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9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四十九章 最後一個殉難者
聽了專案組同志關於仙子腳區殺人概括的介紹后，我問：「聽說上壩大隊殺了一個名叫何余祥的，能不能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來之前，我們在縣裡查閱材料時，得知道縣殺人事件最後一個遇害者是橋頭公社上壩大隊的中農何余祥，但究竟為何被殺，怎樣被殺的，材料中沒有詳細記載。我們到橋頭公社重點要採訪的除了萬人殺人現場會之外，就是這件事情。這封刀一殺不弄清楚，我們對道縣殺人事件的採訪就無法畫上一個句號。
專案組的同志聽我這麼一問，笑了：「我就知道你要問這個事。何余祥是『亂殺風』中最後被殺的一個人。他們叫『封刀』。殺了這個人以後，『殺人風』就算徹底停息了，以後再沒有殺人。實際上這是一樁典型的謀財害命、殺人強姦案。何余祥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號被殺的，這個時候，道縣的『亂殺風』已經基本平息。四十七軍六九五零部隊是八月二十九日進的道縣，到九月下旬整個道縣基本上就不怎麼殺人了。殺害何余祥的兩個主謀，一個是大隊長易長進，一個是民兵營長唐貴庭。唐貴庭這個人當過國民黨的兵，惡習很多，他與何余祥過去為一些小事結過仇，想乘這個亂殺人的機會搞報復。正好大隊長易長進想要侵佔何家的房子。兩個人一商量：再不動手就沒得機會了。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捏造罪名，說何余祥參加了反動組織『中國自由黨』，在馬鞍橋的涼亭屋用鳥銃將他打死了。殺了何余祥以後，易長進不但霸佔了他房子，還強姦了他的老婆……在這之前，這兩個人還多次參与該大隊的殺人活動。特別是唐貴庭，他在八月二十九日，參与殺害了地主分子唐廣廈，當晚又夥同另外兩名殺人兇手易長正與劉大鈞把唐十五歲的女兒輪姦了。」
聽了專案組同志的介紹，我們提出想去上壩村採訪一下當事人。專案組同志說：「這兩個已經逮捕法辦了，具體關在哪裡，我不太清楚，你們回縣裡一問就知道了。你們要去上壩村採訪，那裡離這邊有蠻遠，路也不好走。你們看這樣好不好，今天在區里歇一夜，明天一早，我們想辦法弄輛車，送你們到上壩水庫，從那裡到上壩村很近。」
專案組同志的這個建議其實很不錯，當時我們要是接受就好了，但是看到時間還早，所以還是堅持馬上動身去上壩村。專案組同志看到我們這個態度，就想辦法幫我們借了兩部自行車，告訴我們騎單車兩個小時可以趕到。他本來也想陪我們一起去的，由於只借到兩部車子，只好十分抱歉了。殊不知正中我們的下懷，這段時間我們的採訪，多數由專案組同志引領陪同，一方面給我們的採訪增添了極大的便利性，同時也限制了它的自由度。從某種意義上說，缺乏自由度的採訪一定有其巨大的局限性。所以，我們像兩隻翅膀開始長硬了的小鳥，躍躍欲試地試圖體驗單飛的滋味。
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沙石簡易公路，我們騎車去上壩村。騎單車對我不是什麼難事，我家離上班的地方很遠，每天都要騎四、五十分鐘的車上下班，一口氣騎下來，根本不覺得累，速度還蠻快。可是這回才深刻得體會到沙石簡易公路和柏油馬路完全不是一回事，騎出去沒多遠就已大汗淋漓，再看張明紅，比我好不到哪裡去，想起當年當知青時，擔一百多斤的擔子，走二十多里山路到公社糧站送公糧的情景，心中不禁感嘆，人變「修」太容易了。騎了大概十里地，累得呲牙咧嘴，兩個大腿根也被車凳磨紅了。山路卻更加蜿蜒曲折，起伏不平。我們只好採取上坡推車步行，下坡騎行的辦法繼續趕路。這一招還真管用，馬上輕鬆了不少，只是速度就慢了很多。就這樣走走騎騎、騎騎走走，花了大概有三個小時總算到了上壩村。進村一打聽，不巧得很，支書不在家，有事出去了。我們頓時傻了眼，接頭的人不在，找別人，又不當家理事，作不了主。一個我們在很多地方採訪遇到的情況，在這裏同樣也遇到了：被害者遺族對我們有戒心，盡量地迴避我們；基層幹部對殺人情況或者記不清楚、或者說不清楚；殺人責任人要麼千方百計為自己辯解，要麼乾脆躲著不跟我們見面。說來說去，對殺人情況了解得最清楚地還是專案組的同志。我們繞了這麼大一個圈子得的就是這麼個結論。張明紅感嘆道：「看來，哪條路子上來的人，就只能走哪條路子。『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村』，肯定要遇到地雷陣。」
