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還原一九五七》(六十七)

【新唐人2013年9月6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五)右派分子林昭:中華民族的開路先鋒——為紀念林昭七十六忌辰和殉難四十周年而作

反右——那腥風血雨、慘厲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許多人,也在這個年青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劃出了一道鴻溝!

每當想起那慘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會痛徹心肺而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只要一提到、看到或聽到這個年份,都會立即使我條件反射似地感到劇痛!這是一個染滿著中國知識界與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淡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這之前處於暴政之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點正氣流露,那麼在這以後則確實是幾乎已經被摧殘殆盡的了!(林昭)

今年是紀念世界人權日六十四周年,喜看中國人民人權覺悟今勝昔。此時此刻,不由得不令人思念起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女兒、維權運動的先烈林昭女士。她是近現代史上最堅決的、毫不含糊的維權戰士之一。她的維權精神感天地,泣鬼神。四月二十九日是她為維護人權、反對極權殉難四十四周年;(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是她八十歲忌辰。光輝而短促的一生,享年共三十五歲零四個月十三天。

一、林昭是一個為人權抗爭的自覺的殉道者

一個人,他是為什麼而死,就最終地表明他是為什麼而生。他為之奮鬥的目標如果至死尚未達到,就會「死不瞑目」。這就說明,一個人的「人死觀」就是他對人生在主觀上的終極關懷,在客觀上的最終定格,也即他「人生觀」最徹底的表現。所以評定一個人說要「蓋棺論定」,就是這個道理。一般胸無大志的平民百姓,大致如俗話所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有人說:「大丈夫可以一日無錢,不可一日無權。」不管是誰說的,只說明人各有志就是了,假如有人誤會成是毛氏語錄也絕非異想天開。也有的是為了子女,也有的是為了愛情,也有的是為了信仰,也有的是為了興趣或事業……總之,為什麼的都有。有人不明白林昭的人生意義,就會既景仰其人格之偉大、崇潔,又慨嘆其沒能策略地委曲求生。豈不知「生命」與「生命權」不完全是一回事。被槍斃前一分鐘的犯人尚有生命,但他早已喪失了生命權。林昭是為了捍衛人的,包括自己的,但又及於全民的「生命權」以及作為人之異于動物的生命的全部意義而九死不悔的。她的難友勸她:「何必這樣赤裸裸地反抗?這不是把自己推到絕路上去嗎?」林昭回答:「血流到了體外,總比凝結在心口裡要舒暢得多吶!」這是藝術性的表達,作為政治表態,林昭始終用生命捍衛著自己的生命權、獨立思想和人格尊嚴。她說:「作為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乾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這不僅是她的言論,而且也是她一步一個腳印的行動,真的,是毫無例外的每一步行動,包括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都完全是在維護自己或別人的、或大家的人權、自由。

人權是自然的,是人人應有和必有之權,那為什麼還需要維護和捍衛呢?在中國,自從毛澤東在天安門上五音不全地喊出:「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民就從此在靈魂上再也站立不起來了,不僅靈魂上如此,而且在肉體上也還都被判處了「死緩」,苟活待斃于倒計時中。所有的中國人,每個人都無生命權,通過「在樓梯上打架」(林昭對「階級鬥爭」的戲稱),腦袋隨時可以搬家。說成文縐縐的「朝不保夕」或說成大老粗的話:「晚上脫了鞋還不知早上穿不穿?」都能表明內心充滿危機感。誰能說「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元帥、內閣大臣在內?林昭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彼蒼昊天!始祖軒轅!哀哀我中華民族寂寞在極權高壓統治之下的正氣,如今是只不過維持在這一輩于慘重苦難滔天血淚中,以無比凌厲的殺身成仁的勇略毅力為還我人權、自由而作殊死決鬥的青春代身上呀!」

林昭發出了「還我人權、自由!」 這個時代的最強音。這個「我」,並非第一人稱、單數,而是岳飛「還我河山」中的「我」。她不是僅僅坐而論道,而更是以身殉道。「而當時先生們的貴黨又造成了何其悖謬何其慘痛的鮮血淋漓的現實呵!面對著那樣沉痛的政治現實,面對著那些慘痛的家國之苦難,面對著那樣汪洋巨涯的師長輩和同代人的血淚,作為一個被未死滅的良知與如焚如熾的激情折磨得悲慟欲狂的年青人,除了義無反顧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和反抗者的誓言,並竭盡一己之所能,將這誓言化為行動而外,還有什麼是她更應該做的事情呢?!」「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於我這樣一份光榮。」

我們后死者應該繼承先烈林昭的精神,努力使「還我人權、自由!」成為當今中國輿論的主旋律、家喻戶曉的人權覺醒以及全民統一維權步伐的行動目標!雖然我們都沒有林昭那樣偉大崇高的智、仁、勇(古之所謂「天下之達德」),但我們無論如何總應該和總能夠去推己及人地維護人的人格尊嚴吧!憲政學者李鐵先生說得好:「生為一個人,每一個人要把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能把人的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才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士可殺不可辱。人的尊嚴比生命更重要,就是人以有尊嚴為天。不論我們有多麼貧賤,多麼無知,與一切作為人的有尊嚴的生命之外的一切身分、地位無關,任何個人和組織不能剝奪人的任何應有的權力,與生俱來的權力。」

