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8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吳祖光還發表文章《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
我們誰都會談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是他在培養文學藝術人材這方面表現了什麼呢？對於解放以來，工，農，兵的每一條戰線上都是人材輩出，蓬勃前進，而文藝戰線上獨獨新人寥落的具體現象我們又該如何具體解釋呢？
解放以後的新社會產生了新的生活習慣，這種新的生活習慣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覺到這種制度可以叫做組織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國人民的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就文學藝術的角度看，我以為組織力量的空前龐大使個人力量相對減少了。
從黨中央提出黨內整風以來，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僅從報紙雜誌上看到的一些被壓制，被埋沒的人材的事實就足以使人觸目驚心。我們今天的生活制度由於組織一切包乾的結果，竟使不勞而食成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許多辛勤勞動出來的作品反而受到無情棍棒亂敲亂打，於是索性不寫不做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可惜的是藝術家們和剝削階級不同，他們對於不勞而食並不認為是幸福，而認為是恥辱與痛苦。
「服從組織分配」在革命鬥爭當中，在軍事行動當中，我想它應當是屬於鐵的紀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們文藝園地里施行組織分配的辦法就使人很難理解了。無論如何，寫作、演、唱總是屬於個人的行動，一個口齒不清的人總不能由於集體力量，大家幫忙而能使他變得伶牙利齒起來，但是在我們的工作當中，由於萬能的組織分配的結果，卻是什麼樣顛倒因果，亂點鴛鴦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我想在文藝工作的安排上，「組織分配」決不能絕對化。如果「組織分配」只佔五分（而且是經過深思熟慮，公平合理的分配），自願也佔五分的話，事情便會變得好一些的。所謂「組織」亦就是指的領導。領導的許可權無限擴展的結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為是。從主觀主義開始，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必然接踵而來。從文藝工作說來，誰都懂得「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但是今天無數的藝術團體的領導，偏偏就從不估計人民群眾的需要，認為群眾渾噩無知。對群眾需要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群眾不喜愛的東西塞給群眾作為對群眾進行教育。
我們的傳統戲曲藝術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們的優秀的表演藝術家們代代相傳，每一個都身懷絕技。作為新文藝工作者得到與民間藝人合作的機會正應該好好地抓住機會向他們學習一下，但是絕大多數的同志們卻是頣指氣使，發號施令，還沒有摸到傳統藝術的規律，便神氣活現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國的傳統戲曲節目之豐富是盡人皆知的，但是這些年來把擁有幾萬齣戲的古典戲麴生生擠兌得只剩下廖廖幾齣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這種大殺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驚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真是這些戲改幹部的活活寫照。
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什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里哀的？
他被划為右派分子是無可挪移的，對他的這些無可反駁的金玉良言進行批判，自然儘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鳳霞不為「領導」的威脅利誘所屈服，把愛情堅持下來，被傳為佳話。這是他、她，兒輩和家庭的驕傲，這是右派分子、知識分子的驕傲，這是美好人性的僅存碩果！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劉芝明副部長逼她離婚，她堅持不離，一心要等吳祖光回來。
「你能等多久？」
「王寶川等薛平貴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吳祖光「改正」后，仍是在公開場合仗義執言。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吳祖光以《要信任知識分子》為題作了發言：
新中國成立以後，進入五十年代，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逐漸發生了變化。對《紅樓夢研究》，對《武訓傳》，對「胡風」的批判一步步轉入政治問題的範疇。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以號召向黨提意見為名而向數十萬響應號召提出各種意見的知識分子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萬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八個字可不是空洞的詞句啊！對於所有右派，都是血淚深仇），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人間悲劇，儘管在幾十年後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創傷卻是永遠難以彌補的。而發生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卻又是從迫害知識分子開始，十年浩劫，幾乎使國家民族瀕於毀滅……再三再四殘酷踐踏中國知識分子的尊嚴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傷心……