這時天色已然向晚。山區的夜晚來得很快，也很突然，青紫絳紅的霞光降臨到都龐嶺上，觀察它瞬息萬變的色調確實是一個件耐人尋味的事情。匆匆落日下，月亮在慢慢爬起，眼前的山巒如此雄渾、淳樸，呆然若愚有仁者之風，純凈得你找不到一絲一毫罪孽的痕迹。從群山中吹來的涼爽的夏季風，鼓進衣服里，渾身的汗馬上收盡，但兩條大腿卻痛得更厲害了。沒有辦法，還得趕回去，至少得趕回公社去。
「走吧，回去。明天再來。」我對明紅說。
「怎麼樣，走不動了吧？你硬是太不行了。」張明紅看著我，嘴角含著一絲詭異的笑紋，「還是看我老張的，這附近有個橋頭林場，我們到那裡去想辦法。」
張明紅不愧是「地頭蛇」，橋頭林場的領導看到記者站張站長來了，熱情得不得了，馬上殺雞置酒款待我們。我們也真的餓了，顧不上講太多的客氣就大吃起來。大塊雞、大塊肉倒是很對我的口味，但是那個酒至今我仍然想不通，為什麼那麼打頭，當時我並沒有多喝，儘管場里的幾個幹部輪著勸酒，我還是把著量不敢多喝，但是酒勁很快就直竄頭頂。這酒肯定有問題，有可能是那種劣質的假酒，奇怪的是他們喝起來都沒有我這麼強的反映。也許是他們喝慣了。也許是我太嬌貴了。酒足飯飽，月上中天，幾位場長留我們在場里過夜，我們堅持要回區里去。場里就派了一部吉普車送我們回仙子腳鎮。
上車的時候，我的頭腦還十分清晰，可是吉普車在盤山公路上三晃兩晃，把我晃迷糊了，眼皮像灌了鉛似的沉甸甸的，有些發脹，還有些發痛，但還是強撐著不讓自己睡著了。這時候，車子突然停下來了，車燈的光柱里照著了一隻野兔子。他們幾個人跳下車去打野兔子。我坐在車上感到膀胱脹，有小便的要求，也跟著下了車。其實夜半三更整個公路上就是我們一輛車，下了車扯脫褲子，大尿特尿就是了，可我偏偏就像怕人看見一樣，想躲到路邊一塊黢黑的陰影里去，就一步一步地向那個陰影里走去……這時候，突然一隻手從背後將我拉住：「小譚，你幹什麼？」是張明紅的聲音。「莫吵，莫吵，我解小手。」我試圖掙脫他的手，他卻把我拉得更緊了，連小便都不讓我解，就把我拉上了車，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仙子腳區的旅館里醒來時，已是第二天中午。張明紅哈哈大笑著走進來：「來，來，我們第二次握手。你小子昨天晚上摸了閻王的鼻子，差一點我們今天就要給你開追悼會了。」看著我茫然驚訝地眼神，張明紅告訴我，昨晚他們幾個人下車去追野兔子，野兔子本來還在前面跑，突然一下子不見了，這時候，他一回頭，看見我正向懸崖邊走，連忙大聲地喊我，可是我根本不聽見，急得他跑著追過來，就在我走到懸崖邊上還在向前走的那一刻，他抓住了我。「你小子命大哩！橋頭林場的司機講，那塊懸崖下面有十幾丈深，一腳踩下去，肯定沒命了。」我聽了驚得倒抽一口冷氣，好久嘴都合不上來了。
因為這個情況，我們把再去上壩採訪的計劃放棄了，匆匆地趕回了縣裡。當時想，來日方長，機會有的是。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很多事情一旦錯過就永遠錯過。
不過，在仙子腳區採訪中我還有一個在其他區社沒有的收穫，那就是在一位專案組同志的記事本上，看到了一首小詩。
七律
處遺工作有感
步主席《長征》韻而作
處遺不怕工作難，
廢寢忘餐只等閑。
樁樁血案無法紀，
滾滾人頭似泥丸。
瀟水當年浮屍滿，
道州至今人心寒。
三中全會指航向，
撥亂反正盡開顏。