二、她, 為維護右派的人權,被劃了極右派

她划右派並不是因為她大鳴大放、「猖狂向党進攻。」不是的,連小鳴小放都沒有。在反右之前,林昭是個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追隨革命、比較「左」的青年。她非但沒有鳴放,而且對別人的某些過激鳴放都不以為然。當《紅樓》編輯部舉行會議,宣布開除張元勛與李任《紅樓》編委會時,林昭批判他們說:「我有受騙的感覺!」意思是平常親近相處,想不到他們會發出這樣的右派言行而使自己畢露原形。但當黨自食其言,左派跟屁蟲張牙舞爪、無限上綱、粗暴地整人時,她又質問:「今天晚上的會是什麼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鬥爭會是談不上的,因為今天不需要鬥爭。鬥爭誰?張元勛嗎?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你們一斗?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林昭在日記上寫道:「黨啊!您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對母親不必要歌功頌德,母親最愛聽的是她的毛病。因為愛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對爬在母親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為了母親能更好地領我們前進,母親的病就是我們自己的病,讓我們幫助母親清除毒菌,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甚至一腳把孩子拋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決不允許!可悲的事終於發生,《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社論兩天來的局勢,是在全國範圍內有意識地收縮這次民主運動了,組織和號召開展所謂的反右派鬥爭。看來,熱愛真理、民主、自由的人們將大難臨頭、在劫難逃了。悲劇,歷史的悲劇!」她一面痛心疾首、心懷強烈不滿,但還一面仍是「我把黨來比母親」。

她曾在在大會上坦誠揭示自己的內心矛盾:「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著!」

林昭思想發展的分水嶺就在這裏:從時間來說是一九五七年,從性質來說是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著!以前種種錯誤、惡行都是受「組織性」之驅使;以後種種嘉言懿行以至堪稱為崇高、偉大的英雄主義的膽識,都是來自良心的驅使。

「當我加冕成為『右派』后,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繫我的一切全跨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還慘……」

「青少年時代,思想左傾,那畢竟是一個認識問題。既然從那惡名遠揚的反右派運動以來,我日益看穿了那偽善畫皮下猙獰羅剎的嘴臉,則我斷然不容許自己墮落到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

「真的,無論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我攻擊反右那回臭名遠揚的醜劇,都從不強調什麼個人的委屈之類。個人縱有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委屈,總不過是中國大陸知識界與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淚汪洋之中一滴水罷!這場醜劇並不是專對林昭個人的。在我說來,倒更習慣於把自己這一滴水放在那個滔天的汪洋以內,不管怎麼地吧,事態的發展總是已經到了逼得人們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態度上有所抉擇的地步。——既然我不能容許自己墮落到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而跟著共產黨去反右,則只好做定了所謂的右派而來反共了!問題就是這麼尖銳而更嚴峻得絲毫不容迴避,因為已經絲毫不存在迴避的餘地!」

可見她是由於不「跟著共產黨去反右」,才划為右派的;她表明自己「只好」「反共了」。她以浩然正氣、氣壯山河地宣稱:「怕死不反共產黨!」

「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這是當代中國人思想的主要矛盾。由於取捨不同,各人走了殊異的人生道路。當她在會上拋擲出這一觀點時,有反對的,也有支持的。後者中有人說:「你吐露出了真心的懷疑」,並引發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樣,有著這種複雜的心情。捫心自問,在過去,我們曾多少次說出了違心的話,做了它(組織)馴服的奴隸。多少次壓抑了自己,傷害了別人。如今事過境遷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們如此羞慚、痛苦,有的事將使我們遺恨終身。「根據陳愛文的回憶:人家說:「你把你的觀點講出來!」林昭說:「我有觀點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如果你們一定要這樣干,那你們就干去!象這樣的社會有什麼好的,當然不好嘛。」

以林昭而論。她也曾受騙、受組織性驅使作了一些違背良心、良知的事。如,在景海中學高中畢業后,林昭不顧母親反對,於一九四九年七月考入了「革命搖籃」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決心「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弔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經無中生有地揭發過自己的母親,多年後,林昭對此感到很不安:「他們要我井裡死也好,河裡死也好,逼得我沒辦法,寫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我不得不滿足他們……我沒存心誣陷你。」又如,與父親彭國彥劃清界限,連姓「彭」都不姓了,只留下名字「令昭」,「令、林」在她家鄉是同音,於是她便成了林姑娘林昭。同時,她把家庭成分報成「反動官僚」。但是,後來她就覺悟了, 跟醫生說:「我父親曾對我講,利用青年人純真熱情搞政治是最殘酷的。政治是騙局,爾虞我詐。過去我一直不信,覺悟出真理時已太遲了,現在我已超過受騙的年齡,但尚未達到騙人的階段。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她憤怒控訴道:「我們這苦難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產黨來索討血債!怎麼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著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著我們善良單純的心地與熱烈激昂的氣質,予以煽惑,加以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一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著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毒無已的迫害、折磨與鎮壓!怎麼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為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個污穢、罪惡而更偽善的極權制度恐怖統治之下!怎麼不是血呢?!這個玷污了祖國歷史與人類文明的罪惡政權可謂完全是以鮮血所建立、所鞏固、所維持下來的,而滋養著、灌溉著、培植著它的這一片中國人的血海里我輩青年所流的血,更是無量無際汪洋巨涯!」這明顯是接受了父親的影響。父女剛剛離而複合、心心相印時,女兒被捕了;「我們家完了!」受盡迫害而仍堅持活下來的父親,絕望了,服藥自殺了。父親是個留學英國、很有見識的憲政學者,林昭從父親那裡獲取了哪些現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資源?——這是需要尋找新的資料、繼續進行研究的課題。

