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7日訊】 【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橋的傳說
路為什麼總是那麼幽遠，那麼綿長，彷彿無幽不至地化入那一片迷濛的青山綠水間。一個個村落果實般結在河叉的枝頭上。大自然非凡的美麗面對人類偉大的奇迹黯然失色。瀟水和它的幾條支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同時也得到了建設和保護。好在河水依然是豆青色的。我們沿著那些路去尋找當年作過殺場的地方，有公路的地方，乘車去；沒公路的地方，騎自行車去；自行車也不能騎的地方，走路去。火辣辣的太陽照得脊背流油。正是農民們累得脫皮的雙搶大忙季節，呼呼的打稻機聲總在陪伴著我們趕路。那些在責任田裡忙得兩頭不見天的男人和婦女們時不時直起腰來打量我們，對於我們這些吃吊手飯的人，他們見慣不怪，只是有些不明白，大熱的天，不在陰涼地獃著，火辣辣的毒日頭下跑來跑去搞哄門（做什麼）？
在曾經開過萬人殺人現場大會的龍江橋，我們遇到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趕著六、七隻神氣十足的灰鵝迎面走來。牧鵝小姑娘個頭很小，比最前面那隻公鵝的紫色冠子還要矮上一、兩寸。她雙手在背後，拖著一根長長的柳條，帶著三、兩片葉兒，用稚氣的小眼珠盯著我們。而灰鵝們卻昂首挺胸、不屑一顧地從我們身邊擺過去。這種灰鵝是在國際市場上很受歡迎的道州灰鵝，是道縣一種主要的外貿出口產品。
道縣至寧遠公路旁的上塘嘴，曾是用「土飛機」 送人上西天的地方。我們在這裏看到的卻是，一片低低的馬尾松小樹林，幾個穿著五顏六色統裙、打著印花洋傘的姑娘正在牧牛。
沿著清澈的洑水向上走，在曾經作過斷頭台的寡婆橋上，我們看到的是一隊男歡女笑的農民，挑著一擔擔沉甸甸的濕谷從橋上走過。
……
面對著這些青青的小河，美麗的山林，熱情好客、淳樸憨厚的農民，我們無論如何不敢相信人們對我們所敘述的一切。閉上眼睛，也許能看得到那種種的恐怖景象，聽得到那垂死掙扎的哀號，甚至那震耳欲聾的「土飛機」起飛的聲音……睜開眼睛，想象的翅膀立即被剪斷了，一發似乎都不曾發生過，一切似乎都不可能發生，我們所聽到的一切不過是一個用土紅寫成的神話。
寡婆橋。我們曾兩次來到這裏。
第一次，正逢下雨。東昇機械廠（一家廠址在道縣的三線軍工廠）的黨委書記老劉打著傘，帶我們沿一條田間小路從廠里去寡婆橋。
一時間我們恍若置身於煙雨灕江之畔。這裏的地形地貌也確實與桂林一脈相承，只是看上去更精緻些。兩岸青山，一座座如獨秀峰般拔地而起，在霏霏細雨中滋潤出很光滑的青黛色。明明是清一色的石灰岩山峰，卻這裏那裡長滿了綠油油的樹木，也不知是如何植根于石上，又從何而汲取營養，使人不能不感慨生存的艱辛和生命力的頑強。
一片墨綠色的甘蔗，在風雨中絮語。
「好漂亮的景色！不讓桂林山水。」我情不自禁贊道。
「初次來這裏的人都這麼說，這裏本來又稱小桂林。我們在這裏住得久了，也就不覺得了。」劉書記在一邊笑道。
我們沒有穿雨鞋，路邊的青草把鞋濕透了。前面的路更加泥濘。而寡婆橋已經歷歷在目。這是一座五孔石橋，兩邊橋頭，大樹成蔭。相傳是清代一位寡婦捐款修建的。這位寡婦是橋那邊唐家鄉人氏，家道殷實，而少年喪夫，孤苦伶仃守節一輩子。她哀嘆自己命運不濟，決心行善積德修來世，傾囊而出，在洑水河這段經常有人溺水的深潭上方，修建了這座石橋。後人稱之謂「寡婆橋」。
因路面積水太深，我們停了腳。
「就在這裏看看吧。」
「也好，有些景緻，遠觀比近看更別具風味。」劉書記手指寡婆橋，「文革那陣子，經常可以看到農村裡在這座橋上殺人。那時候，我們廠剛剛搬遷過來，工人們都住在附近的兩個村子里，經常就站在這裏，遠遠地看。因為搞不清情況，不敢太靠近了，也不敢多過問。橋下面是一個深潭，殺人時，橋兩頭都站了崗，不準通行。把要殺的人，押到橋中間，跪了，只看見馬刀亮晃晃地揮動……屍體就從橋上扔到河裡。殺人多的時候，潭水都染成紅色。有沒殺死的，浮起來，守在橋兩頭的民兵就沿岸追著用鳥銃打。」
