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丙：認清反右派運動本質應遵循的方法論原則
錢理群教授在前幾年提出建立「一九五七年學」。現在這方面的研究已開始取得豐碩的成果。我認為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對推動下一步的研究是有好處的。為此，我想就寫作拙著《還原一九五七》，談一些心得體會。在我所運用的所有方法中，總結出三個主要的方法論原則，加以介紹。
一 掌握總、分原則：
知「分」不知「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知總不知分，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知總又知分，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對掌握總、分原則的運用，就是在對從「現象」到「本質」，從「部分」到「總體」的認識基礎上，再利用對「本質」與「總體」的把握來理解「現象」與「部分」。作為具體方法叫做「總分法」。
前些時台灣舉行毛澤東的影展，據說他「微笑」的魅力傾倒了觀眾，甚至於有的認為，他還是有人性的，過去不應該把他妖魔化為殺人魔王。這使我認為，是蔣中正先生實在對不起這些（僅限於「這些」）台灣人，使他們沒能親身領受足毛主席的「微笑」。我已讀到領受足毛微笑的大陸人傾吐的自己的血淚控訴。但我希望人們都來分享右派的感受。著名作家、右派分子從維熙在《走向混沌》中說：「張滬（張滬是他的也劃了右派的自殺未遂的愛妻）和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之中呢！」（第八十七頁）用總分法就會看出「微笑」滴瀝著的億萬人的血淚！台灣這部分觀眾就是一葉遮目，缺乏對毛的總體認識。被毛澤東鋼刀直刺胸懷的右派分子，是不會對「笑裡藏刀」產生「魅力」感的。
言歸本題。經過五十年的研究，我們得出一個對反右運動的總體認識。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郭羅基教授指出：「一九五六年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主觀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的建立取決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權。一黨專權既違反憲法，又違反馬克思主義。
「一九五七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縱的主觀社會主義。共產党進一步以僭越了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他得出的結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個正確的命題。」在這個正確的命題面前，當時的反右派，和後來的鄧小平的「反右必要論」，就不僅僅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方面，而且是倒轉歷史的車輪，開歷史的倒車。
至於說發動反右的手段是陰謀，是陽謀，或是沒有預謀，那祇是臨門一腳的問題。方勵之教授已從總體上對此問題作了科學的論斷：「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註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祇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這個「難於共存」，就是共產黨所說的「與右派是敵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一九五七年學」就是要研究右派前瞻性的大鳴大放是如何推動歷史前進，和共產黨發動反右派是如何開歷史倒車的。這是一個總的大前提。古人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當然，也不能忽略對某一部分，甚或某一微小細節的研究。比如說，我在書中第二篇「反右派運動的歸因研究」和兩篇論文《毛澤東「引蛇出洞」考》和《中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前前後後》中，論證了「陰謀論」，否定了「陽謀」和「沒有預謀」的說法。但在我讀到胡平先生的文章中說：「作為毛的醫生，李志綏能夠觀察到毛的情緒的起落。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後矛盾的講話更能說明問題。李志綏觀察到在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中旬，毛的情緒很壞，『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胡平是擅長於講道理的，包括這次，都很令人信服。這倒引發我深思：如果我的「陰謀論」成立，這時候毛何以會情緒如此呢？這的確是如胡平所說：「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後矛盾的講話更能說明問題。」經過研究，澄清情況：一，這並不完全是李志綏的觀察，而是「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一八七）；二，林克在《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中說：「當時毛的確因為患感冒而身體不適，並不是李志綏捏造的我所說的『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而形體衰弱，精神憂鬱』。」（頁五十八）雖然我們不能確定誰說得對，但也不能確定誰說的不對。這就成了「原告一張紙，被告就該死；被告一張紙，兩下都有理。」
總分法是正確認識毛澤東和中共的科學方法，別說中共一向是黑箱作業，即便將來檔案解密，不用此法，仍可置你于煙霧之中。俗話說：「問路問來人。」司馬璐就是過來人。他說：「研究中共黨史的一個最大困難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經過權力鬥爭，或路線改變的影響，時時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澤東本人的著作，經過一再刪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說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鑒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偽，足夠的原始資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關中共的全面知識，以及閱讀的判斷能力尤為重要。」（《中共歷史的見證》，頁四一八）這就充分說明了運用「總分法」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認清了毛極端自私自利的惡劣本質，他是一個自私到「家」的人，對他的妻子們都可以翻臉不認，難道你還指望他對你比對楊開慧更有情意，更有愛情，更有親情，更有友情，更有同志之情嗎？認清這一點，就請你放棄一切幻想吧，包括投機心理在內！
如果你認清了毛澤東從來就是品質惡劣，性格暴戾，作風專橫跋扈，從大殺AB團、延安整風、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破口大罵梁漱冥、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革——從肉體上消滅意見相異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決不許可「哪個蟲兒敢開口」的。難道他會許可他早已認定是美帝國主義第五縱隊、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在藝術上百花齊放、科學上百家爭鳴，並用鳴放來幫助共產黨整風即把鳴放同時引入政治領域嗎？這絕對不可能是真的！真的是一場陰謀。
實際上，除掉毛一九五七年春季為了「引蛇出洞」而拋出「雙百方針」，對知識份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頭砸碎也是砸不出真正的「雅量」呀，「寬容」呀，「開明」呀，以及「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因子來的。