當她受組織性驅使時,在土改中看到地主在冬天被泡在冷水裡,凍得發抖、嗥叫,她沒有惻隱之心、悲憫之懷,而是感到一種「冷酷的美」。當牧師在被趕出教堂,他以《共同綱領》里的宗教信仰自由相辯護時,她竟以中央有通知,土改期間停止宗教活動勸牧師走開。又如,對指責張元勛「我有受騙的感覺!」等等等等,反省起來令她痛徹心扉。她在獄中告訴張元勛說:她從前對他說的「受騙」,這本身就是真正的受騙!「不要忘了告訴活著的人們:我最恨的是欺騙,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

「組織性」是個什麼玩意兒呢?就是黨性,就是階級性的最高形式,就是人性的大敵。良心呢,是人性之本。極權如不泯滅或蒙昧人的良心,是難以建立起來的。監獄里所以會盛行著慘無人道,就是黨性發作的原因。再質地純潔的人,即便如林昭,一旦在他身上黨性佔上風,就會麻木不仁,甚至能從對地主喪失人性的殘忍中感到一種「冷酷的美」。可見黨性殘毒之劇烈,實在令人毛骨悚然!它是大陸人間種種慘不忍睹的罪惡之源!

毛澤東竟厚顏無恥地跟他的中央大員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一九八)這裏所謂的「在這件事情上」、「在這方面」,其實已經是無所不包了。如果不按毛澤東的要求,不把馬克思主義貫徹到這個份兒上,不讓走資派劉少奇被迫害致死時白髮二尺長,死前身體疼痛得使他把一個塑料瓶捏癟;不讓張志新這位黨內同志死前遭輪姦,臨死把頭墊在磚頭上割去喉管;不讓林昭長期被殘酷地蹂躪,最後從病床上拖去秘密處死,然後向家庭討五分錢的子彈費;那麼,這就是:「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良心尚未徹底泯滅、黨性還不純粹的表現。

在她的所有論述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是這類詞彙:自由、民主、人權、人格、人性、人情、人心、良知、良心。舉例如下:

「自由,這個人類語言中最神聖、最美麗、最高貴的名詞永遠燃起人們特別是青春心靈之最強烈的愛戀與追求的感情!」

「因為這一份該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

「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

一貫地不尊重客觀,不把人當人「的制度,我懷疑它還會有任何的人情與人性的存在。」

「我倒並不怕被別人罵幾句該死,只經常心懷惴惴地惟恐到了什麼時候會弄得自己要罵自己該死。存在著這樣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處,它促令我隨時隨地——即使是在最艱難困苦的鬥爭條件之下——(都做到)應該做的事情一定要做,應該說的話一定要說!」「成敗利鈍在所不計,任多少人罵我該死也得,只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類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顆經得起審判的堅而不淄,磨而不磷的良心!」

「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吶!」

「為什麼我要懷抱著,以至對你們懷抱著人性呢?這麼一份人心呢?歸根到底,又不過是本著天父所賦予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利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與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

「假如那所謂的社會主義只意味著對於人的凌虐、迫害與污辱,那麼,反社會主義或進攻社會主義就決不是一種恥辱!」

有一位看過《尋找林昭的靈魂》的人,發表觀后感說:「人,可以不懂任何政治、也可以不了解任何理論和主義。人,只要有未泯滅的良心和正義,就能在一片混沌里分辨出善與惡、美與丑。」

如果把具體形式撇開,林昭與共產黨的鬥爭,放在靈魂的領域,就是良心與黨性的生死搏鬥。是的,是生死搏鬥,她為此自殺四次,最後被殺。

擴而大之,自從世界上有了共產黨,所有它進行的黨內、黨外的一切鬥爭,都具有這一性質,只是中共,特別是毛澤東,把它惡劣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罷了。以此用來定性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也是正確的,不過需要加以補充,這就是表現在制度的層面上,「知識分子和青年群」以民主主義反對極權主義的「黨天下」。

共產黨反右派運動的歷史及其種種罪行,都可以集中地濃縮在林昭身上。所以,研究反右運動而不了解林昭,就蓋難以避免本質性的缺陷。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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