我們從手頭上的資料中看到，道縣師範的一位負責人就是在這座橋上被殺害的。我們追蹤採訪來到道師，訪問了老校長尹少萼同志。他告訴我們被殺者是該校原教導主任何聘之老師。這位鬢髮蒼蒼的老知識分子，眼含著壓抑的淚水，無比傷感地向我們談起了何聘之老師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個多好的同志啊！他熱情、正直、能吃虧、肯幫助人，工作有能力，責任心強，對黨的教育事業忠心耿耿。解放前，還在讀中學的時候，他就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協助地下黨迎接道縣和平解放做了不少的工作。解放后，開始當區幹部，後來在縣法院工作。五十年代初期，組織上根據他的特長，調他到道縣二中教語文。工作換來換去，他毫無怨言，可以用得著那句老話：干一行，愛一行。
「一九五八年，縣裡籌建師範，讓我負責，人員也由我來挑。我第一個就挑中了何聘之。他那個人辦事讓人放得心。雖然脾氣有點倔，但做事，一是一，二是二，說到做到，尤其可貴的是表裡如一。建校那陣子，條件艱苦，他帶領學生挖基腳，挑土方，撈河沙，累得兩隻眼睛都陷下去了。你們看，就是那面那棟教學樓，所用的木材，全部是他帶領著學生從六十裡外的東江源扛回來的。他是我們學校建校的功臣，學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留著他的汗水。
「學校建成后，組織上安排他當教導主任，抓教學工作，他更是認真負責，工作起來可以說是真正的廢寢忘餐。他常說，我們是培養老師的老師，稍有懈怠，就要誤人子弟。他擔任教導主任以後，仍然不離教學第一線，繼續兼任語文教學工作。他的教學態度，認真得叫人感動，到現在，我還沒有碰到第二個象他那樣認真負責的老師。他提倡為人師表，說當老師的人從人品到學問，都應該是第一流的。他對自己從來就是要求很嚴格的，按照當時情況，我們學校的一般教師都可以解決家屬農轉非（吃國家糧）的問題，但是，他總是首先考慮別人，每次都把指標讓給別的老師，自己從來不向組織提出要求。結果把這個事給耽誤了。
「他這個人多才多藝，精力很旺盛，平時除了教學工作外，還喜歡寫點東西。不過倒霉也就倒在這個舞文弄墨的毛病上。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他寫了一個劇本，叫做《紅旗越舉越高》，是歌頌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用現在的觀點看，這個劇本打下了很深的那個時代『左』的烙印，有的地方，還有為當時的『浮夸風』拍馬屁之嫌。這個劇本，經當時的縣委宣傳部審閱批准，學校師生排練出來，在群眾中公演了幾場。可是馬屁拍在馬蹄子上，就是這個劇本，使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師吃盡了苦頭。在那個荒唐之極的年代，有人競把劇本中反派人面的台詞，當成何聘之老師本人的反動思想來批判。五九年反右傾時，他受到了批判。文革初期，又舊事重提，以『反對黨的領導，抵制毛澤東思想，攻擊三面紅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批判鬥爭，開除公職，遣送農村勞動改造。
「開除回家后，他老老實實參加農業生產，定期向大隊黨支部寫思想彙報，報告思想改造情況。就是在文革殺人時，他至死仍然相信黨的政策，相信不會亂殺人，相信自己的問題總有搞清楚的一天。就在被牽上寡婆橋砍頭的時候，他還不相信會亂殺人。他反覆向牽他的民兵說：『你們不要殺我，我是冤枉的，我熱愛黨，熱愛毛主席。你們不殺我，我到北京向黨中央反映情況，保證可以搞清我的問題。』可是，那些民兵哪裡會聽他這一套，一把按到跪起，舉刀就砍。他喊『毛主席萬歲』，『歲』字還沒喊出口，就被砍脫了腦殼，丟進洑水河裡。和他一起被殺害的，還有他18歲的大兒子何上明。」
我們問：「殺他的人中間有他的學生嗎？」
我們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深知那個時候，學生打老師，批判老師那是家常便飯。筆者的母親就被她心愛的學生，剃了陰陽頭，打得幾天起不了床。
尹少萼苦笑了笑答道：「那哪個曉得呀，反正那個時候，師也不師了，生也不生了。」
