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8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 反右「陰謀」論
反右派，是不是毛澤東預設之謀？若就著這個問題徵求意見，恐怕大多數人會持否定態度的， 就是說，不贊成「預謀說」，當然更不贊成是「陰謀說」了。這是由於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實在令人如醉如痴；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關於「放」和「收」的講話，簡直令人心花怒放；在天安門城樓上共商整風，又熏熏然令人如沐春風。總之，大家對於雙百方針的心領神會是，春天到了，毛主席要讓百花都開放，不能是只有幾種花開放，另有幾種不讓開放。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鬼話連篇，施行了催眠術，營造出一種心理狀態：心花怒放、眼花繚亂、鬼迷心竅。當然做夢也不會想到，毛的目的是讓毒草出土，便於鋤掉。
不堪回首憶當年。毛在一九五七年施行催眠術之前，在所有關於形勢問題結合知識分子問題的對黨內高幹的講話，都是殺氣騰騰地在論證：「反右派乃當務之急」，並把右派其人、其觀點對號入座地向黨內高幹作了交代。他要反右的緊迫感，與劉少奇真心實意要整風的緊迫感，兩個緊迫感是大異其趣的。茲舉一例以明之：
毛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特別要注意時間，這是關鍵之所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裡頭有一枝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
一場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反右運動在中國大地上雷厲風行地展開之後，毛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在上海乾部會議上作《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講話，說：「我們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業。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革命是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建設是人民的事業。那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業的成績。這是第一條。第二條，走那一個方向呢？走這邊就是社會主義，走那邊就是資本主義。右派就是要倒轉這個方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條，要搞社會主義，誰人來領導？是無產階級領導，還是資產階級領導？是共產黨領導，還是那些資產階級右派來領導？右派說不要共產黨領導。我看這一回是一次大辯論，就是在這三個問題上的大辯論。辯論一次好。這些問題沒有辯論過。」
毛這兩次講話，可以說是前呼后應，同時也說明反右運動是有的放矢，「的」是在前一次講話中明確地預先定好了的。諸如此類，毛在反右之後的種種講話、指示，幾乎全可找到「前呼」，因而全可被稱之為「后應」。我將在下面逐步地、具體地加以展開，這裏先舉出的這一例，已能透露出，反右是毛的預謀。毛本人也持「預謀說」，在這一點上雙方沒有分歧。但是，預謀可分為陰陽，「陰謀』也算預謀，「陽謀」也算預謀。李慎之說：「最為平實的說法是：不管是陰謀還是陽謀，總之都是預謀、是蓄謀。」（《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炎黃春秋》一九九九年第一期第七頁。）這是應該被肯定的、然而卻為官方諱莫如深的一個基本點。
毛把從延安到今天的「整風運動」，總結成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如果你沒有讓鬼迷了心竅，不從他說的詞句而從實際生活出發，這個公式便應該理解如下: 「從分裂的願望出發（國共分裂，與黨外右派分裂，與黨內右傾分裂……），經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分裂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分裂（黨內毛林無產階級司令部與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毛林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與林彪分裂）。」我是為了一方面揭穿毛澤東的鬼話，另一方面套用毛澤東的這個公式，得出他反右的公式：「從反右的願望出發，經過施展陰謀詭計，達到反右的目的。」簡化為：「反右——陰謀——反右。」
毛澤東承認是「預謀」，但不承認是「陰謀」。他說：「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毛澤東選集》五卷：頁四三七）
看來，判定是陰謀還是陽謀，關鍵在於：「事先告訴了敵人」什麼?
（一） 階級敵人與黨外朋友
他當時並不是把告訴的對象心口如一地、就像現在說的這樣，說成是「敵人」，或者說像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八屆二中全會和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背著黨外人士咬牙切齒地說的，是烏龜王八、是鯊魚、是代表反動階級，是放屁有利論；而是相反，偽裝慈祥地、揮灑自如地、嬉皮笑臉地稱他們為「黨外朋友」、「同志式的合作者」、「有志於改革的志士仁人」，給這些人散布幻想，讓他們自我感覺良好，自作多情地覺得他在毛的心目中還是「蠻可愛」的、「要團結他們一起奮鬥」的志同道合者。
（二）同是「捨得一身刮」
當他當眾、而不是在背後講到「毒草」的時候，不但不是預警，明白說出讓它出土是為了「便於」鋤掉，而是刻意掩蓋這一圖謀，解除人們這方面的顧慮。凡是聽過他講話或錄音的，都可以從語義到語感上覺出，他所說的「毒草」這東西往往是尚未被公認的新生事物。如馬克思、孫中山、哥白尼、路德等，這些革命家、科學家、宗教革新者；特別是他強調指出，「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馬克思主義在開始的時候受過種種打擊，被認為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還在繼續受打擊，還被認為是毒草。」（如上，頁四三八-四三九）返回「草」的本意，他舉出營養豐富的西紅柿一開始也是被當作毒草的。他為了證明這次不是撒謊，還搬出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為證：「是布爾加寧告訴我的。」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不要怕打成毒草，他慫恿說：「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另一方面，他又向大家保證「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的條件，要同他們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要團結他們一起奮鬥。」（如上，頁四三八-四三九， 四， 頁四一二）
