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8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遺屬堵門告狀
隨著採訪不斷深入，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也隨之發生。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你認為它不可能開始得很順利，它偏偏順利得叫人難以置信，當你認為一切都已理順，準備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做的時候，它偏偏又讓你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大約在採訪進行了二十幾天以後，某日，我們從下面採訪回來，剛進招待所房門，連口氣都沒來得及喘勻，就聽得有人敲門，打開門，嘩地湧進了十多個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把個小小的客房擠得滿滿的。開始我們弄不清是些什麼人，非常緊張，連聲問：「你們找哪個？」其中一個男人（注一）回答道：「我們是『亂殺風』的遺屬，來找領導告狀的。」聽到他的回答，其人就像排練好了一樣，紛紛從身上拿出「狀子」齊聲說道：「請領導為我們做主。」
我和張明紅連忙請他們在床鋪邊上坐下來，有什麼事情慢慢講，有幾個人看到坐的地方不夠，堅決要求站著：「領導您老人家坐，我們站慣了的，站著好。」
眼前這突如其來的情況，使我感到手足無措。一方面，採訪受害者遺屬一直是我們一個最大的心愿，但一直不得其門而入，現在這麼多遺屬找上門來，豈不是天賜良機嗎？就此進行一次深入採訪，聽聽他們在大屠殺中的遭遇，看看他們眼中的文革殺人事件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該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啊！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在這裏對他們進行了集體採訪，其後果的嚴重性恐怕不會是採訪被迫停止那麼簡單，很可能從前所做工作都將付諸東流。當時的情況不允許我多想，也不可能與張明紅進行溝通。
我向他們解釋道：「你們搞錯了，我們不是什麼領導，是廣播電視台的普通記者。處遺工作的案子，我們無權過問，也沒有能力解決。」
一位遺屬的一句話叫我至今哭笑不得：「你老人家就莫謙虛了，我們早就知道了，你是省里來的大官僚，他們講你是劉少奇的兒子派來的。」
他的話讓我心頭猛地向下一沉，不禁想起幾天前，我們在四馬橋區採訪時，一名村幹部當面質疑我的一句話：「你們到底是不是共產黨的記者？殺幾個四類分子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土改時也殺了，怎麼沒有看見有人說東說西。這一次雖然殺得亂了一點，政府已經給他們賠了錢，平了反，他們還有什麼好說的？你們為什麼盡幫著地富講話？」他實在是冤枉我了，我心裏怎麼想且不說，但嘴裏確實沒有幫地富講過一句話，我只是問他，殺的都是些什麼人，是誰提出來要殺的，怎麼殺的，定的是什麼罪名，這位村幹部好像是火眼金睛，根據這些問題就看出了我是在為地富講話。坦白地說這時我確實開始了對土改運動的反思，因為不反思不行，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是有其理論基礎的，這些理論基礎按層次可以分為三條：一、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三、道縣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殺人事件是民主革命補課。而一些農村基層幹部則乾脆把它稱之為第二次土改。由此不難看到道縣文革殺人事件與土地改革運動的一脈相承之處，要想對殺人事件作史的答覆，必須對土改運動作史的反思。但是這些念頭一在腦海浮現，我便會不由自主地感到大逆不道和誠惶誠恐。所以我在採訪中更加註意自己的言行，不斷告誡自己不要帶任何感情傾向，甚至和張明紅討論採訪材料時，也都這樣。遺屬的話雖然純系空穴來風，但讓我感到了極大的不安。也許他們憑自己的願望，把我們想象成「微服私訪的清官」，也許這後面還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其他隱情。
