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3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七） 陸定一、周揚、夏衍哄死人不償命
章伯鈞的女兒章怡和說: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刊出了《這是為什麼？》社論，毛澤東發出了反擊右派進攻的號令。
父親捏著報紙，讀之再三。他也在想：這是為什麼？
吃午飯的時候，接到儲安平的電話。他說：「伯老，我下午兩點鐘，去你那裡。」父親想再說上幾句，電話已掛斷。
兩點整，儲安平跨進了父親的書房。他神色嚴肅，又顯得有些匆忙，連茶也顧不上喝，便說：「昨天，報館有人貼大字報批評我，我當時還很遲鈍，以為只是個人意見罷了。讀了《人民日報》社論，我看情況已不容許我在《光明日報》工作了。」隨即，從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長」的信函遞上。
接過一看，是親筆辭職信，父親啞然。
「老儲，辭職信我留下，但我一個人，特別是現在，也決定不了這件事。」父親說完這話，儲安平立即起身，告辭。
父親執意要送至大門。烈日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別。
整個下午，父親心情煩悶。家中的氣氛，陡然大變。晚飯後，父親去了史良的家。在那裡，對《人民日報》社論和第一個站出來反擊右派言論的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盧郁文發泄不滿，並對史良說：「盧郁文不過是小丑，而胡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才有定評……」
父親歸來，已近深夜。人剛睡下，忽然，電話鈴聲大作。寂靜之中，尤覺急促刺耳。接過電話，方知是浦熙修打來。
她的第一句話是問父親：「儲安平辭職的消息是真的嗎？伯鈞，你的態度怎麼樣？」
父親答：「辭職是真的，但權不在我。將來要由社務委員會議論決定。」
浦熙修說：「《文匯報》的情況要比《光明（日報）》好些。因此，還想約你寫一篇關於聯合政府的文章。」
父親說：「我不能寫了。」
「你能不能推薦一個人？」
「我一時想不出來。總之，要請對中國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鐵崖那樣的。」
接著，浦熙修在電話里向父親傳遞了兩個消息：一個是說，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館見到了周揚和夏衍。在大廳問他們二人當前的形勢到底是怎麼回事？還搞不搞鳴放？他們兩個人都說，現在仍然是鳴放，政策沒有變。另一則消息是講她看了《這是為什麼？》社論后，立即給陸定一打了個電話，不客氣地問現在是繼續「放」？還是「收」？陸的回答也是，我們還是「放」，沒有變。
浦熙修在電話中的講話，語言雖簡練，情緒卻激動。彼此都有不祥的預感。父親非常理解，她關心「光明」，是因為「文匯」與「光明」血脈相通，都是民主黨派的報紙。她關心老儲，是由於她和儲安平命運相連，都是報社的主編。然而，父親還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打擊的目標乃是浦熙修身邊的羅隆基、儲安平背後的自己，和章羅所代表的中國自由民主派知識分子及他們的政黨。（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像共產黨這種比黑社會還黑得鐵的組織，在它的陰謀家黑老大的領導下，嘍啰們你不管想不想，都得昧著良心撒謊，步調一致地實施陰謀。就以周揚說吧，他至遲是在五月十八日就得知毛五月十五日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而今天已是六月八日，他卻竟能欺騙蒲熙修，說：「現在仍然是鳴放，政策沒有變。」致使她被黑老大封為「能幹的女將」而憂鬱終生，命送癌症。
我評說周揚的根據，是作家黃秋耘的回憶錄《風雨年華》，其中說到五月十八日晚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那裡得知毛決定要反右了:
「我們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邵荃疄連忙走過去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只是連聲答應：『嗯！嗯！』最後只說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馬上就來。』我看了一下表，已經是九點二十分了，肯定是發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開緊急會議。他放下了電話，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至於究竟怎樣轉法，他沒有說，我自然也不便問。沉默了好一會兒，他又叮囑我一句：『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要是我早兩三天就知道了『轉』的消息，像《刺在哪裡》那樣的文章是絕對不會發表出來的。不過我總算還來得及從《大公報》和《光明日報》抽出了幾篇措詞尖銳的雜文，稍稍減輕了我的一點『罪行』。」
「這個『急剎車』的措施可能已經醞釀一段時間，直到五月中旬才決定下來。周揚那一級的高級幹部（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時間才確知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後，一天也沒有耽擱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當天（五月十八日）晚上就暗示給我。」
周揚得知「轉了」以後，仍然積極實行「引蛇出洞」。五月二十五日，他在邀請文藝工作者提意見的座談會上仍然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只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這裏充分地體現出劉賓雁在八十大壽後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所指出的共產黨的三大突出特點：「殘酷、卑鄙、虛偽!」
（八）王若望舉證
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右派分子王若望先生說:
再舉另一種引蛇出洞的陽謀，就在我的故鄉武進縣施行過。由於黨政部門沒法湊足上峰頒下的右派份子的指標，有位熟悉政治運動的「智叟」獻計曰：如此這般，縣委書記覺得此計甚妙，便挑選在端午節前夕，由教育局出面招待所有的中小學班主任和語文老師，大擺筵席，說過端午節，請大家聚餐。
當時正逢外面大鳴大放空氣高漲，右派帽子還沒有出籠，來賓在酒足飯飽之餘，就很自然地議論反右的消息，什麼人是右派等等作為談助。
教育局在每一桌上安排一名心腹，暗暗記下張三李四發議論的精彩部分。宴會散席，他們的右派論點也就編織停當，於是這些人上了一百多位規定的名額。
為什麼挑選班主任和語文教師呢？據告知我的老師解釋道：只有教師中的尖子，發起議論來才有骨頭，至於把教師中的骨幹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必然影響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縣委書記和教育局長哪裡會顧及它的後果呢？
令人不勝驚異的是：為了湊指標向上邀功，連安排做記錄的心腹，也有幾人上了右派黑名冊。
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在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大右派，他是右派中等級最高的。沙的妻子陳修良，曾任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日後成了我的朋友，她避免談沙文漢的挨整，卻談了另一位極右份子楊兆龍的故事：
楊兆龍曾任國民黨政府司法行政部司長，他妻子沙溯因和妹妹沙軼因皆是沙文漢一族的小姊妹，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陳修良誤以為發覺李宗仁比蔣介石有其開明之處，那時在上海監獄中關著三十多名政治犯，陳修良便通過溯因去說服楊兆龍，曉以大義，趁早釋放中共的政治犯，將功折罪，幾經轉折，在解放軍在山東取得大捷后，楊兆龍設法將全部政治犯釋放。應該說，楊是有功之臣，只是為了他響應大鳴大放，在發言中講了「應將政治和法律分開」等語，就把楊划入極右派，沒收其家產和存款。他的妻子沙溯因自殺而死，子女三人同時划為右派。楊本人判無期徒刑，他在獄中身患重病，至一九七五年特赦出獄，只剩孤身一人，眼睛昏花，滿頭白髮，至一九七九年死去。
如果說，三反五反運動成了自殺的高潮，連陳毅市長都說：「跳樓自殺者就象降落傘部隊！」那麼反右運動引起自殺事件肯定超過三反五反。（《黃花崗》總第十一期，頁九十）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