我把這首詩抄錄下來，不是因為它寫得多好，多深刻，嚴格地說，作為一首七律，不合格律之處尚多，但它表明了一種態度，一種感情傾向！同時也折射著處遺工作的難度。這樣的詩（或文）出現在殺人最少而問題揭露得相對較深的仙子腳區難道僅僅是因為偶然性的因素嗎？道縣處遺工作組中，喜歡舞文弄墨的筆杆子不少，為什麼他們就沒有這種「處遺有感」呢？也許是我沒有發現。但是，我們發現了，每一個處遺工作組具體工作人員對待道縣殺人事件的認識和態度，決定了他所負責的那個地方或那些專案問題揭露的廣度與深度。我們在道縣採訪中看到，有些地方，處遺工作組的人員與殺人責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甚至乾脆就住在殺人責任人家裡，這些地方殺人問題就根本揭不開，揭不透，有些案子甚至越查越糊塗。
道縣縣委在「文革」非法殺人事件處理遺留問題工作情況的總結材料上說：「通過處遺工作，做好了三件事情，第一查清了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第二做好了被害者遺屬的善後安置工作；第三，對犯罪和犯錯誤的責任人進行了認真的處理。通過以上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嚴重的歷史教訓，增強了法紀觀念，絕大多數遺屬感到滿意，絕大多數被處理者認罪認錯。」筆者認為這個結論缺乏事實依據，我們在道縣採訪中看到的情況是，整個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基本查清，但嚴重的歷史教訓並未被真正吸取。大多數被害遺屬感到有冤難申，大多數殺人事件責任人不認錯，更無從談到認罪。我這樣寫，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對不起廣大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們，特別是那些給予我們採訪工作以大力支持的同志，我知道他們一定對我失望極了，認為我就是一條養不親的「白眼狼」！
我們深知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們非常不容易，兩年多來，付出了極大地辛苦，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之艱難，之細緻前所未有。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很可能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之謎被掩蓋在重重迷霧之中。
處遺工作組的一位同志曾經告訴我們：「我們剛剛下到道縣時，道江鎮到處都是乞丐。根本莫想在飯館裏面安安生生吃上一餐飯。一端起飯碗，就有好多衣衫襤褸、面有菜色的乞丐圍在一邊，眼睛巴巴地盯著你手中的飯碗，有的甚至乾脆就跪在一邊，等著，也不說話。那個樣子叫人哪裡還吃得飯下。只好放下碗走人。這些乞丐一窩蜂湧上去，連盤子都舔得好像洗過一樣。這些人大多數都是道縣殺人事件遺留下來的孤老孤殘，和有家難歸的遺屬。他們想做工，沒得人要；要干點別的，早已下破了膽子，就只有一條路可走：自古討來不犯法。」
當時在道縣「殺人無罪論」（殺四類分子沒有錯），「殺人有理論」，「殺人有功論」、「殺人保權論」（殺四類分子就是保衛紅色政權）大有市場。傳統的常識遭到顛覆，一些非驢非馬的東西進入了人們的常識範疇，特別是它侵入的不僅是一些文盲半文盲的大腦，還有大量的讀書識理的大腦。意識一旦成為常識，就會變得有理講不清了。工作組一進場，立即包圍在一片反對聲中。有人說：「幾個四類分子，殺了十幾年了，還翻起來搞什麼名堂，真的是吃了飽飯沒事幹！」有的說：「好多工作都沒做好，還來做這號沒屁眼的事。」有的說：「毛主席死了，還鄉團來了！」有的說：「你們到底是來幹什麼的，為什麼盡幫著地富說話？」有的不吃飯不睡覺，拚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來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農藥、上弔以示抗議……
一個公社書記則說得更具體：「你們下來幫我們抓生產，搞計劃生育，我們殺雞殺鴨打酒給你們吃。搞這個事，不得人心，飯都請你們沒得吃！」