關於何聘之老師的人品學問，我們在處遺工作組一位有關同志那兒也得到了印證，該同志告訴我們，何聘之在他的學生中威信極高，以至他被打成三反分子之後，還有學生和他划不清界線，冒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危險為他辯護，以至自己也遭到滅頂之災。他給我們講了縣公安局幹部劉良義的故事。正好筆者手頭上有一份道縣公安系統一九六六年的官方文件，不須多寫一字，用它來表述劉良義的故事可能更具權威性：
關於劉良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事實
劉良義，男性，現年二十八歲，漢，家庭出身中農，籍貫湖南省寧遠縣逍遙公社。劉一九五三年在寧遠一中讀書，五六年參軍，分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直屬通訊營任大型無線電收發報員，一九五八年退伍回鄉生產。同年八月考入道縣師範學習，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六一年道師畢業后，調教育科工作，六二年五月調縣公安局任偵察員。
劉良義的主要錯誤事實有：
包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為壞人鳴冤叫屈；
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
攻擊黨的領導，污衊專政工具；
攻擊黨的工資政策。
根據劉良義的錯誤事實，性質是嚴重的，特別是長期以來，勾結三反分子何聘之，為何辯護，仇視黨，仇視人民，已經墮落到資產階級代言人物，成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特請報上級黨委批准鬥爭。
道縣公、檢、法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
十九年後，劉良義終於獲得平反。
當年翩翩一書生，此時皺滿面鬢如霜。
不用再多說什麼了，其間的磨難和對中國人良知的閹割可想而知。
叫我們稍感疑惑不解的是，這個劉良義到底吃了何聘之什麼迷魂藥，以至如此喪失理智，作為他曾經的學生，即便不願意落井下石，也不至於做抱薪救火的蠢事嘛。
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
當晚，我們在招待所閱看何聘之老師的劇本和思想彙報（各類檢查和檢討），心頭無比凄涼。人怎麼可以這樣抵毀、貶損和批判自己呢？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知識分子固有的悲劇性。他違心地、也是自覺地為大躍進之類對國民經濟起到摧毀性破壞的東西歌功頌德（《紅旗越舉越高》），雖有邀功請賞的嫌疑，但絕不缺乏對黨的事業貢獻一切的真情；他自覺地進行自我批判和思想改造（各種思想彙報），甚至到了自虐的程度，卻從來不去對這種批判、改造作進一步的思考。從他的劇本和思想彙報中可以看到，他在喪失生命之前，早已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一個悲劇，他越真誠，悲劇色彩就越濃。他的死從來就不是什麼他本身的問題，而是他無法逃避的時代悲劇。長久以來，各種改造和運動剝奪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權力，摧毀了他們的精神和人格，打斷了他們的脊樑。何聘之當然也在刼難逃。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從來沒有經歷過做人的時代，只有「做穩奴隸」的時代和「奴隸也做不得」的時代。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雖然講究的是正心誠意、修齊治平，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慎獨其身，但歸根結底還是臣、草民、奴才。何老師本人實在可以樹為 「標兵模範」供人學習，當然也可以作為「階級敵人」殺一儆百，一切視「革命」需要而定。也許他曾為自己設計過上百種死法，其中必定包括以身殉職、殺身成仁、舍已救人、為國捐軀、壽終正寢……絕對沒有一種是他事實上的死法。他也許一直認為自己很有些清醒的頭腦，而直到掉腦袋的那一天他都是稀里糊塗的！這樣議論一個無辜受害者也許有些殘忍，有些鐵石心腸，但是我們實實在在是悲傷得出離了悲傷。何聘之的路過去有人走，現在有人走，將來還會有人走。我們總是在想，何聘之的死應當給我們知識分子帶來一些什麼樣的思考和教訓。
