知識分子、全國人民，絕無例外地。都是在這兩種罪的受難下或威脅中過日子。
這本沉重的書卻是從談情說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頁一）中開場的。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飲食男女在人類生活中，是古今未來、東西南北中、永久普遍存在的現象和溫馨的話題，唯有共產黨能使它變為一個十分沉重而血腥的話題。
男女的婚姻，要受到雙方的組織根據檔案材料給予橫加干涉。作者夫婦經過鬥爭終成眷屬；朋友黃代玉可就悲慘了。因抗不過組織的阻止，竟和她的未婚夫相擁跳河自盡。作者說：「黃代玉用勇敢的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卻把那漫長的活罪留給了我們。」（頁二十）還有更慘烈的，作者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下旬，正在人民解放軍二野軍政大學當一名學員，一天在水壩里游泳，忽聽一枚炮彈的爆裂聲，聞到一股血腥味，同時看到飄來的血絲和肉渣。到上游看到一位二十多歲的軍人幹部，來這裏自殺，雙腳已被炸掉。他參軍前是南京某大學進步學生， 在「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中顯示了出類拔萃的領導才能。一位低年級的漂亮女孩和他墜入情網，她倆一起參軍，分配到一個文工團。「領導」發現了在舞台上手屈一指的漂亮女孩，就表示了「意向」。組織部門審查女孩的檔案；問題不大。決定由「下級」出面代表組織找女孩談話，說出一堆冠冕堂皇的革命大道理，說服她接受這位跟父親年齡一般大的「老領導」當她的白馬王子。女孩拒絕，談話規格不斷升級，始終得不到關鍵性的突破，最後二號首長親自出馬面談，她亮了底牌，說早有了意中人，戀愛了兩年多並一起參軍。首長的回答令她大吃一驚：「這些情況我們早已知道，你放心，我們會給他做工作。」首長說：「為革命犧牲個人利益。」
就在「漂亮女孩」結婚的日子，這位青年軍官引爆手榴彈犧牲了自己。（頁一五八）這裏的史料價值在於補寫了人所未寫的「五十年代初流行的婚姻程序」，（頁一六二）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可以使社會學家長學問的空間。如果與共產黨的「養二奶」上掛（毛澤東）下聯（任一貪官）起來，更可資研究其成文和不成文的《婚姻法》。
第二篇《「叛國投敵」途中的點點滴滴》。是他忍受不了勞動教養的遙遙無期和野蠻的肉刑才逾獄逃跑的。一路之上，歷盡了千難萬險，而使他感受最為深刻的是處處寸步難行，時時一籌莫展。「那個年代沒有身份證，社會管理卻十分嚴格，不論買車票、船票或住旅館，都必須出示你所在單位為你的旅行所開具的證明（農民由人民公社開），勞教隊當然不可能為我們出具一張逃跑證明。」（頁四十七）「沒有戶口，也就沒有了糧食關係，這意味著國家供應給城市人口的那一份口糧也沒有，雖然一個月就那十來斤，在沒有副食品供應的災荒年代，這點供應糧吃十天都不夠？」（頁三十五）他的每一步行動都會受到舉報；國家對舉報的材料和你的歷史、社會關係，都有一本老賬，即檔案。組織、單位關係，戶口、糧食關係，互相舉報，檔案、全民都戴上了銬和鐐，全國就是一座大牢房。
一路目睹了民有飢色、野有餓殍，逼良為娼、逼良為盜，令人慘不忍睹、椎心泣血。他寫的這一部分雖感人至深，但除了關於遊民的論述，史料價值很大外，別的已不乏紀錄，而他所寫的勞改的史料，才是本書的重點，也是「獨家舊聞」。
為了讓讀者看清楚這些「獨家舊聞」，我們借用像生物學按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方法，來分門別類地敘述于下。但又為篇幅所限，所以只能花開兩朵只表一枝，另一枝只好點到就算，割愛不表:
第一步, 把所受的罪分為死罪（自殺、被殺）和活罪；第二步，把活罪分為心靈的（辱罵、批鬥、花腦殼、住黑監、假槍斃）和肉體的；第三步，把肉體的罪分為刑具的和非刑具的（飢俄、超體力的勞動、毒打、武鬥似的批鬥會、屢被推倒跌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第四步，把刑具的分為法定的和非法的；暫停於此, 我們來稍加分析：
