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7日訊】 【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五） 清算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罪行
章伯鈞是從源頭上對「黨天下」來一個「摻沙子」；而被毛澤東包辦的「章羅聯盟」這場婚姻中的另一角色羅隆基，則是用「平反委員會」來清算黨天下罄竹難書的罪行。對於右派理論，儲安平和章伯鈞是無獨有偶，再加上羅隆基便形成鼎足而三：黨天下；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九三學社副秘書長李毅說，我們社會主義學院現在就有好幾個同志睡不著覺，心裏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悶在心裡難受。有人說，領導上應該從政治上，組織上作出進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撐腰，公開講講不準打擊報復。
據此，羅隆基說：「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他認為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分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道路通北京了；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鳴』和『放』以後，還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膜。」「 二，平反的機構一定要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這幾個運動過去是共產黨領導著搞的。平反時，除了領導黨以外，還應該由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說明運動有成績，也為受了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黨派的，其實共產黨內也有。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里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這個機構，敢打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人民日報》五月二十三日）
這個問題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過的；搞錯了的要平反。毛只是想抓幾個典型，平平反做做幌子，以收到殺也英明、放也英明，吾皇萬歲萬萬歲之萬民擁戴。如果來真的「有冤伸冤」，那麼，斯黨也而有斯領袖也的黨天下能還得起這筆錢債、物債、血債、淚債嗎？只說殺人一項，不說更多的勞改、勞教、管制、批鬥……毛就像按比例划右派一樣，搞的是按比例殺人。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毛親手所寫的《轉發西南局關於鎮反問題給川北區黨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語》：「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准，並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頁二六七）
那時報紙上正在猛批「寬大無邊」的右傾思想，幹部都是以殺人不眨眼以示其革命堅定性的。我家那個八百多人口的村莊，殺了一個「偽鄉長」，兩個「投敵民兵」，兩個「地主狗腿子」（他倆的罪行是，揚言「國軍打回來再說」。）定比例本已非法，何況從來都是超額有功，下面總是超額殺人、爭相立功呢！當年羅隆基斥責國民黨：「如今的黨治，在內政上以黨治國，以黨亂國；在外交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亡國。」（《新月》第三卷第十二號）這是公開發表在《新月》上的，所以蔣和毛對他反對一黨專政的政治理念都很摸底細的。這就是他雖然反蔣，蔣介石還給他部長當，國防部、外交部之外任他挑；而他擁毛、擁共，毛共卻沒有讓他當部長，出於無奈，才從林業部分出個森林工業部讓羅當部長，隨後他划右派，這個部便也撒消了。
《新聞日報》編輯部揭露王造時透露給該報副總編陸詒的訊息：羅隆基聽完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報告后，說：「到現在再來提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人民日報》七月五日對鬥爭會的報道，標題是《羅隆基說：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處處是錯》。當然，這也「足證」：成立「平反委員會」系統是絕對必要的；而所有當時的鳴，放，總括地說是「足證」了「足證」。同時，所有對「足證」的反駁，你找不出一件不是虛偽的、強詞奪理的、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盧郁文，小丑一個，固不足掛齒。吳晗，歷史學家，飽學之士，就是他能把不存在的東西巧飾成「事實」，胡說一起：「章羅兩人原來是兩個把頭，爭名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下。過去，他們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盟內爭地位，爭各自黨羽的安排，建國以來，章羅在民盟中央，除了鬧人事糾紛以外，從來也沒想到要替人民辦點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提出之後，他們對國際和國內形勢的估計，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章羅兩個多年冤家突然變成『章羅聯盟』了，兩個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氣了，一個腔調說話了。」（《人民日報》，七月十六日）
可是，當迷霧澄清，真相以「章羅聯盟，天下奇冤」載入歷史時，歷史學家吳晗又該怎樣向歷史作交代呢？早在毛捏造「章羅同盟」罪名前二十天，吳批「平反委員會」：「這個意見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一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一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為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可是，即便在被毛背信棄義地篡改后而正式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仍然寫著：「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於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試問：毛澤東的意見涉不涉到這兩個問題？這不啻是吳吃了毛一記耳光。「不啻」還非真的，真的是毛通過批《海瑞罷官》一耳光打得他命歸西天。因為他死前頓悟到「悔不當初」, 咬破舌頭寫了這四個血字, 所以能「立地成佛」。佛說，縱有彌天大罪，也抵不住「悔改」二字。