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明，知識分子是建設國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二世而亡。漢高祖也知道「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論語》。到了近代，推翻滿清政府的國民黨人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戰友，壯烈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絕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再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哪一個不是知識分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現實都得不出仇視知識分子的結論。
寫戲的不滿，演戲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從指揮棒轉了數年之後，中國京劇一團團長李萬春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中國戲劇本來就是人情法理、善惡因果的社會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于社會人生的，也是促使改變不善的人心。凡一詞一句，經過了文學家審慎的鑒定，一排一演，經過了許多藝術家設計指導。如此而成為劇，流傳數百年……這是它的價值，也是中國戲劇的歷史光榮。」「中國劇的重點反映『忠奸功罪』四個字，當然離不開帝王將相、富貴貧賤。也有呼帝王萬歲，那是表徵實情事實，何謂封建以及資產階級？要以這是『封建餘毒』，那麼…… 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陽謀》頁一七三）
不管話說得直接了當還是委婉曲折，你仔細看吧，筆鋒都是指向黨天下，指向毛澤東思想，指向《講話》。在文藝創作中，也出現了一批離經叛道的「寫真實」，「干預生活」，揭露陰暗面，反對「三害」的右派作品。著名的有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姚文元批判道：「他用自己反黨的眼光把陳立棟醜化了，他恨陳立棟執行黨的指示，所以他把陳立棟醜化成一個沒有任何優點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這樣的一個公式：執行黨的指示=官僚主義=獨斷獨行=教條主義和黨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樣，他在這裏攻擊的不是官僚主義，而是黨的領導。作者把黃佳英當作英雄的先進人物來表現的，在黃佳英身上寄託了他反對『官僚主義』的全部理想。然而黃佳英是怎麼樣一個人呢？那是一個被美化了的『反現狀』的個人主義者。但儘管作者想把她寫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劉賓雁的筆下，在階級鬥爭十分尖銳的中國，黃佳英卻不是娜斯嘉，而是反黨的個人主義者。」「整個報社的氣氛十分暗淡。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如同一塊大石一樣壓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總編輯陳立棟……是一個壓制任何合理的政見的獨斷獨行的專制主義者……作者帶著深刻的嘲諷描繪這一切。」（《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頁二零七-二一一）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說：「絕不能低估《本報內部消息》在一部分青年中的影響，尤其是在有著濃厚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青年中間，黃佳英起了極大的煽動作用。在反右鬥爭中，很多青年右派分子，正是披著黃佳英的外衣出現在群眾的面前……難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劉賓雁的黃佳英的模特兒嗎？……早在劉賓雁的第一篇特寫《在橋樑工地上》里，就已經流露了陰暗的反黨思想，如把老幹部寫成不學無術，思想僵化，不能領導複雜的現代化工業的人，誣衊我國建設進度緩慢，並武斷地說我們建設中的缺點不是由於缺乏建設經驗等複雜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領導上的保守無能等。不過，這篇特寫的缺點究竟還非常隱蔽，劉賓雁在當時也不敢露骨地大胆地宣傳他的反動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橋樑工地上》發表，並受到《文藝報》，《人民日報》等大肆吹捧以後，劉賓雁才敢寫《本報內部消息》這樣露骨的反動作品。自從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報刊的讚揚以後，所謂『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和歌頌黃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現了。《組織部新來的年經人》里的林震，實際上是黃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國青年報》九月十七日）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擊北京某中共區委機關官僚主義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認為「這種官僚主義滿天飛的……黨的區委會，在離開中央較遠的地區……還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這是不能相信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些同志批評王蒙說他的《組織部新來的年經人》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對，我們要反過來問：為什麼中央附近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文匯報》二月九日；二月十六日）狗比主人狂吠的調門高，純屬正常現象。
青年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篇散文詩《草木篇》，遭受到圍剿。批判者對詩中寫了「糾緾著丁香，往上爬」的藤是罵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說是對「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先進位度的污衊」。（原詩是：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在樹稍，丁香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說詩中的梅花把自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捲土重來。（原詩：在姐姐妹妹里，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里，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有的文章說「《草木篇》是極少數不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感到一個階級滅亡，充滿了沒落的情緒，要咿咿唔唔地為舊社會的滅亡唱輓歌！」本省文聯一位領導說：「我一看見《草木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文匯報》五月十六日）根據我的記憶，好像傳達的毛講話是說，作者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一有機會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楊》: 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它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灣一灣！