鄧小平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份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鄧小平文選》二卷第三四五頁）如果國人把握住鄧小平的雙手沾滿右派的鮮血這一基本事實，和李銳說他和毛澤東一樣左這一總體評價，以及國學大師牟宗三說他和毛澤東「是一丘之貉」：「共產黨耍的那些文字魔術，都是沒有意義的話，你聽他那些話幹什麼呢？偏偏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去捧葉劍英、鄧小平，你捧他作什麼呢？其實，說穿了，還不是一丘之貉。當年鄧小平作副總理的時候，還不是順著毛澤東的話轉，還不是一樣地拍馬屁。根本的關鍵在於共產黨的本質即是徹頭徹尾的摧殘、斫喪人的廉恥。」那麼國人對鄧的胡言亂語，就自然會認為：「你聽他那些話幹什麼呢？」
毛澤東衝著鄧小平左得過人，才說：「那個小個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所謂「還原歷史」，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地還它以原貌。就著總分法來說，就是有總有分：有分無總，祇見樹木；有總無分，祇見森林。在拙著中，我是怎樣把握這一點的呢？可以從我區別對待鄧小平與柯慶施作為例子。
許多寫關於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寫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學生」如何如何緊跟，好象他表現得最惡劣。總的來說，我對他的左也是恨之入骨，但我認為，對壞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還真是沒有實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他還真比不上鄧小平、彭真壞。請看我所了解到的他在這方面的某些表現：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來報批的內定右派。《勞動報》總編馬達，總工會領導認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匯報》黨組書記欽本立，還有唐海，《文匯報》領導認為他倆夠上右派。《解放日報》副總編馮崗，《解放日報》認為他夠上右派。報批時，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替他們幾位解釋了幾句。柯慶施說：「這幾個同志是缺少經驗的問題。他們是有錯誤，不能做現在的工作了，給他們一點處分也是應該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這些人還是可以用的。」當時在場的《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柯老的這些話都是最關鍵的一些話。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不是柯老講了這樣的話，石西民一個人是保不下來的。」
在柯慶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市第二商業局整個局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商業二局局長裴先白說：「我們是搞食品供銷的，有的同志講些怪話我們就沒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沒有問過我。」
在柯慶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科委系統的科技人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科委主任舒文回憶說：「上海市委召開一次常委會議，柯老主持。會上發了兩個科學家的材料。從當時看來，他們的言論超過划右派的標準。柯老把這兩個人的材料印出來交給大家討論，讓每一個人發表意見，會議開了一整天，每個人都發表了意見，大家意見不統一。這時，柯老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還是不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二、這些人都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他們為什麼回來？說他們反黨，不過是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他們絕不會反黨。柯老的這種傾向性意見啟發了大家，一致認為還是不划右派為好。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響是，科委系統的研究人員一個右派都沒划。」──在這兩個「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終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過關的情節。在反右派鬥爭四十五年後頗為詫意地回憶說：我一九五七年提出「科學院應該由科學家來管理，得罪了領導，引來了麻煩，但是沒有把我划為右派。」
在柯慶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的外事系統沒有劃一名右派。
還有，關於在大學生中抓右派的問題，柯慶施告訴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慶施的著名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里有這樣一句話：「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份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派鬥爭」。這是何等鏗鏘有力的聲音！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續到一九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戰士實為一九五八年的兵。身為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同志在那種形勢下能喊出這麼一句，是有千鈞之力的。這個報告是公開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這次黨代會前後，不祇上海一地在開黨代會，與此同時，各地都有人在做報告。我粗粗對比了一下，更加體會到柯老這句話的來之不易。此說一出，雖不能力挽狂瀾，但擋住了一大批優秀人物被划進中國五十五萬右派之中。由於柯慶施堅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雖然劃了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九名右派，但是，相對數還是比別處明顯「落後」。（鄧偉志《如何評價柯慶施》，《黨史縱覽》二零零三年第九期）比如說我們河南省，官方數字是七萬零八百六十九人。
同理，陳伯達是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一貫地「左」，自不用說，但他在反右中就沒有胡喬木表現惡劣，起碼他沒為《人民日報》寫過一篇反右的社論，而胡喬木卻是反右社論寫得最多，最惡毒的一個！
我們既然認為，對壞人也不應該冤枉，那麼，對毛澤東也當然不應該妖魔化。實際上，毛澤東之兇惡，之邪惡，之醜惡，之罪惡滔天，遠遠超出常人的想象，直到現在，有關資料仍大量密封于黑箱里，只存在估計不足的問題，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況。相反，對毛認識的錯誤，大多是發生在對他的妖魔性缺乏認識；尤其是面對著官方的、民間的、政論的、傳記的、散文的、詩歌的、戲劇的、影視的，充斥著無恥的編造，肉麻的吹捧，無限制的美化與神化，興「熱」作浪；缺乏抵制。總分法要求從總的傾向與個別表現相結合地看問題，而不要抓住芝麻丟掉西瓜，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最後我還要提醒一點：如果毛本身就是妖魔，並且是妖魔中最惡最惡的惡魔，超過了斯大林、希特勒，那麼，當人們提到毛澤東這個惡魔時，難道還用得著妖魔化嗎？妖魔化論者就是對總體情況缺乏明確的認識。為什麼德國和俄國就沒有人出來說「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呢？中國人呀中國人！劉賓雁生前曾氣憤地說：「活該受統治！」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