史良的賣友叛盟，比吳晗有過之無不及，她的發言可以說是司法部長對「章羅聯盟」下的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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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羅聯盟的反動綱領是什麼呢？主要是：一，他們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張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輪流執政，反對我們國家政治體制和基本政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二，他們反對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首先是反對黨對知識分子和科學文教事業的領導，要黨的領導退出高等學校，退出科學文教機關；三，他們反對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和監督，篡改民主黨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黨派組織作為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工具；四，他們抹殺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否定黨所領導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肅反等歷次革命運動的偉大功績，煽動反黨情緒，企圖倒算翻案；五，他們在知識分子中間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個人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的科學文化，反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阻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農相結合；六，他們篡改《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刊的政治方向， 作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陣地，鼓吹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七，他們宣揚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的強大，誹謗社會主義陣營，散布國際局勢緊張的空氣，反對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八，他們實行排斥打擊左派、欺騙蒙蔽中間派、拉攏擴大右派的組織路線，安排爪牙，控制組織，奪取民盟的領導實權，反對民主黨派長期以來發展組織的正確方針，破壞重點分工的協議，招兵買馬，搜羅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參加民主黨派，在民主黨派建立和擴大反動組織基礎等等。」（《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她在文革中雖苟活下來，但也受到猛烈批判和人格羞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史良在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在反右派鬥爭中批判的『章羅聯盟』，在組織上是不存在的，各級組織的所謂『章羅聯盟分店』更是沒有根據的。」「反右派鬥爭擴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民盟中央是有責任的，我們將從這裏以及從其他的『左』的錯誤中，吸取必要的教訓。」（《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手冊》第四十四頁，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編，一九八二年五月）
《光明日報》六月三日載：陳新桂說，政治運動，成績的取得，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所以，僅以「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個別的難免的」這個公式來作結論，未必一定正確。過去幾次運動產生的副作用太大，最嚴重的是助長了唯心主義。比如，不從調查研究出發，事先擬定打擊的對象的數字，對運動採取寧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胆懷疑的辦法，等等，都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不相符合，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歷次政治運動還產生一些副作用，如人為地製造了「牆」和 「溝」；把人分為「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運動中湧現出的「積極分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報別人的問題而獲得這個稱號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說，他們是「靠運動吃飯」。另外，在運動中也有的人養成看行情辦事。有人這樣說過，在運動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這些人簡直是敗壞社會道德。
在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右派言論選 集》中，載有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言論 ：
總說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偉大，偉大個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說起思想改造就搖頭，什麼「成績是主要的」，趕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時候，要我作檢討，撤我的職，都是當眾搞的；徐懋庸（黨委書記）撤職，若干黨員在這件事上作檢討，卻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檢討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認，要重新寫過。
我們歷次運動中常常捕風捉影，就去搜家，結果只道個歉。但有教條主義和特權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有創傷是不能一下子磨滅的。
法規定人民權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沒有公布，人民無權，憲法沒有保證，這是肯定的違法，是不能保障憲法的實現的。
知識分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民族資產階級一樣改造，改造，什麼時候才信任我們。
（毛整人的陰謀為什麼總能得逞？除了應用毛吃人哲學《矛盾論》加以解答外；被整的對象包括後來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等，都是要把禍水引入別人田。我們尊敬的教授也未能免俗；難道民族資產階級就應該永享「改造，改造」嗎？他們遭遇的災難還不夠沉重嗎？同是天下受害者，應同聲譴責害人蟲！）