幾天以後，結合採訪其他的個案，我們第二次來到寡婆橋。
這次是個大睛天。
藍天如洗，陽光燦爛。寡婆橋卻在一片濃陰之中。一株華冠如傘的大樟樹，粗大，挺拔，如同一個飽經滄桑、憂患餘生的老人佇立橋頭，似乎有意地裸露出粗大的樹根，供過往行人坐下歇腳，談古論今。橋下深潭，清徹的河水捲起一個個不易察覺的旋渦。幾隻灰鵝，在河面上高傲地游弋，時而撲騰翅膀，時而用堅喙梳理羽毛，自得其樂。橋上，有行人走過，打赤腳的，穿皮鞋的，擔擔子的，騎單車的。有牛走過。還有一隻灰不灰、黃不黃的狗一路小跑顛過。初秋的太陽正當頂，橋頭的欄杆卻涼浸浸的。當年殺人的痕迹似乎蕩然無存，但是我們還是在青石的欄杆上找到了一些依稀可辯的刀痕。手撫刀痕，眼前的一切頓時模糊了，這實在不該是一個殺人的地方，過去，土匪搶東西都要避開這裏5里地！這一刻，我真正體會到什麼叫錐心之痛，禁不住淚流滿面，不是為何聘之哭，而是為自己哭。我們都是讀過幾句書的人，都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都自以為有思想、有理想、有分析能力，都自以為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可是人的思想一旦遭到某種強有力的控制，人的本體也就同時完成了「非人化」的過程。殺人者如此，被殺者亦如此。何聘之比我年長一輩，他們這一代人，還有我們這一代人，與其說是被拖進了靈魂的屠場，進行了閹割，不如說是人人爭先恐後地擠進靈魂的屠場；與其說是人人恐懼精神閹割，不如說是人人「鬥私批修」，自覺地自我閹割，並努力地去閹割別人。那些深入全民族人心的、普及千家萬戶的專制、禁錮、蒙昧、奴性、殘暴、謊言，難道我們就沒有責任嗎？哈維爾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專制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長久以來，我們曾經信奉和大力宣揚的社會理論，使得暴行得到所需的辯解，使得壞人得到了持久的堅強意志，使得他們能夠在自己和他人面前粉飾行為，使得他們得到的不是責難和咒罵，而是頌揚和稱譽，使得他們的種種惡行籠上了正義的光環，從而使千百萬人（包括我們自己）遭逢到毀滅性的災難。我們在為別人編造思想牢籠的同時也把自己兜了進去，這太搞笑了!長久以來，我們習慣了對於別人，特別是別的知識分子，蒙難而無動於衷，甚至幸災樂禍，甚至竊竊私喜，甚至以為這些人的蒙難是在為自己平步青雲提供機會。每一次運動都是在清除了一批人的同時，另一批人開始獲得出賣靈魂而輝煌騰達的資格。想想我們那些醜態百出的表演，真的無地自容。
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從某種意義上是靠下層人民血汗養成的，而我們又回報了他們些什麼呢？我們在製造眾多文化成果的同時，創造了極端違背人性本質的政治文化，創造了極端的專制形式，極端的專制形式用鐵腕囚禁思想，造就了全民族人格的普遍奴化(理所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本身的奴化)，全民族人格的奴化必然受到歷史的篾視和命運的懲罰。以史為鑒，中國近、現代史的所有苦難、屈辱和笑語，其終極原因皆出自於此。我們常常哀怨自己在這歷史的篾視和命運的懲罰中所際遇的種種羞辱、不公和苦難，可是下層人民所際遇的凌遲一般的苦難又何止百倍於我們!只不過他們沒有我們能說會道罷了。
寡婆橋啊寡婆橋，你記錄了我們全部的尊嚴和恥辱！
陪同我們採訪的人詫異於我的突然失態，問我哭什麼。
我抺了抺眼淚，掩飾道：「這座橋上被殺的人，有寡婆的後人嗎？」
他被我這個問題搞得有些莫名其妙：「這又怎麼搞得清呢？寡婆那麼有錢，後人中難得沒有成份高的。硬要搞清楚，可以到村裡去查一查族譜。」
「哦，哦，沒這個必要了，不過隨便問問而已。」
確實如此，有與否又何妨呢？說不定何聘之老師本人就是寡婆的後人，說不定殺他的人也有寡婆的後人，就像我們在周敦頤故鄉樓田村看到的那樣。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