法定的刑具有銬和鐐：「戴手銬顯然比戴腳鐐高一個檔次，而戴手銬又要分戴前銬還是戴背銬或者蘇秦背劍銬，乃至於單手單腳銬，其中還得分為是戴洋銬子（兩手之間有幾個小鐵環那種）或土銬子（以小鐵棍穿插兩銬之間），洋銬子又比土銬子『舒服』一點（這說法並非崇洋媚外，切身體會而已）。戴腳鐐也得分十斤鐐、二十斤鐐乃至三十斤鐐。」（頁一四三）如果再和「煙桿」相結合，那就成為法定與非法、兩棲的刑具了。「這種非同小可的刑具叫煙桿，受刑者戴著它就像農村中的老年人嘴裏含著一根葉子煙桿一樣，因此而得名。其實那根貌似煙桿的鐵棒並沒有含在受刑者的嘴裏，而是在他的後頭，那裡有個鐵圈在受刑者的頸項上戴著，鐵圈上有兩個對稱的孔洞, 用以和煙桿（鐵棒）一端的孔洞匹配並拴連在一起，並用小鎖鎖上。這時受刑者的手被鐵棒的長度局限著，只能作橫向擺動而不能做縱向活動，其行動之困難可想而知。那煙桿的長短規格還各不相同，還得看施刑者對受刑者的仇恨深度而定，愈深則煙桿愈短。我見到最短的才二十多公分，戴著它就意味著受刑者的手只能在下巴頦附近作橫向運動。仇恨淺一點的煙桿也可以換成一根長一點的，最長的可達五十多公分。如果用數學方式表達，可說成仇恨的深淺和煙桿的長度成反比，受刑者的痛苦也同煙桿的長度成反比。這幾種規格都是我目睹過的，據說『兵器庫』里還有一種鏈接腳腕和頸項的煙桿, 只要想一下成天屈著腰桿受刑的味道，就令人毛骨悚然，別說親自受用，幸好這隻是犯人間的傳聞而已。」（頁一零二）
還有一種床，「床名叫刑床，它是當年那些死刑犯專用的床，全由厚鐵皮製作，上身和下身兩大板塊合成，上身的兩側各有鐵環一個，專為銬手腕而設計，下身也有兩個就是銬腳腕的了。如果將此床豎立起來，手腳靠在床上，蓬頭垢面的犯人，肯定與在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相像。這床的上半身可以立起來，使犯人除睡以外還可以享受『坐』姿，只是在屁股下面有一個橢圓形的洞，該犯的大小便經由這個洞泄到體外。」（頁三一六）
非法的刑具中，「捆，俗稱『挨繩子』，也是我們的國粹之一。坦率地說，我對這種酷刑深惡痛絕，也許因為我生性頑劣，我挨過的繩子的確不少？棕繩和麻繩捆起來的感覺並不一樣，粗繩子和細繩子捆起來的味道更不相同，如果用細繩子捆緊后再澆水將繩子淋濕，感受更是具體（其實何需澆水，受刑者流出的汗早已將繩子浸濕, 本人深有體會）。捆的時間長短則與疼痛程度成正比（但有臨界點，如受刑者已昏死倒地，則疼痛將降為零，施刑者此時用氨水置受刑者鼻下以使蘇醒，頓時其疼痛度又上升為一百，本人終生難忘之體會）。而穿著厚衣服或者薄衣服乃至於打赤腳受刑者感受的麻辣湯又別具風味。在挽繩子的方法上如在胳膊上饒三圈還是兩圈，從頸背後往上提升到什麼高度使受刑者感到最疼、次疼和微疼又另有學問。本人對法律可謂一竅不通，只是在法律對我反覆而長期的實踐中得到一些感受。我見過一個姓何的成都暴牙齒在監舍門邊的一棵樹上被捆了一個通宵，嚎叫了一個通宵；我還見過一個姓蔣的逃跑犯被捆得上身起水皰甚至睡衣脫不下來。總之，這種強力阻止血液循環而給人的椎心刺骨，別說我輩凡夫俗子，就是李逵、魯智深也會疼得在地上打滾，張飛、岳飛也會疼得撞牆跳岩。（頁一五一）無怪乎一位老革命說：「日本人、國民黨的監獄我都住過，都沒有我們黨做得絕滅人性。」
[二] 「罪」有應得
作者自我嘲諷地說：「我先後蹲過的看守所、勞教和勞改廠礦企業、農場、醫院、集訓隊總計十一個，時間共二十二年另七個月加十三天（自反右鬥爭第一日被斗之日起到收到平反裁定書之日止），他幾乎佔用了我充滿活力的青壯年時期。如果用這些歲月讀大學，估計最少可得四個博士學位。我想說的是，由於我生性好學，又被專政了這麼多年，如果世界上某個國家的學術界設立一個『被專政』專業，而我張某『攻讀』該專業二十余年，還拿不出兩篇有分量的論文，掙個什麼學位，弄一個像模像樣的職稱，那我這輩子真正是白活了。」（頁一零一）
我們的這位張先痴先生，用盡自己的青春年華，對別人說是叫做「嘔心瀝血」，對他來說是死幾死、活幾活，應該叫做「斬頭瀝血」，致力於「被專政」的「研究」。應該說，封他為這個專業的博士生導師，是「（他所受的）罪有應得」。你單從張博導講的《刑具學》，即可浩嘆其造詣之深了。他無論講什麼都是系統成套、細緻入微、高而可測、深而不奧、他打過交道的專政機關有派出所、收容所、看守所、遊民改造農場、天津市火車站政法研究室和正規的勞教、勞改場所：在這些場所最受罪的是集訓隊（也叫嚴管隊）；住的監房有大監房、小監房、最受罪的是黑監房（很少能活著出來）；受的刑罰, 已如上所述，不過卻存缺了每日每時發生的? 就像空氣那麼瀰漫的語言暴力、勞教勞改分子受到的、鋪天蓋地的語言侮辱、恐嚇，使他們產生了「抗貶性耳朵」和刀槍不入的「國防臉皮」。（頁一七三）