劉真（徐懋庸的繼任）問向誰爭自由民主，他自以為問得很巧妙，其實這問題很好回答。向誰爭人權？向侵犯人權的人爭人權。向誰爭民主？向不民主的人爭民主. 向誰要自由？向不給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現在事實如何呢？選先進工作者，選人民代表都是指定的，這民主么？三反時xxx 教授被叫做x 犯xx，隨便把人關起來，這自由么？
《長江日報》七月三日載楊展時致毛澤東主席的「萬言書」中說：「我承認，我們黨執政七年，總的來說，成績是主要的。可是，在知識分子政策這個個別問題上，如果我不照公式說話，那我就不能不說，缺點是主要的。不！更恰當點說，是失敗的。」「也由於缺乏了解，對知識分子的估計當然也就不能恰如其分。這使我們對知識分子出現了或冷或熱，不知究竟如何措手的情況。有時（這是主要的），感到知識分子思想落後，歷史複雜，政治態度『不明朗』，心裏一煩躁就扎紮實實整他們一傢伙；有時（這不是主要的），感到他們還有點知識，有點技術，對社會主義還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則又不免寶貝長、寶貝短的對他們『統戰』一番。知識分子們被我們一時放在火里，一時放在水裡，一時打入十八層地獄，一時又捧上三十三天。入地時， 滿肚子委屈牢騷，深悔當時自作聰明，『沒聽朋友的勸告到國外去看看風色』，痴心妄想跟著共產黨跑了一場，還是不免頂著一個『反革命分子』的下場。不但自己死了不清白，連妻子兒女也抬不起頭。上天時，心驚膽戰，不知何年何月『龍顏大怒』又一個倒栽蔥摔了下來。七年以來，他們像童養媳婦在阿婆手下過日子一樣，提心弔膽，戰戰兢兢，說起來是『一家人』，實際上卻不得不小聲小氣，輕手輕腳，處處看顏色行事，憑這樣還惟恐自己出差錯，惟恐被家裡人抓住小辮子。」「按照我們黨的估計，知識分子似乎只是一個愛國者。他們愛祖國，可是留戀自己在舊社會的地位，嚮往著資產階級民主，而對我們黨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並不熱心，有距離，甚至反對。」「這個估計是很不正確的。」「正是因為這個估計錯了，才使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全部都錯誤了。」
「在一種強烈的、莫名其妙的、十十足足的宗派情緒的支配下討厭他們，冷落他們，處處用懷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們，甚至一足踢開他們。而尚以為未足，並通過歷次社會改革運動一次、加次、三次殘酷地打擊他們，惟恐斬殺不絕，千方百計地從精神上加以折磨：農民所不忍施之於地主的，我們悍然施之於知識分子；工人所不忍施之於資本家的，我們悍然施之於知識分子。在這些運動中，知識分子因不勝精神摧殘，不勝鬥爭之辱，不勝我們的『董超薛霸式的幫』，跳樓、赴水、仰藥、刎頸、投環、切腹而死的，擢髮難數！耄耋無逃，孕病不免（華南師範學院在肅反運動中有五屍六命的事），天神共憤，道途咨嗟！把我們這種屠殺的方式和法西斯強盜奧斯威辛的方式相比，我以為奧斯威辛的不但顯得拙劣幼稚（無論如何，總還得劊子手親自動手），且倒還乾脆仁慈！如果說，斯大林同志不免因為他對同志殘酷屠殺而逃不過歷史的斥責，我看，我們黨也很難不因對已經『歸順』了我們的知識分子的屠殺而受到歷史的斥責。我黨之屠和暴秦之坑終將同成為歷史上兩大無法湔滌的污點，不能不使人萬分痛心！（於此，我們卻聽見台灣的熱烈的掌聲！）」「可是，我們還居然心安自得地說：成績是主要的！」
范朴齋說：「有人說：『一系列的運動、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這豈是我們改造的目的？ 但他們不敢分辯，說道理也說不通，只好忍受。許多人由此逐漸產生了消極情緒，這也錯，那也錯，感到人性喪失，見人低頭，還有什麼生活意趣呢？」（《光明日報》六月五日）
大連工學院講師彭聲漢在中共旅大市委宣傳會議小組會上說，民主的實質在於思想應絕對自由（表現在我憲法上就是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組織上則少數應服從多數（投票選舉政府）。有人說：「過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並不是不民主。」又說：「今後應在民主與集中之間尋求一個適的比例」——這是在玩弄名詞，在耍花樣。過去不民主，就應該老老實實承認錯誤。肅反是對自己人專政。所謂「肅反走的是群眾路線」，群眾是誰呢？我把它大致分為四種：打手；走上風的；走下風的；被斗的。如果硬把它說成是群眾路線，那亦不過是「打手」路線而已。肅反鬥爭拆散了多少個幸福的家庭，摧毀了多少堅固的友誼。在和平時期發生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遼寧日報》六月八日）
北大俄語系教授魏荒弩批評道：「中央決定肅反對象有百分之五，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產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肅反運動是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北大哲學系李華榮同學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一、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斗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害了人，迫死了人；二、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三、 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后，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四、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
有人揭發浙江省文聯主席宋雲彬跟他說過：「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業慘遭破壞，許多民間藏書幾乎被燒光，這等於始皇焚書坑儒政策。龍泉拆塔事件后，說這是共產黨破壞文物作風的沿襲。他還對我講過：肅反中出了許多亂子，到處逼死人命，在溫州我的一個朋友被逼自殺了！」（《浙江日報》六月二十七日）
鑽屁股蚰蜒郭沫若，無孔不入，連宋雲彬也不放過。他發言的效應應是刺激別人的嘔吐神經：「革命的破壞在在所難免的。經歷一次像土地改革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古書文物哪能沒有一點損失！中國地方大，文物多，保護起來，很有困難。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國幾乎到處都有，往往一個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動不得的思想，是一種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雲彬把龍泉拆塔事件誇大起來，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產黨破壞了，這樣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人民日報》九月三十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歷史事實，但卻不合郭氏「邏輯」。反倒郭的談話合乎了毛澤東夫子自道的邏輯：「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毛澤東選集》四卷本第六七七頁）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