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還原一九五七》（十二）

【新唐人2013年6月2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百多萬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分子三百一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三萬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二萬零七百四十五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註一）

人們都知道，匈牙利事件是毛髮動反右運動的誘因之一，但較少人知道，據師哲回憶，毛要劉少奇告訴蘇聯：「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李丹慧沈志華《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據此，寒山先生的分析是：當時應邀到莫斯科和蘇共協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態度最堅決，而在北京的毛澤東在同意鎮壓后要求蘇聯再給匈牙利的所謂「反革命」一點時間，讓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了解中共在鎮壓匈牙利事件過程中的出謀劃策，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為什麼不久在自己的國家會從鼓勵「鳴放」轉到全面「反右」了。（《紀念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搞「引蛇出洞」的陰謀，已成思維定勢，既要「引」中國的反革命，又要引「洋蛇」。

中共掌權初期，鎮反時，開始宣布「寬大政策」，把地方上的一些原先在中華民國黨政軍憲警部門任過職的，或是當過保甲長，或是地主老財的當家人，這些雞飛狗跳四處躲難的人，招引回家，讓他們「安居樂業」；當差不多都就範時，突然宣布糾正「寬大無邊」，並且捏造是群眾的呼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結果一聲令下，一夜之間，同時大搜捕，「滾水潑老鼠， 一個跑不掉！」殺幾百萬，關幾百萬；人們把這叫做 「欲擒故縱」。反右前的讓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聲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毛澤東和中共黨的正式整風文件上都說過參加和退出都是自願和自由的，隨後一變臉，國務院作出硬性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都必須參加整風和反右派運動。毛把它說成是「 釣魚」，「讓毒草出土」，「讓牛鬼蛇神出籠」，「讓右派自投羅網」，「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毛澤東說：「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四三七頁）可以看出，「引蛇出洞」，從事實和邏輯上講，絕對是一個陰謀實施的過程。試想，如果是「陽謀」，明打明地說：「蛇你出洞吧！好讓我聚而殲之。」蛇會出洞嗎？

當然，即便耍陰謀，蛇如果仍不出洞，他也仍有更無恥的辦法，請看郭羅基先生提供的例證《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于眾，以存史實。」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那麼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這次整風，毛澤東說是繼承和發揚延安整風的精神，實質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我聽到的是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傳達稿）；方法和目的是「團結—批評—團結」。可他沒有說也要繼承和發揚延安整風的「引蛇出洞」的謀略。

一九四三年八月，康生在一個訓練班上講話。他得意洋洋地傳授經驗說：「我們領導上的方針是，強調『四三決定』的民主，號召大胆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共產黨是半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那時反革命的兩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所以你們看一看，這個暴露階段，暴露到什麼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九十六頁）總結雖是康生作的，但誰都知道康生只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延安整風中「引蛇出洞」的知識產權，當然是屬於主人的。

那時的牆報，和一九五七年的大字報一樣，都產生了轟動效應，都落得個悲慘的下場。毛澤東去看了牆報，回來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王實味發表在牆報上的幾篇文章，事實證明，那便是他的死刑判決書。

毛澤東說：「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毛選五卷第四四八頁）實際上應該說是王實味，發源地在延安。

王先生之膽（有正義感，不平就鳴，有氣就出）、之識（民主思想，科學見解，平等意識），堪稱右派老祖宗。李志綏先生在《毛主席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他在伺候毛的 「一組」所接觸到的情況，和《野百合花》里的描述是一模一樣的。

在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中，毛如法泡製，絲毫不差地「號召大胆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反對一黨專政的黨天下，提倡實施民主政治的政治設計院，清算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罪惡的平反委員會……諸多問題都提出來了。」毛澤東借口有人給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寫匿名信，為《人民日報》寫社論《這是為什麼》，遂掀起了血雨腥風的鋼刀直刺知識分子胸膛的反右運動。有人只知其表，不解「引蛇出洞」之里，便說：「都怪那個寫匿名信的人。」其實絕對不是那回事。據參与其事的當時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在回憶錄中說 :

六月七日，毛澤東主席找胡喬木和我到他家中談話。當我們一起到他卧室時，發現沒有其他人參加這次談話。

毛澤東主席說：這封恐嚇信好就好在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很不尋常。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思考。雖然社論已經把我們的觀點擺明了，但還是要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餘地。魯迅寫文章常常是這樣，總是給讀者留有餘地……（《憶毛主席》，三十九頁-四十頁）

你只用玩味一番他說的「我就一直（！？）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機會發動反擊」這一句話，就可茅塞頓開，作出清醒的判斷：「反擊」，這一點是板上釘釘子，定死了的；產生任何幻想都是自欺；散布任何幻想都是欺人。你就認定吧，即便是躲過初一，你也別想躲過十五！歷史用屢試不爽的事實，證明了這個殘酷無情的真理。