而張博導更突出的特點是理論密切聯繫實際，實踐經驗特別豐富，而且身教重於言教，能夠講得「入骨四分」？這是在國際上？任何別的博導所難以企及的？比如他上面所講「挨繩子」這一課題，就以自己的身體為教具，介紹了生動感人的直觀材料，這就把活生生的現場搬到了教室:
鬥爭大會是在部隊門口一個石板地壩上舉行，指導員講了話之後那位解除教養分子和炊事班長兩位營養過剩的分子，取出一根質地精良的細繩對我實施捆綁，解除勞教分子那段時間因為協助政府懲處各類違紀分子，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捆綁經驗；炊事班長心靈手巧、力大無比、配合得絲絲入扣，很快便達到入「骨」三分的理想境界。不到十分鐘我已大汗淋漓醜態百出，呼媽喊娘丟人現眼，到了這個地步，那位解除勞教分子還去舀了一盅水來，澆在麻繩上，使它進一步收縮，以便入「骨」四分。
多年來，一直使我感到納悶的只是這類可圈可點、精美絕倫的代表作，常常出自受凌辱的同類之手，幹部們通常只在一旁欣賞著「狗咬狗」的表演？不知這件事是不是和古代羅馬貴族在角斗場觀看奴隸角鬥士互相廝殺有血緣關係。總之，我被捆以後，在我兩隻手腕上都留下三圈血痂，後來血痂脫落，又變成三圈黑色的疤痕，歷時兩年多才慢慢褪凈。（頁四十六）
張博導循循善誘，引人深思：「他為什麼納悶？」古「文論」有言：「令人驚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我們的博導全佔了。
作者使此書成為認識「勞改」這個範疇的一部小而全的小小百科。
全書的重點，是敘述勞改（包括勞教）的制度與職能的各個方面，揭露其兇惡、邪惡、醜惡及其罪惡滔天，絕滅人性：兇惡是指殘忍、邪惡是指陰險、醜惡是指無恥。書中所指出的和沒有指出的，共產黨的所有罪惡都是如此。無論智商高下，誰讀到這裏，也不能不說「住監獄真受罪啊」！可是你看：
「那天中午，我們七十六個人出工抬石頭，收工回來時在哨兵眼下依次報數，結果多出一個變成七十七個。值班看守兵令我捫重報，我們只得列隊再報一次，這樣反覆報了三次仍然多出一個。顯然這也是另外一種性質的突發事件，一般的突發事件是逃跑掉一個，由七十六人變成七十五人倒偶有發生，而多出一個則簡直不可思議。因為很難設想有人願意混入勞改隊來受苦受累外加受氣。」
開飯以後，暫緩出工，喚來了中隊長、指導員、管教幹事、生產幹事整套班子，再加上一個排的「戰鬥力」，全部聚集在操場，中隊長拿出花名冊逐一點名，點一個就站一個到另處。幹部、士兵一個個聚精會神，目不轉睛，想看一看究竟會出現一個什麼奇迹。結果硬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矮個子沒有點到名，鐵的事實證明他是一個「偽劣假冒」。
幾天以後，有位實事求是的幹部在教育犯人要知道好歹時透露，那是一個想到勞改隊來混飯吃的農民。幹部說：「別抱怨你們吃不飽，那個農民想吃還吃不上哩，嘻嘻。」（頁三零三）
無獨有偶。一個犯人名叫吳大肚。
此人寡言少語力氣特大，干任何農活都十分賣力，而且是我見到的真正出自內心感謝政府判他刑的人。他在農村常年餓肚皮，他家附近有一個平泉勞改農場，規模龐大，吳大肚仰慕已久，他想進去勞改又不得其門而入。七十年代初，在他家鄉的公路旁，立起了一座毛主席語錄牌，上面雋刻著奉若神明的「最高指示」。在一個春光明媚的吉日良辰，吳大肚手執一把二錘，用盡全身之力，對著一塊語錄牌好一陣猛砸，終於將它攔腰砸斷。吳大肚扛著二錘便去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拿著判決書等於拿著一張二十年不致餓死的飯票，他高興得幾乎要高喊吾皇萬歲。
我一直認為吳大肚是個好人，他比前敘那個想混進勞改隊吃飯的矮個子勇敢得多，也果斷得多。遺憾的事，他畢竟只是一個可憐蟲。不過我又想，如果一個社會使人越來越蛻化成低等動物或者工具，應該遺憾的就不是吳大肚了。（頁三零四）
無獨有偶，鼎足而三，再三再四——我的老師是判刑二十年的反革命右派，他也曾告訴過我「農民混進勞改隊」的故事，我自己所在的農場，也有此經歷。
如果古人說：「苛政猛於虎」；那麼，今人就該說：「極權下的生活猛於監獄」。
一切有志於中國當代史研究的朋友，應該收集利用這些難得的、全面而系統的素材，來研究中共的國家絞肉機，它的構成、運轉和罪惡及其消亡。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