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5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6月4日
大會討論了擴大共產黨根據地的問題，代表們一致同意擴大的政策。大家都對發展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寄予巨大希望。任務是急劇發展游擊隊和人民裝力量。大部分代表發言的要點，都是擴軍和建設新根據地的問題。
大會也討論了同日軍作戰的問題，但每一個發言者都無例外地一方面忘記了要抗日，一方面卻對國民黨進行誹謗。每個人的講話都是以抗日開頭，而以號召同國民黨作鬥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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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直射我們的小矮屋子，屋子四面都挨晒，到中午的時候，屋裡非常熱。天花板和牆都散發著熱氣。
熱浪湧進了整個山谷，太陽炙烤著稀稀拉拉的草。山坡上，灌木的葉子都枯萎了。河水也變淺了。
1945年6月5日
西方大國由於對克里米亞會議作出帶有偏見的解釋，舊金山發生了爭吵。
丘吉爾在電台發表的竟選演說中，把社會主義說成是與極權主義思想和對國家的令人厭惡的崇拜，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美國電台評論員無恥地說，俄國一心想要征服世界。美國參議員B．K.惠勒，在義大利發表了反蘇講話。
美國商業部長亨利．A.華萊士說，蓄意破壞美蘇關係的人，是和平的敵人。
日本駐中國派遣由岡村寧次將軍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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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成果之一，是作出了關於加強黨在城市工作的決議。毛澤東說，黨的城市工作，也得像農村工作一樣取得成功。黨在農村的地位是鞏固的。認為我們是“土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們是中國農村的真正主人，農民是我們最堅定的和最忠實的支持者。可是，繼續這麼幹下去是錯誤的。我們也應成為城市的主人。今後，我們就沒有權利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農村了，這同馬克思主義是相矛盾的。我們不會這樣做。但是，黨員不應陷入另一極端，忘記我們可靠的支持者－農民，從而忘記在農村的工作。
彭真就此問題作了長篇發言，它可以看作是一個補充報告。
從政治報告和彭真的補充報告中，可以得出這個結論：走出農村，依靠工人。對中共來說，這些無疑是正確的和十分重要的結論。
可是，同樣饒有興味的是，毛澤東承認，黨一直是個農民黨，它依靠農民，力量來自農民。毛澤東企圖小心地加以掩蓋而共產國際則堅持不懈地與之作鬥爭的，正是中共黨內的這種農民意識。“農民處處表現出民族的、地方主義的狹隘性”，這是無可辯駁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
列寧告誡我們，要防止把這種農民的陝隘性帶到無產階級政黨思想中來的危險。他強調，俄國作為一個具有大量的農奴制和封建制殘餘的農民國家，清楚地表現出農民原始的、自發的革命性，它影響到與之相聯繫的工作階級。列寧寫道：“這種革命感情無疑表現了一種一般的民主要求（實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共領道人承認“我們是土皇帝”，就說明了很多問題，同時也反映出中共歷史上一些十分重大的事件的實質以及日常政治活動的實質。
中共中央主席還進一步說：“我們必須預見到，我黨政治生活中的這個轉折點，將會使一部分黨員產生誤解，感到格格不入。我們必須預見到這點，並為此作好準備。”
毛澤東的這句話，並非偶然，值得注意。因為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在中共黨內占統治地位，這點是不可能否認的。
在大會上沒有談到黨的社會構成。但是，在報告中談黨的性質那一節時，毛澤東說：“我們黨很大一部分黨員出身於非無產階級。這是否就能說我們黨是非無產階級的黨呢？……不，絕不能這樣說。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黨，它的綱領就是證明。”
（就我所知的中共事務而言，毛澤東提到的綱領，在歷次黨代表大會上都沒有討論過，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觀察組留在延安，毫無收獲，成了笑柄。儘管如此，美國人還很看重這個觀察站，很沈得住氣地在幹工作。
中共中央主席不想在蘇聯對日開戰之前，跟盟國斷絕關係。
我說的“盟國”，指的是美國。
美國人在中國已牢固地取代了英國人的地位。說到英國人，他們在中國境內的“戰鬥”，大都由倫敦的記者來幹。(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