至於陰謀實施的具體過程，我在其他文章里，都有論述，這裏我單單隻用指出一點：它與延安整風所採用的陰謀伎倆一脈相承，毫無二致。

鄭振鐸「反右」日記：感嘆毛澤東「陽謀」用得妙，大家包括正被批鬥和將被批鬥的「右派」們，第一次看到「陽謀」這個詞，無不感到新奇，嘆其舊詞翻新之妙，同時深感這個詞內含的肅殺之氣。然而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的報告中，毛澤東在批判王明的教條主義時，已使用了「陽謀」一詞。他說：「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這份黨內報告，至一九九六年方公開發表，所以一九五七年的人們還不知毛澤東早就創造了這個新詞。「釣魚」和「引蛇出洞」，似乎更為直露，但也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僚在反右時並不諱言的用詞。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在發給黨內幹部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有名文章中寫道：「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歡喜吃人。人們吃的魚翅，就是這種魚的浮遊工具。」（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閉幕式上，毛澤東再次承認「釣魚」，針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又說了幾乎同樣的話。）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說：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彙報。五月中旬，彙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惕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彙報之後， 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著頭皮聽。當我彙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彙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是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回憶與研究》下）

如果說，這時李部長還不是為了「引蛇出洞」的話，隨後他在引出全國第一號大右派章伯鈞來卻立了頭功。對李維漢而言，章伯鈞是他釣到手的一條大鯊魚，自可邀寵于毛。但遠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憶與研究》中還記載著如法炮製的其他陷阱：

「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出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夠，於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到了北京的吳金梓，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划為右派。這個做法實際上是『引蛇出洞』，把對敵鬥爭的一套用於人民內部，混淆了敵我。」

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彭真原是抵制毛的整風運動的，後來他心領神會了毛的「引蛇出洞」，便也踴躍地加入，助紂為虐。

戴煌說，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陰謀詭計而被划為右派的。我讀他寫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 「右派」歷程》，感慨萬分。他的歷史能紅得滴出血來，幼年當兒童團長，十幾歲參加新四軍，後為中共打內戰，當隨軍記者，「建國」後到新華社，參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還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一九五六年到外交學院調干培訓，他是班級的黨支部書記。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反右運動。在這之前，他沒有提過意見，沒寫過大字報。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那篇遺臭萬年的社論《這是為什麼》。

許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覆保證「廣開言路」，歡迎一切人幫助我們黨純正黨風的么，怎麼突然自食前言、反目為仇呢？

正當這節骨眼兒，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黨支部委員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廣安門內白紙坊人民印刷廠禮堂去，聽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做報告。彭真這樣高級別的人物而又表演得如此活靈活現：

彭真精力充沛，紅光滿面，音宏氣足。他開門見山地說，這次報告的主題，就是動員黨內同志繼續向黨的組織領導提意見，不要受社會上「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影響。因為那些人和我們中國共產黨不是一條心。他們裝著響應我們黨「歡迎發表不同意」的號召的樣子，骨子裡卻要推翻我們黨，或與我們黨平分秋色，輪流坐莊。

我第一個發言，把一年來鬱積于胸的種種思考和盤盡托。結論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化與特權」。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與消除，而繼續聽任其發展，必將國閉民塞，全民族都會跟著遭大難。對其抑制與消除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大胆批評，切實監督，改進選舉；人民代表要講話，人民說話要算數，確保和尊重人民應有的民主自由；舉國上下都應該講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長特權現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與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減過分優厚的福利撥款，以大力縮小國家幹部與工、農、人民之間生活水平的懸殊。同時改變統購統銷中某些過死過急的做法，適當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以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精簡高等院校的政治課，讓學生們有更多的時間研究專業，等等。整個發言慷慨激昂，大有「為著眾人去下海，不怕沾滿一身泥」的勁頭。

戴煌認為，就說美國人民吧！他們今天活得好好的，憑什麼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車，去揭竿而起鬧世界革命呢？

後果就悲慘了：挨批、挨斗、划右派、勞改……百般苦罪，概括為一言：「九死一生二十年」。

據時任北京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的施平後來回憶：「『反右』開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多次召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聽取各校關於民主黨派、教師、學生幫助黨整風『鳴放』的情況，布置各校抓緊時間，動員『鳴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北大、師大和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聽取了學校『鳴放』的情況后說：你們幾所大學老教師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翹尾巴的專家、教授、民主黨派成員多，有影響的人物多，要用各種辦法，製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以便聚而殲之。你們幾所大學『鳴放』得還不夠，因為黨委力量強，黨委書記要示弱……讓他們敢於盡情『鳴放』，無所顧忌。」（《六十春秋風和雨》）

