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5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八）改造資產階級的問題
《人民日報》 六月二日載有被毛澤東後來稱為「右派分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論，摘要如下：
現在公私合營企業情形嚴重，生產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過去還差，這是是非不明，輕才重黨的許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來的惡果。官僚主義，其害處比資本主義還要危險。
何以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呢？理由很簡單，資本家除了要圖利外，還有一種企業心。為了圖利，為了搞好企業，他們自然要用人才。像我們現在某些企業暴露出來的偏差，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企業中是很難存在的。因此對於資本主義生產上和經營上的經驗和知識應該接受下來。
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兩個不同的階級；但資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工人可以發展為資本家，資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況，中共對民營工商業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營后他們的生產資料已全部交出。空無所有，還說他們是資產階級，還要進行改造，要他們「脫胎換骨」，這是不公平的。
工商業者現在已經沒有剝削，定息也不是剝削，資產階級帶了生產資料進社會主義，比赤手空拳喊口號，貼標語的人還光榮……要給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給幾頂大帽子，不是「壓服」而是「說服」的方法來幫助他們改造。（博訊）
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
新華社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訊，在今天繼續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談了話。
他首先談到這次座談會開得很好，因大家都說了真話，把問題擺了出來，這樣就有利於解決。接著他說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從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過程中間，千方百計地想辦法提高工商業者的政治覺悟，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以作到妥善地消滅資產階級，只有這樣才對社會主義有利。
他認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發揮私方的積極性。
他說，對工商業者的改造，不能採取形式主義，有些人自認為立場很穩，口號喊得很響亮，給工商業者「扣帽子」，甚至用打擊嚇唬的辦法，壓服他們，結果，使工商業者縮手縮腳，不敢做工作，還有的不敢接近工商業者，生怕玷污了自己。這都是形而上學，沒有真正從工人階級利益考慮問題，因為這樣就談不到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了。
接著他就如何發揮和提高私方積極性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隻有六個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為宗派主義者是不願明是非的，他靠顛倒是非來弄權，只講親屬、裙帶關係，只願聽恭維、奉承。主觀主義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脫離了客觀實際，完全憑主觀想像處理問題。官僚主義者不敢明是非，他們心裏雖有是非，但怕講出來會影響自己的地位丟掉紗帽。他們只知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或做群眾尾巴。這三者是互相統一的。
他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
他認為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復辟，但官僚主義時時刻刻會在人們思想中復辟。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他說，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得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盡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不能做到這點。他說，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過提拔安排，才能真正發揮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光「重德輕才、以資代德」就會造成是非不明，調動不起來積極因素。
他說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
他說，關於公私合營企業里幾種關係問題，應該明確以公私共事關係為主，階級關係是殘餘，因階級已基本上消滅。在工作關係中，不應該分公方、私方，黨與非黨；要按職責和分工辦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可以提醒工商業者還有階級關係殘餘的存在，但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因人而異。如果一個私方很進步，和公方、職工的關係搞得很好，就不能強調階級關係。另外，不能把階級關係當成一種壓力，去改造工商業者，只有通過說服教育，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
他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是不勞而獲的收入。
接著他談到定息的性質。他說，有些人認為定息的性質是剝削，我認為很值得研究。因為照剝削字面講，被剝削者應該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又說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當前的矛盾，並不具有對抗性，這就說不通了。我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成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樣，工商業者才能心平氣和。他還說，二千元的杠子，也有重新考慮研究的必要，因為這個數字太小了，很難劃分二千元以上的都是資產階級；二千元以下的都是小資產階級。
他還談到群眾觀點問題。他說，不關心群眾疾苦的人，儘管每天都和群眾在一起，也不會了解群眾的情況，這是假的群眾路線。他對大家說，對資產階級要恨，但對資產階級分子要愛護，要抱著與人為善，熱愛群眾的精神去團結改造工商業者。
他認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他還說，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消滅。
最後，他談到工商業者兩面性的問題。他說，關於這個問題，已專門寫了文章，即將發表出來。他認為，必須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營高潮，工商業者交出了生產資料，如仍教條主義地強調兩面性，這對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響。他說，哪個階級都有兩面性，工人階級也有，只不過積極、消極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這是一個先進和落後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而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剝削不是與生俱來的。他認為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上消滅，大家正在向人類的共同本性過渡。