為了幫助群眾搞清是非，提高認識，加強法制觀念，工作組的隊員口都講干、腿都跑細。特別是為了查清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更是逐村逐人，一個一個地落實，真正做到了「來要到頭，去要到尾」。（注一）為此，僅道縣一縣就成立了四百零一個專案組，進行重點清查。工作量之大亦為前所未有。
而我竟然膽大包天，竟敢輕輕巧巧進行否定。但是親愛的朋友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所做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包括想做的一切，有多少可以由自己做主？時代有它內在的苦難，身處其中的人誰也無能逃脫，但是希望可以認識，可以理解，可以超越，面對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唯有「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類苦難的難以忍受的憐憫」，才能拯救我們自己，除了勇敢地大聲地說出事件的真像，我們別無選擇。
第五十章 正崗頭現象
行文至此，我已經把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向讀者作了一個雖然粗略還算全面的交代，我不敢肯定它百分之百符合歷史原貌，但可以保證是百分之百客觀公正。還有一個情況一直沒有講述，那就是那些沒有殺人的大隊的情況，本來打算在寫仙子腳區文革殺人事件時，重點講述的，結果講來講去還是講成了殺人的情況。在道縣，殺人案例很多，俯仰皆是，沒有（或抵制）殺人的情況卻寥若晨星。我們在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極大的精力，依然收穫甚微。物以稀為貴，雖然採訪的東西不多，但仍然覺得有必要記錄在案。
一、壽雁區牛路口公社黨委書記唐仁漢文革一開始就「靠邊站」（文革術語，意指停止行使職權）了，不過公社幹部開會還是喊他參加。在一次公社幹部會議上，他聽到公社武裝部長提議：「現在別的地方已經行動起來了，我們這裡是不是也搞兩個（四類分子），大家研究。」他立即站出來明確表態：「剛才劉部長的講法是錯誤的，要作廢。」由於他極力反對，其他公社幹部也不好意思再講殺人的事，使得這一次部署殺人未能實現。該公社二十三個大隊中有兩個大隊的大隊幹部與唐仁義有相同的看法，因此這兩個大隊沒有殺人。
二、原道縣農業局局長秦庭良當時作為「走資派」下放到久佳公社建設大隊搞「雙搶」。開始殺人後，與他一同下放的十五名幹部都跑光了，留下他一個人堅持在這裏改造思想。當時這個大隊的支部書記和民兵營長兩次召開會議，討論殺人問題，已經確定了名單，準備第二天動手。秦庭良得消息以後，冒著「站在階級敵人一邊」的危險，跑去找這兩名基層幹部進言：「殺人的事無論如何干不得，自古道，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毛主席教導我們，人頭不是韭菜，隨便割不得。現在這些情況，遲早有一天要追究的。他們要殺，叫他們自己來殺，我們萬萬亂來不得！」支書和民兵營長一聽，覺得講得有理，就改變主意，把人放了。結果這個大隊在文革殺人事件中沒有殺人。
三、油湘公社黃金大隊的大隊幹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參加公社召開的全縣殺人情況通報會後，當晚召開全大隊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經過討論，提出要殺二十六個人，名單也定了。因為大隊支書蔣仁俊一直坐在一邊抽煙，不發言，貧協主席說，還是要黨的一元化領導，請蔣支書表個態。蔣仁俊說：「你們一定要殺，我可以不管，我只能表這個態。殺人要我開口，我是絕對不開的。」看到蔣仁俊這個態度，支委里也有幾個人出來說話了，蔣支書不表態那就算了。蔣仁俊說，既然算了就散會。殺人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然而，消息還是傳了出去，上了名單的二十六個人中，有三個膽子小的嚇得自殺了，還有幾個膽大包天的逃跑了。
