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9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十）要求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上面，劉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沈志遠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以《黨和政府不應管得太多太死》為題作的發言。他說這樣就出現了一系列反常的現象：好些演員長期沒戲演了，好些教員整年沒有書教了，好些名醫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無法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學術工作者無法從事研究工作了。在我們這個文化落後，知識分子異常缺少的國家而出現這樣一些現象，這豈不是糟得很嗎？他對學校黨委制的作用，認為是形成了以黨代政，非黨校長無權，校務委員會形同虛設，在系裡是系秘書領導系主任的反常現象。為了改正過去的高等學校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以為可以考慮學校黨委制的改變問題。他還談到出版的專業化制度，即把某一種性質，某一門學科的書歸一個出版社出版，以為這是壟斷，是一家獨鳴，就是排斥矛盾，掩蓋矛盾，取消競賽，保護懶漢，獎勵不上進，阻礙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它會使思想僵化，企業衙門化，出版事業的生命枯萎下去。為了消除這種弊病，他說：「今後出版事業應向社會開放，允許志同道合的人開辦像同人出版社，同人雜誌社，書刊出版發行合作社之類的機構，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針措施，負起監督檢查之責，其他事情是少管為好，何況你事實上要管也管不了那麼多呢。」 （《解放日報》五月十七日）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以《老報人批評現在報紙的缺點》為題報道了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的發言。陳銘德說：「報紙是人民的精神食糧，新聞工作者是廚師。廚師要是光注意營養價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營養不矛盾一樣。」他建議：一，增辦非黨報紙，能不能倡辦同仁報？二，北京應有晚報。
張友鸞說，舊社會有一句話：「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現在呢？他變為可以這樣說：「記者不討厭，不是好記者，報館不闖禍，不是好報館。」
蕭離說：新聞常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壟斷，他們想競賽也無從競賽。《大公報》社長王芸生說，現在的報紙是報喜不報憂，隱惡揚善。新聞工作者勞動生產率低。
新華通訊社的鄒震說，新聞工作的鳴放問題，就是徹底實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問題。過去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義，宗教主義和教條主義給限制在極狹窄的範圍里去。我們的自由被「三害」給剝奪了。我們要向三個主義索還被它蹂躪了的新聞自由。我覺得今天應該喊出「民主辦社」和「民主辦報」的口號來，使中國出現更多的非黨的報紙和通訊社，出現更多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或民營的報紙和通訊社。
中國新聞社的鄭白濤說，我們中國新聞界的單調，枯燥，是這些教條主義者造成的。一個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官僚式的社長總編輯，比個檢查官更妨礙新聞工作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莫如儉說，我國目前報紙的性質和作用根據列寧一九零一年定義：「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舞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而目前我國報紙受那個定義教條的束縛，報紙只限於指導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滿足他們（廣大讀者），產生矛盾。
《人民航運報》記者趙琪，把當時占多數的報紙即共產黨的黨報稱為「領導機關所有制的報紙」，認為它的特點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訓口吻多，三，首長言行多，四，有些話不便於講，五，有些話不敢講，六，有些話不準講。他認為「人民群眾所有制的報紙」新聞多，服務周到，新聞人物活動多，什麼話都可以講。單純代表機關意見而不為讀者服務的機關報，它的生命已經危險了。
《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不贊成社會主義報紙指導工作法，認為現在的報紙是布告牌，留聲機。
這些右派言論在六月二十四日舉辦的第二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受到批判。中國新聞社孫殿偉批判鄭白濤說，鄭在社內就有許多反動的謬論，同意章伯鈞的言論，主張中國要實行兩院制，主張辦反對派的報紙。在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反黨活動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們辯護，說「黨天下」的說法是對的，定息不是剝削，而是和銀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樣。他認為目前對右派分子的駁斥是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作法。同志批評他，他說這是共產黨愚民政策的成功，並把這些人稱作打手。（《人民日報》六月二十六日）
北大新聞系方漢奇批判顧執中所說的：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上都沒有得到保證。（按說這是無可反駁的事實，但直至如今，無恥的投機政客們竟然仍能彈舌如簧——紫丹。下面是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所載顧執中先生的原話全文, 請讀者與今天的情況作一對照。——紫丹）
顧執中：《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
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制止。例如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實際許多現象卻不是這樣。第八十九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完全被破壞了。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例如有些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至今仍沒有被登出。報社只登風平浪靜的東西，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稍微聯繫到某些人物、部長等便不予發表,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胆地做。第九十四條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卻在叫請大家原諒，說因為學校少，生育沒有節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學，這樣憲法也被破壞了。