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頭戲。當時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是我的第一要務，看「右派言論」是我的關注中心。對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總是從人格上引起我對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說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處宣揚右派分子章乃器『心安理得』。」為後來划我右派的言行根據之一。在鬥爭我的八個月中，我從未像某些人那樣，磕頭如搗蒜，繳槍投降求饒命，也沒有對任何人揭發任何一句話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給他們拍過桌子。有一次，在教室鬥爭我時，聽到一個學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這些表現很可能與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氣的熏陶有關係。而其沉重的代價是：「情節特別嚴重，態度特別惡劣，開除團藉，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支部書記宣布時還特別加了一句說明：「這是對右派分子的第一號處分！」
至今我仍不認為批章先生的話有一句不是胡說八道，包括後來毛澤東說的「右派中間那些不願意改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幹，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四八九）毛澤東自食其言，已成惡習。如果說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屆中央常委會十四次會議上，又公開講過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指著我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許白色資產階級存在嗎？』」多見不怪，對毛自無必要提出質問：「你為什麼說話老不算數呢?」整個的批判會上，全是毛式的無理取鬧。
李康年重申贖買二十年的主張
李康年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工商界座談會上說：
我是上海工商業者公私合營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鍾錶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李康年，就是最近報上標題所謂「定息二十年」或者「贖買二十年」的建議者。
我提出了三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我主張請政府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二十二億元，收回資本家所擁有的股票或合夥議據，使資本家與企業脫離關係。存單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二千七百五十萬元，除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兩年已發二點二億元外，對資本家只發十九點八億元，多餘二點二億元，作為對資方代理人、董監事與需要照顧的資產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籍金，如再有餘額，即撥交全國工商聯，作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項工作，擬請指令交通銀行辦理，有不願得此項贖買存單者，得聽其自便，交通銀行得代為暫時保存，或按贖買存單應得人之意旨，代為捐獻，或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
贖買存單應得人既已放棄贖買存單，即是放棄剝削之表現，應得人于取得捐獻收據，或繳納國庫之憑證后，即可將此收據或憑證，作為放棄剝削之憑證，而向工會爭取入會，爭取勞保待遇，經工會審查核准，給與工會會員證后，資產階級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議不能採取，則請研究第二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闢信託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按如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帽子。上述建議如再不能採用，則請研究第三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加代領定息業務，同時亦得代管股票，及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轉贈捐獻，或繳納國庫。按以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
此外如資方家屬的勞動就業，應責成勞動部門及專業公司妥為安排，在贖買存單發行基本上完成後，國內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職務，即蛻變而為公家職位，公私關係既已基本消滅，此時資產階級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贖買存單，其性質與國家公債大同小異，期限且較公債為長，大多數人已經必須自食其力了，與勞動人民距離更近了階級基本消滅了剝削基本消滅了，贖買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業企業改造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已完全成為全民所有了。
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這一次到京以後，讀了千家駒同志的發言，他是中央經濟理論權威，也是我們工商界行政管理領導，他談到了李康年主張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極性的表現，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以外，同時還包括一個對贖買政策認識錯誤的問題。對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與他商榷。
我的答覆是：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六十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八十歲么，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
至於我建議贖買存單年期分二十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二十二億元，定息兩字應該更正，我是有根據而不是捏造的。當全行業合營前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的社論。這篇文章，我認為是黨和國家對贖買政策的方針，亦是黨和國家對工商業者昭示了贖買政策的信條。
第一段「我國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變革，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說明大約需要十五年之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第五段第一節「對於我國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正是向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並且不是一下子贖買，而是在十幾年的時間里，逐漸贖買。」「分給資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紅利，資本家所得，看來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國統計，一年就有幾億人民幣，積十幾年之久，就有人民幣幾十億之多，用來作為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代價，是完全足夠的了」，這說明國家將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
第五段第二節「贖買是對物的，即贖買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除這以外，還有一個對人的問題，即對資本家進行教育改造，適當地安排他們的工作等等的問題」。這說明贖買是專對生產資料的，至於對資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這是對人的和平改造。
從此可以見得黨和政府，在事先是有準備，即是需要十五年之期，用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黨和政府採取這個和平改造的方針，是從一九四九年立國之初就確定了的，這個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觀需要，再拖一個尾巴，也是未嘗不可的。如果十五年再拖一個尾巴，豈不是二十年嗎？我的建議與黨和政府原定計劃步驟相對照，恐怕不是相距太遠吧，恐怕不是無的放矢吧？（《人民日報》六月六日）
復旦大學物理教研室助教、划右派時二十二歲的李梧齡，說：「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不要臉的掠奪。」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