鄧小平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整風小組組長，就是在五月十四日，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足以證明和充分表明陰謀的籌劃早在五月十五日之前已在進行之中。此一文件與毛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的磨刀霍霍，陰險用心，是出於一轍的。文件稱：「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 消除對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面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道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道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近來我們許多黨報，對於一些反共的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這實際上是幫助了右傾分子，並且使人感到是我們懼怕這些言論。這種現象，請你們立即加以糾正……

「以上各點，請即召集黨報負責同志加以布置，至要。」可見鄧在五月十五日以前就已經預得天機。而右派的「三大理論」及其他有分量的右派言論都在此後，都在六月初、五月下旬。指出這一點，可以說明毛澤東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要搞「引蛇出洞」，而不是鄧小平連「陽謀」那一把壺也不提了，徑直地厚著臉皮三番五次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鄧小平文選》二卷第三四五頁）這句話可以表達為這樣一個公式：「殺氣騰騰（原因）——決定反右（結果）」可是這位以「實事求是」而香名昭著的鄧大人，卻在以「殺共產黨人」而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葛佩琦的花崗岩腦袋上撞得粉身碎骨。他無法解釋這個基本事實：是在毛決定反右半月之後，葛佩琦才「騰騰」的，其他，如所謂「右派三大理論」也都是在之後而不是在之前「騰騰」的。原因怎麼會發生在結果之後呢？實乃咄咄怪事！怎麼「結果」竟然捷足先登，而「原因」卻姍姍來遲呢？這是什麼邏輯？鄧小平以「騰騰論」作為「當時反右的確有必要」的根據，實在是蠻不講理地撒謊！也許，毛澤東衝著鄧小平的這類邏輯，才說:「那個小個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鄧小平是「引蛇出洞」最重要的施工者，據知內情的陳伯達說，鄧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要書記們趕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論，否則晚了，收集不到了。」陳聽到「很驚訝」，他認為，人總會說錯話的，這樣收集，牽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樣擴大化，鄧小平同志有很大責任。」（《重新審視陳伯達》，《開放》雜誌二零零五年三月號第四十二頁）

註釋

【註一】 關於右派的人數，我們沒法確定，但據我親知，就有五個同學、同事當了二十多年右派，到時一查檔案，原來不是右派：一個是朱秀洲老師，他到老家河北省農村接受監督勞動；一個是馮和璧老師，他由中學下放到小學；一個是華瑞甫同學，還有一個是朱庭秀，兩人都是勞動教養；第五個倒真是右派，但他的右派身份卻不被承認，所以也就沒被統計進去。情況是這樣的：他叫閻竟鑫，在蘭州大學中文系划的右派，畢業後分配到農村中學教書，他偷跑回城市老家自謀出路。到「改正」時，農村中學不管給他落實政策，城市沒有他的檔案。連他的右派身份都成了問題。我來美國前，他已癱瘓，家人和朋友還在為他跑 「落實政策」呢。類似的情況，我聽到和在報刊看到的就更多了。我還知道有好多右派根本就不是知識分子，是文盲。其中有一個窮光蛋讓你哭笑不得。我不了解他的身世，每到月頭他就到街道辦事處去領救濟。所有右派都是「資產階級右派」，他自稱是「無產階級右派」。街道給他發救濟時教育他要牢記黨的恩情。他說：「我咋會忘了哩？每到月頭就會想起的。」還有一個是我在高中上學時校長的警衛員，自幼是摟腿隊長、兒童團長，長大是革命隊伍里的紅小鬼，是個大字不識幾個的文盲。後來調進百貨公司，大小算個幹部。當我們一塊勞動教養時，他說他划右派的結論中有一條是「借了五百元外債。」他說他根本就沒有，「連一元也沒有，我就沒有借債。」解除教養后，一直上訪，要求平反，所有回答都是：「不予受理」。又去找已居高官的革命老上司，得到的安慰是：「這是老人家定的案，誰也不敢翻。你只有等等，看看將來的政策。」後來他得了癌症，等不及便去世了。他進城后娶的聰慧、漂亮的妻子，早已離婚。他孤身一人，死後便一切銷聲匿跡，煙飛塵滅，真到落實政策時，他已是陰間一鬼。僅僅是我一個人就接觸到這麼多不在五十五萬多」，這個統計數內的；在全國，該有多少呢？可知五十五萬多, 那個數是絕對靠不住的。但五十五萬多，作為被一九七九年前後， 落實政策到身的右派數目，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從下面報上來的。它沒有必要浮夸或縮減。至於解密檔案暴露右派分子數目為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那是包括了各色 各類右派在內的。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