我只能硬著頭皮向遺屬們解釋：「你們不要聽別人亂講，我們確實是非常普通的記者。」我把工作證掏出來給他們看，「我們真的沒有能力為你們解決問題。你們有什麼冤情，有什麼要求，可以向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反映，他們是黨和政府派下來專門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的話還沒有落音，遺屬們就七嘴八舌地說起來了：「找過了，早就找過了，沒有用。」其中一個抱著嬰兒的青年婦女流著眼淚說：「我就是因為揭發禍害我的幾個殺人兇手，他們的老婆就堵上門來，罵我是狐狸精，勾引她們的男人，還要打我。那幾個殺了我父母兄弟又強姦我的人，到現在一點事都沒有 （注二 ）……」
我的心頭像打鼓一樣咚咚作響，不知道下面的話該怎麼講，幸虧張明紅這時候用本地口音說話了：「大家的遭遇我們非常同情，但是你們真的找錯人了，我們到道縣來的任務是採訪農村文化活動開展情況的，無權過問處遺工作的事情，你們找我們就跟在馬路上隨便找一個人一樣，沒有任何用處。我自己就在零陵工作，要是有用不早就有用了？」
聽到張明紅這麼一說，遺屬們不說話了，臉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其中一個男人，看得出是見過一點世面的，他好像心有不甘地問道：「你們到底是不是記者？」「我們是記者。」「我請求記者同志幫我把狀子遞到省里去，可不可以？」我實在沒有勇氣再拒絕這個要求，便答道：「這個可以做到。」「我也要求遞上去。」「我也要求。」其他的遺屬也紛紛把「告狀信」遞到我們面前。
收下了十多份「告狀信」，把遺屬們送走了。我與張明紅坐在房間裏面面相覷，良久無言。
突然張明紅問道：「譚領導，你對剛才這個事情怎麼看的?」
我說：「就是你，到哪裡採訪就說我是省里派下來的領導……」
「哎嗬嗬，你還怪我，我說你是領導，你擺出的領導派頭比領導還領導。」
我說：「別開玩笑了。我感到很擔心，不知道我們的採訪哪裡出問題了。這種傳聞出現，對我們的採訪很不利呀！」
張明紅似笑非笑地看著我，說：「看來你還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小譚啊小譚，你也不用跟我裝，我早就看出來了你小子腦後有反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哪裡是來創作一篇撥亂反正的文章，你小子是在引爆一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原子彈。你認為處遺工作組的人都是傻子，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你也不想一想，有的人那麼乾脆地把那麼機密的文件複印給我們，連個最起碼的組織程序都不走，這是為什麼？難道他們不明白這是違背組織原則的？他們是對文革殺人事件有看法，對處遺工作有看法，希望通過我們把真相捅出去，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不過……我也要老實地向你坦白，剛開始對於道縣殺人事件的看法，我與你是不完全相同的……這次採訪對我來說，就像經歷一次唐山大地震，世界觀和人生觀都發生了重大改變。我們的黨這麼多年來都用的一些什麼人，做的一些什麼事呀！再不改革就完了！」
明紅的話，開始讓我心頭一驚，繼而敬意油然而生，到底是長年累月在基層摸爬滾打的人，比我要成熟得多，於是我向他請教道：「你看，下一步我們怎麼辦呢？」