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也很少有人執行憲法中所規定的統戰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憲法當作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想當年，在討論憲法草案的時候，大家都願為保護憲法而鬥爭，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中宣部的宗派主義情緒很濃厚，解放后對老新聞工作人員很少照顧或者沒有照顧。解放后仍允許續辦的一些報紙如文匯、新民等報也沒有得到政府的照顧，讓非黨的報紙自生自滅。黨報與非黨報、黨報記者與非黨報記者的待遇都不同，非黨報記者採訪時受到輕視，許多的機關還不讓他們去採訪。
解放前有許多通訊社，現在名義上有兩家——中國新聞社和新華社，實際國內新聞只有新華社一家，包辦了全國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飽撐不下。
我建議： 一、 民主黨派宣傳方面的負責者應該參加中宣部的宣傳會議頓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是句假話，即使不參加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也應該讓我們知道會議情況。 二、新華社應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樣，成為國際性的通訊社，國內則開放讓民主黨派、團體、地方辦通訊社。
參加了許多座談會，感覺有兩種偏差：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在過去運動中受到整的，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
民主黨派成員講話很苦，稍微講得厲害點，報紙上便批評，和風細雨一點，又會挨罵，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難做到恰如其分。
儲安平的發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詞不當，有刺激性，建議九三學社領導加以討論，以免引起混亂。（《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安崗批判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模糊了報紙的戰鬥方向，說報紙同讀者是「五分錢」的關係，只是在商品基礎上才能發生作用，說不注意報紙商品性的黨報是「一片教條主義」，「寡婦臉」，「官報」。右派分子彭文應認為，斯大林的錯誤發生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要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可贊可嘆！彭文应同章、羅、儲、陳作為「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的人證，而被定為中央級的五名終身右派！
自從毛澤東把這種生動活潑的自由辦報思想的鳴放，惡狠狠地定為「黑雲壓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溫新政，中國的新聞自由被國際公認為最糟而跟北朝鮮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見，曾彥修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蘇聯的出版機構，組織制度是落後的，而我們把自己的傳統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蘇聯。「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學術著作，而讓蘇聯的小冊子泛濫於市場。」對於隨便砍掉專門刊物，他認為：「把出版局砍掉中國不會亡，把這些學報砍掉，中國沒有科學，卻要亡的。」「解放後幾年來，光出了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連環畫，沒有真正的出過一些有分量的東西。」「難道我們單靠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就能立國嗎？」「過去搞七，八年，結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譯書，反特小說。著作出不了，而對外國人的胡說八道的小冊子卻浪費了不少紙張。」「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為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事情是人辦的，對領導，對同志，對組織處於執政地位受到的腐蝕以及廣大群眾已經「怨聲載道」，他認為「八年來相當大的一部分黨員沾染了骯髒的腐朽的東西……因為他已得到某些東西了，官方身分，統治者一分子，生活職業有保障，有東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黨員享受特權現象。」
《人民日報》七月十八日載，首都出版界反右派鬥爭會上有人質問他：為什麼要硬說解放以來沒有出版什麼有分量的學術著作，難道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嗎？有人分析說：曾彥修主張辦「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要恢復資本主義的所謂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長陳克寒，在十月九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須實行計劃化》，說：「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彥修、藍鈺、子崗等人，都竭力反對出版事業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化。他們認為：計劃化『把個人的積極性限死了』，『選題計劃根本不必要』。藍鈺故意把解放以後的出版工作描繪成『矛盾百出』，『笑話百出』，並且把它歸咎於出版事業的計劃化。他們特別攻擊紙張的計劃供應制度，提出所謂『自由買賣』，『自由出版』的荒謬主張……其目的，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使出版工作處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無政府狀態，以便傾銷資產階級的私貨，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