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0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十一）發出「救救科學家」的呼籲
可以看出，阻礙各項事業發展的基本關鍵在於，政治上獨裁壓制民主，或專業上外行領導內行。特別是，表現在科教文藝方面。毛澤東這個災星，在這裏創造了兩個重災區，他說：「大學里， 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唯心論最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四四四頁）唯物論大史學家翦伯贊著文《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批判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憲法》作武器，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進攻。他發表了荒謬絕倫的馬克思主義停滯論，過時論和不合國情論等等陳腔濫調。他誣衊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說成一錢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則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他說：『整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甚至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寫歷史的書很少，僅有幾本也是趕任務的書。』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則『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學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說：『最近六十年來，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於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的語句』。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真是極盡誣衊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實際上過了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慢說資產階級已經臨于沒落的時代，就是在這個階級的青年時代，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也是像馬克思所說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馱馬，面臨本質與現象，結果與原因，就一籌莫展了。』而雷海宗卻說這匹『笨重的馱馬』到了垂死的時候反而出現了一日千里的奇迹，豈不是神話。」
他還批判榮孟源「主張復古主義，企圖用主要是封建主義的歷史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說孟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馬克思主義。」這個邏輯被戚本禹繼承下來，給中國的赫魯曉夫扣上「背判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理由是「《論修養》隻字不提無產階級專政。」這裏的論據也是「隻字不提」。這時候，大歷史學家，言必稱馬列的翦伯贊將面臨滅頂之災。如果說楊家將楊敬業是一頭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諷雷海宗「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的翦伯贊卻一頭碰死在「他心愛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所謂『毛澤東思想』」的豐碑上。他如此飽學，只是沒有學到：「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
章怡和的文章《歷史學家翦伯贊之死 》，這樣寫道：「翦伯贊卻已有輕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 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卧于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裡，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戚本禹接見一個叫「反到底」的造反團時，裝大蜡地說：「你們知道什麼叫『反到底』嗎？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 戚本禹這個史痞後來的下場，當然只是為此命題「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添一實例而已。
這時候還不知此後瓮之將入的翦先生還在燒瓮，使勁地批判另一位右派歷史學家：「向達在很多會議上的發言中對科學院的黨的領導大肆攻擊。他說科學院的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一些行政領導的黨員幹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業務』。他說科學院的黨的領導『有如張宗昌帶兵』，把共產黨比作北洋軍閥。向達說：『現在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又說：『這幾年史學界的人意氣消沉。』他閉著眼睛問：『歷史界解放后這樣不行，黨里負責的人要不要負責？』請問向達：你從哪裡看出現在的史學界是『奄奄一息』，『意氣消沉』？又從哪裡看出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對於黨的領導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贊的批判並不限於學術領域之內。「他誣衊『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說解放後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發的，或者只能希望他們發的一套假言』。大家請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後所說的都是『假言』，沒有一句『真話』。大家都知道歷史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實性，一個言不由衷的專說假話的人，怎麼能給學生以正確的歷史知識。我們希望他把心裏的真話說出來。雷海宗在文章中還談到不要黨『發號施令』，並威脅地說，不然，知識分子就要說假話，或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地消極怠工了。」（《人民日報》十月四日）
致公黨中央副秘書長嚴希純說，有的在科學機關作領導工作的黨員，自己不懂科學，又不虛心學習，尤其不好的是不懂還要裝懂。有些黨員還把領導科學技術機關看成帶軍隊一樣，把科學家、教授、工程師，一律當成自己的下級，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也不給以應有的禮貎。他還說，科學技術工作在研究過程中是允許失敗的，但現在卻一遇失敗就要追查科技人員的責任，甚至懷疑有政治問題加以逮捕。這樣專家們如何敢於負責呢？（《人民日報》五月十六日）
《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五人成立「臨時研究組」，廣泛徵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內科學家的意見而提出的一份較全面，系統的報告。內容包括五個方面。郭沫若以《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為題進行了批判，隨後根據運動的深入發展又作過補充發言。