「加快速度，儘快結束採訪，走多了夜路遲早要碰鬼的。」
「這些遺屬的告狀信呢？」
「留著當個素材吧。」
「答應了人家的，不遞上去不好吧？」
「小譚，你知道我最喜歡你什麼嗎？就是這一點，聰明而不失天真。遞就遞吧，但要在採訪結束以後再遞，無非圖個心安，沒有任何用處。他們的這些告狀信，不說遞過上千次，至少也有上百次，別說省里，連中央都遞到了，有什麼用？小譚，我要提醒你一句，遺屬當中有公安局安排的耳機。」「你怎麼知道？」「我怎麼不知道？這種事情只有你們這些坐在象牙塔里的人不知道。」看到我大吃一驚的表情，張明紅接著說：「把你的嘴巴閉攏來好了，張得那麼大給誰看？跟他們接觸一定要慎之又慎。你今天做得很對，不然麻煩就大了。好了，好了，時間不早了，趕快洗澡休息吧，明天還要下去採訪呢。」
張明紅休息以後，我照例要將每天的採訪材料分類整理一下，這一次因為「告狀信」太多，來不及一一細看，便專門從中找出了那位抱嬰兒的青年婦女的「告狀信」來，從信上看到，她叫蔣鸞榮，三十六歲（一九八六年），原系蚣壩公社新油榨大隊第七生產隊社員，現出嫁馬家嶺大隊。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四類分子（及子女）家庭的女性成員，被強姦和輪姦的不在少數，但因為種種原因，像蔣鸞榮這樣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討還公道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非常之少。請允許我把她的悲慘故事講給你聽：
一九六七年農曆七月二十一，令人心悸的白天過去了，凝重的夜幕籠罩了新油榨大隊。在一間家徒四壁的水（土）磚房裡，十七歲的少女蔣鸞榮摟著十二歲的妹妹蔣鳳榮渾身發抖地躺在床上。她不敢哭，也不敢出聲，她怕，她怕一哭出聲來連自己和妹妹的命都一齊不保了，她甚至不敢發抖，可是渾身的肌肉不聽話，拚命地抖，抖得她心驚肉跳。上午的時候，她的父親蔣有訓（五十八歲）、母親李彩珍（五十六歲）、大弟弟蔣宏元（十四歲），小弟弟蔣宏仕（七歲）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大隊民兵營長楊簡吉帶人押到舌子塘半山嶺上丟了硝眼。一家人，頃刻間只剩下她和妹妹兩個女崽。
她睡不著，她怕黑，儘管燈油非常珍貴，她還是把油燈點亮了，只是把燈芯挑到最小最小，暗夜中，有一點如豆的火光在跳動，她的心多少有一點安穩。
半夜時分，緊閂著的房門發出了咔咔聲響，嚇得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裡。又是咔的一聲，門被人用鋤頭托開了。幾個人影衝進來，徑直向床邊走來。蔣鸞榮終於看清了，就是隊上的幾個人，領頭的是楊簡吉同母異父的胞弟鄒良生，他們的臉上沒有了白天那種凶神惡煞的表情，而是帶著一種奇怪的笑容，笑得蔣鸞榮心頭直顫。她一時還沒想明白，他們想幹什麼。妹妹也驚醒了，嚇得直哭，她連忙用手捂住妹妹的嘴巴，緊緊地摟住。不過，很快她就明白了，他們想幹什麼。鄒良生等人走到床邊，二話不說就扯她的褲子……妹妹鳳榮也停止了哭泣，惶恐地睜大眼睛，看著這些男人們狗一樣趴在姐姐身上，嚇得魂不附體。由於營養不良，她長得又黑又瘦，看上去就像是個八、九歲的小女孩，此時此刻她真的應當感謝她死去的父母，平時不肯讓她吃得太飽，否則天知道這些慾火中燒的男人們會被她勾引出些什麼想法來。蔣鸞榮這個可憐的姑娘就這樣在父母弟弟被殺的當天晚上，被殺人兇手們輪姦了！兇手們輪姦的蔣鸞榮后，又將蔣家的財物查抄一空。蔣鸞榮在她的「告狀信」中寫道（顯然是別人代筆的）：「這些殺人兇手，白天殺了我的父母兄弟，晚上就來強姦我，太過於欺負人了！其行為與禽獸何異？若不繩之以法，國法何在？天理何存？」
當看到材料里說蔣鸞榮被輪姦之後，一天清早，她到山上檢柴火時，本生產隊一個四十歲的老單身公突然從毛伙中（灌木叢中）竄出來，把她拉到毛伙里強姦時，我再也無法控制住自己，淚水奪眶而出……這真是「太過於欺負人了」！
我提起筆在記事本上寫下了一首詩：
只要一深呼吸
身體里就會有一個地方
痛
正在記錄的文字