《仙人掌》: 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 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兒女……
《毒菌》: 在陽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綵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的孩子也不去采它。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對《草木篇》也有另一種評價。六月四日，在四川文聯舉行的座談會上，張默生教授提出「詩無達詁」。何劍熏教授說道：「我認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在歷史運動，尤其是在肅反運動以後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緒。《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種現實是存在的。尤其在肅反運動以後，一部分知識分子，是懷著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緒的。」但這些人們，也大都劃了右派。
開封師院（即解放前的和現在的河南大學）的「蘇聯文學」教授李白鳳，在《人民文學》（七月號）上發表《寫給詩人們的公開信》中說：「我感覺到詩歌的創作被限制在如此狹窄的領域里，詩人們替自己限定了寫作範圍，就在這樣的小天地里迴旋著。你們，從你們中間最優秀的詩人里選定不那麼太多的詩歌的寫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詩歌的尺度，有時甚至很少考慮到文學史上曾經不斷出現的一些現象——風格的多樣化，像希臘神話故事里的柏魯克拉士那樣，把一切詩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長』或『截短』。」他還引用馬克思的話，反對壓抑寫作的創造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麼事物，卻只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誰能說這樣的見解不切中肯綮呢? 但他卻因此劃了極右派。我和他在一個農場勞動教養，受盡迫害折磨、勞困飢餓。一次，我們去貼標語：「高舉三面紅旗奮勇前進！」「大躍進萬歲！」……他端著半碗糨糊跟在後面，當要用糨糊粘的時候，發現他快把糨糊喝光了。我們急中生智，又給碗里續了些水，把標語「胡弄」在牆上。隨後被風刮掉，雖然心裏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見，即便是像他這樣的大詩人、文人學士，在久餓之下，肚裏也就沒有詩意，甚至連人格尊嚴的影子也沒有了。一九六二年解除勞動教養歸家，要說無業也有業，死前的職業是拉板車。可他在農場時，有時還要向我們數說他當年的「威風」：「柳亞子、臧克家拍著我的肩膀，『白鳳、白鳳』的；無話不談。」
雜文以其鋒利深刻，最適宜於反映事物的時代變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許多報刊都發表了廣受歡迎的雜文，而且有的設了專欄，如《中國青年報》的「辣椒」，《河南日報》的「蒺藜草」等。在鳴放中的雜文，論質論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馬列水平，我們在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運動時，都學習他的文章《〈矛盾論〉在思想改造中的應用》。在他的雜文中，被用得得心應手，文筆流暢，意蘊深長， 以馬列之矛，攻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會弊端，讀後令人驚，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內即寫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兩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悶》進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卻把我們社會說成似乎沒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義者」爭取。徐懋庸的腦子裡，其實是裝滿了資產階級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種不要集中的絕對民主。「我們就不能等到他們自己放手」，這「我們」和「他們」，就表示在根本立場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級領導幹部（他們當然可能有某些缺點）處於對立地位，同黨的領導處於對立地位，既然「他們」不肯「自動放手」，那就只有「鬥爭」了。於是，當社會上右派猖狂進攻，「言論一放，意見紛紛」之時，徐懋庸也就挺身出來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這是好現象」，「現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會的苦悶」，「苦悶多極了」。怎麼擺脫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整個「社會的苦悶」呢？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來」。這「更好的思想」是什麼……我們在某些「揭露陰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銷的反對領導，反對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嗎？（《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頁二零零-二零一）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