第一，「爭取十二年內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必須『保護科學家』，就是採取具體措保證科學家，特別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學家有充分條件從事科學工作，扭轉目前科學家脫離科學的偏向，首先要協助他們妥善地解決時間，助手，設備，經費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問題，使他們真正能夠坐下來，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說：「這個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護科學家』的口號。這顯然是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國科學家受到一種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事實上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解放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們這樣不顧事實危言聳聽的目的，不外是想離間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關係，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學院、高等學校和業務部門之間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本位主義，大家都想保存本單位的幹部，不願外調，甚至怕談合作，怕這樣會拉走了人，影響了自己。有些單位對於少量的必要的人員調動，也張大其詞，互相埋怨，因此，在單位與單位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堵牆。」
第三，「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裡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這些做法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應當恢復的應即採取適當步驟予以恢復，應當重視的就應當重視起來。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我們認為應該鼓勵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見，政府部門應主動地將有關資料盡量供給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並幫助他們創造研究工作的條件。」
郭沫若批判說：「在我看來，今後為了發展社會科學，首要的任務就在於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的隊伍，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而不是什麼發展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那種『恢復』資產階級科學的主張，實際上是開倒車，反對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社會科學。如果按著這個主張去做，其結果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而使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重新泛濫。」
郭後來又補充批判說：「他們在這裏，一方面污衊共產黨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據客觀規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衊共產黨和政府不準『學者們』從事科學研究，只准他們作些政策方面的『宣傳解釋工作』。事實是這樣嗎？暫且不說許許多多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是把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策，作為自己光榮的職責的， 現在我只問問右派先生們：黨和政府究竟在什麼時候禁止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對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研究呢？」
第四，「科學研究工作應該有領導的進行。我們希望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工作進一步加強，並建議有條件的省，市也設立相應的機構，以加強領導。至於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為應在實際工作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又說：「科學研究工作除少數必須集中外，應儘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裡，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裡。」
郭沫若批判說，「反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科學工作，反對對科學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國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發展科學事業，就是要使我國科學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後的狀態。」
第五，「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地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我們認為今後應當業務與政治並重。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說：「企圖以資產階級虛偽的『平等』觀，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對黨和政府不滿。」他認為，「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農學生吧，大家知道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現在，反動統治已經被推翻了，對於這個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盡最大力量加以改變嗎？」
這位郭大院長把這份「意見書」批得體無完膚，然後扣上了如題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於這點一字不提。」他說：「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分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分。」（《光明日報》六月九日；《人民日報》七月六日和九月十九日）
跟常識水平的是非開玩笑，瞪著倆眼說瞎話。用共產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郭沫若的馬屁也拍得太過火，太傷天害理。一九八零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說：「在批判『章羅同盟』時，曾經把民盟中央的《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 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說成是『章羅同盟』的反動綱領，事實上，這份意見書不是章、羅二人提出的（就是章羅提出的又如何呢？——編者），而是民盟中央分別由曾昭掄和黃葯眠負責的兩個小組起草的。在這次複查中，我們和有關部門及民盟中央都認為，這兩份意見書的基本內容是可取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是『章羅同盟』的綱領。」這當然不是專門針對著郭沫若一個人的胡說八道而發的，但卻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鮮恥、喪盡天良的奴才嘴臉。以他的接觸和了解，絕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羅同盟』（明白的事實，是章羅連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沒有）信以為真；無需他那樣的通古博今，就該會認識到《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完全是個合理化建議。不管怎麼說，他竟能顛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詞，逐條把它們批得體無完膚，確實證明「四大不要臉之首」對於他是當之無愧。而「首上之首」毛澤東才是無恥之尤，製造「章羅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禍首。作出這樣連自己也明知是純屬捏造，並且相信別人也同樣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還要在兩個「明知」的情況下，涎著臉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卻是在四個「明知」的情況下，硬說：「公雞會下蛋」。別說這兩個人還號稱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癟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癟三。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