就是這樣的深呼吸
只是
痛的地方
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淚
也是這樣的深呼吸
因為是湧出來的
反而不知道
哪裡痛
愛
就更是了
它長了翅膀
會飛
飛的疼痛
只有蒼天知道
二十年又過去了，公元二零零六年，筆者為採訪「告狀油子」李念德再赴道縣，與蔣鸞榮又一次不期而遇。當李念德把我帶到她家指著一位留著短髮、體態微胖、低眉順眼的老婦對我說這就是蔣鸞榮時，我競毫無印象，根本無法把她和記憶中的那個清秀端莊的青年婦女聯繫起來……她卻一眼認出了我：「記者同志……你不記得我了？你還買過一碗面給我吃的，你記不得了？」是的，我確實有些記不得了。
看得出來，蔣鸞榮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環顧四周，跳入我腦海的第一個詞還是「家徒四壁」。但是，對於當年的事，她已不願再提，甚至不願意再想。生活所賜與她的一切，她都能夠心甘情願地接受。她對我說：「過去那些事，就不用再說了吧！我已是有兒有孫的人了，那些事情想起來真的對不起後人。不要講了，真的不要講了。」
唉……我在心裏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那位道縣的領導幹部說得確實不錯，時間確實能淡化一切，包括苦難，包括仇恨，包括恥辱，包括悲哀，甚至包括記憶。但是，我能理解蔣鸞榮，理解這個識字不多的農村婦女，理解她的生活環境和生存狀態。我做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把話題引向她今天的生活，果然不出所料，她的日子還是過得很難，很辛苦，但比從前好多了，崽女媳婦都到廣東那邊打工，家裡只剩下婆婆老倌作著一點責任田，錢上頭雖然還很困難，但飯還是有得吃。她相信只要苦巴苦做，不惜力氣，日子會越過越好的。
隨隨便便地扯了一陣，蔣鸞榮忽然說：「譚記者，你也……老了，有孫子了吧？」我搖了搖頭，看到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我把眼睛看著她，以為她還有什麼要求，希望我能給帶到上面去。可是她什麼都沒有說。
直到我起身告辭時，她突然說道：「記者同志，你也莫搞了，搞得不好害了自己還要害崽女。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只要他們以後不殺人就可以了。」
我的心頭又是猛地一顫，面對著這位憨厚善良的農村婦女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一個人只有從挨餓和受歧視的狀態下走出來，才可能不去乞求別人的憐憫，而去關心別人。我感謝她對我的關心，也感謝社會的進步。我不希望看到她低眉順眼的樣子，但願她能仰起臉來，讓燦爛的陽光照亮慈祥的面龐。良久，我才一笑道：「蔣娭毑，現在，害怕被殺的已經不是你們，而是他們了。」
望著她茫然的表情，我知道她沒有聽懂，她也確實很難聽懂，我也不希望她聽懂。記得我在採訪一位殺人事件責任人時，與此人有過如下一段對話――
筆者：「聽說你在鎮上有一個鋪子，鄉里有養豬場，還有一個石材廠，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財產，但是我知道，光工人你就雇了小一百人。如果放在土改時，你說說應該划個什麼成份比較合適？如果放在六七年，你說說會不會把你牽出去殺了，分你的財產，強姦你的妻女？」
責任人抗議道：「我的財產都是合理合法得來的！」
筆者：「我什麼時候說過你的財產來源不合法？你是搞過土改工作的，我問你，當年那些地主富農劃成分的時候，問沒問過財產是怎麼來的？」
責任人沉思良久：「問吧。只要我曉得的，我都告訴你。」
註釋
【注一】後來我才知道這個人就是蚣壩公社光家嶺大隊的楊慶雄，關於他的故事，筆者在前面已經講過。
【注二】一九八七年六月，為首輪姦蔣鸞榮的鄒××終於以強姦罪被逮捕法辦。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