這簡直象是黨內右派在煽動黨外右派，要以「捨得一身剮」的精神向黨猖狂進攻、鬧事……在後來的反右派鬥爭中，如果黨內有人也學著毛這樣向黨外人士說話，是絕對地要划做右派的。
你別看他談笑風生、心平氣和的樣子，其實他早已暗藏殺機。一個多月前，他已給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作了交代：除了上述「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復辟？」繼而又說：「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三三三-三三四）他後來號召大鳴大放，其實就是引發這些烏龜王八都來「吭聲」的。
他已做好了「要準備出大事」；甚至「再到延安去」這樣「嗚呼哀哉」的結局都假設了。再往前推，在上一年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就說：「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前後兩個「捨得一身剮」，其精神是相反相成的。他是先下定「捨得一身剮」的決心來鎮壓「文化人」的「復辟」、「鬧事」，架起了機關槍；然後才騙誘你要「捨得一身剮」，敢於鳴放，敢於衝鋒陷陣，投入『幫助黨整風』的這個陷阱，跳進這個火力密織的火海。然而，你卻自多情，受寵若驚，慶幸逢上「當今」這個知識份子的「知心」人。於是百鳥就都扯起嗓子「鳴春」了。
那些為毛打圓場，胡說毛是誠心誠意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人，有必要鄭重其事地回答如下的問題；而如下的問題卻與誠心誠意請求黨外人士幫助整風是絕對地南轅北轍的：「為什麼毛先前對黨內高幹講話時，把問題說得很嚴重，其內容是這些文化人反對共產黨，捧波匈事件，要復辟，毛要讓他們「多行不義必自斃」，要對他們「后發制人」，態度是對敵鬥爭：咬牙切齒，充滿殺機；隨後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卻鼓勵文化人對黨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還要保證「言者無罪」，而其態度又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嬉皮笑臉，笑容可掬呢？前後一個月竟產生如此天差地別的巨變，這是為什麼？」解釋不了這個「巨變」，你就不要對他後面的翻臉（也是巨變），再塗脂抹粉。
探索這個「巨變」產生的原因，我認為答案可能有如下幾個選項：
一，是文化人在這個極短時間內，有了脫胎換骨的質變，不再搞復辟了:
二，是毛對一貫敵視文化人的態度，有了轉變；
三，文化人沒有「質變」，毛也仍「敵視文化人」，毛之所以產生這個「巨變」完全是偽裝，是為了把刀藏在笑里：如他五月十五日對內部最高層秘密布置的那樣：「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消滅它。」（《事情正在起變化》）如果也把這話向「敵人」直說：直說鋤毒草，毒草便不會出土；直說釣鯊魚，鯊魚便不會上鉤；直說打蛇，蛇便不會出洞；直說殲滅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便不會出籠。所以早在四月三十日，他約集各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就如此這般地「事先告訴了敵人」: 「現在已經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當繼續下去。揭露出來的矛盾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頁六十二）啊！原來「有言在先」說的是：「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而不是後來密謀的：「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消滅它。」你可以看出，事先的和事後的，隱秘的和公開的……毛澤東都搞了些什麼鬼名堂？他搞的這是「陽謀」嗎？根本不是那回事！夫「陽」者正大光明也；只能說是「陰謀」，「陰」者暗也，暗中搗鬼，惡毒地謀算人也。
（三） 鳴放就是「放屁」
「一九五七年, 毛澤東談大鳴大放，說鳴放就是放屁，越臭越好。劉少奇後來發揮說，大家都聞到臭味，自然清醒。毛說，反右就是引蛇出洞，不是陰謀是陽謀，有些人三天不打屁股，就翹起尾巴了。劉加以發揮說: 『賤嘛！』劉少奇並說，他本來是反對大鳴大放的，認為鳴放的後果不可收拾。後來也覺得放屁放得好。」（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頁五五七。）
我再提供兩組相映成趣的鏡頭，以資人們領教，毛所謂的「陽謀」到底是一種什麼玩意兒？
一組鏡頭是，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作報告曰：
第七點：「放」還是「收」？這是個方針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同志們在討論中間是不贊成收的，我看這個意見很對。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講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居其 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發展文化的方針。（《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三三三-三三四）
請看毛澤東在此提供的這幅民主、自由的「願景」是多麼誘人啊！其實，他講話的原稿比這個修改稿更誘人，更親切，更可愛！比如他說，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住班房是因為他搞反革命秘密團體。修改稿上就刪去了。這麼美好的方針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過，毛澤東說出口的、欺騙世人的「放」，你道它實際上是個什麼東西？說出來會大煞風景的；原來他裝在肚子里或只說給高幹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臭屁」的意思。謂予不信，請看第二組鏡頭。時間則在前（!）一個半月。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注意日期！），毛澤東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
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得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同上，頁四一四）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他又在《中央關於反擊右派份子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中說：「他們的臭屁越放得多，對我們越有利。」通過以上這些不同時間和空間的鏡頭，我們看到了毛陰一套、陽一套，左邊是人，右邊是鬼。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