八月三十一日，公社公安特派員打電話到大隊，民兵營長陳玉賢接的電話，說該大隊逃跑的一個地富子弟鄧見生被抓住了，要大隊來領人。大隊的幾個「巨頭」，支部書記、治保主任、民兵營長、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等，開了一個碰頭會，商量怎麼搞。有人提出這號人不殺不行。不然，別的四類分子都跟他學樣，那還了得！但蔣仁俊還是不表態。陳玉賢提出是不是請示一下公社。蔣仁俊說，那就請示吧。電話打到公社，公社文革主任鄭來喜接的電話，鄭來喜猶豫了半天，說：「上頭已經來了指示，不準殺人了。」既然上頭是這個態度，於是大隊決定先把人接回來再說。
治保主任鄧江清和民兵營長陳玉賢帶著兩個民兵到公社領人，正好碰上公社公安特派員李本躍。李本躍問：「怎麼搞的，你們大隊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鄧江清說：「主要是蔣仁俊這個人思想太保守，他是支書，他不開口，我們有什麼辦法。」李本躍說：「他的意見，只能代表他個人呢……黨的領導還要聽取群眾的意見。像鄧見生這樣的人，我看就可以殺。」
返回的路上，鄧江清說：「上頭講了鄧見生要殺，牽回去只怕又殺不成。」陳玉賢講：「上頭講了要殺，還管他那麼多，殺了就是。」就在路上把鄧見生殺了。
四、在「紅聯」前線指揮部所在地營江公社，有一個叫正崗頭的村莊，當時叫和平大隊，全大隊有九戶地富，加上其它分子及子女共二十餘人，文革殺人事件中沒有一個被殺，成了名符其實的和平大隊。這又是為何呢？
我們採訪了該大隊文革時任黨支書的蔣良忠老人。我們來到正崗頭時，他正在蓋新房，跑上跑下，忙不贏，聽說「省里來的領導同志」（當時我們被介紹為省里來的幹部）要找他了解文革殺人的事，放下手裡的活計，接待了我們。這是一個典型的道縣老農的形象，身材不高，背已經明顯的佝僂了，打著一雙赤腳，一看就知道是個做慣了事的人，當幹部的經歷雖然看得出來，但已經不十分明顯了。質樸的臉不善表情，見了我們，平淡的笑了笑，算是表示了歡迎。我們有些奇怪，在當時那種黑雲壓城的形勢下，他何以能頂住那股殺人風？他用與他的臉一樣質樸的語言作了回答：「那是一口風咧！喊起要殺的，上頭一喊，下頭就充積極，放肆殺。那些年刮『五風』也是這樣刮起來的，餓死多少人！我到營江開了會回來以後，他們問我，我們大隊怎麼搞？我想，殺一頭豬還要批張條子，殺一個人哪有那麼簡單。土改時殺人簡單也沒有簡單成這個樣子，還有個土改法，上頭還要發個文。自古以來，殺人總得要見官，要批准，還要有人監斬，犯到哪一條辦到哪一條，怎麼能在我們這裏亂了規矩呢？那些謠起要殺人的，都是充積極，想陞官，我不想陞官，也沒得官運，我懶殺得。既然上頭都癱瘓了，我們也跟著癱瘓算了。貧農代表蔣忠尚也支持我的意見，他跟我講，別的大隊要殺，讓他們殺，我們不充這個積極，我們不殺！
「後來，殺人風越刮越凶，別的大隊越殺越厲害，我們大隊也有人坐不住了，把地主蔣福保父子捆了起來，召集幹部在禾坪里開會研究怎麼搞，逼著我表態。蔣福保父子兩個划算自己肯定死得成，已經把幾件好一點的衣裳都換上了，準備去死。別的大隊地富表現怎樣，我不知道，可蔣家父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表現怎麼樣，大家未必看不見？除了蔣福保解放前吃過剝削飯以外，其它惡事從來都沒做過，土改處理一回了，未必這回還要處理？我橫直不表態。後來他們逼急了，我就說天氣涼了，要去添件衣裳，跑回去，躲起來。他們幾個見找我的人不到，不敢作主，研究了半天，還是把人給放了。」
我們由衷敬佩地說：「蔣支書，你老真正是覺悟高、水平高！」
蔣良忠老人把個頭搖得象個撥浪鼓：「你講我覺悟高、水平高，縣裡盤副縣長，就是現在在縣裡當人大主任的，到這裏來把我罵得該死，說我是膽小鬼，怕死不革命。」
我們一時竟愣住了，盤副縣長內心傾向我們很明白，也不難理解，但如此明目張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稍頓了一下，只好說：「歷史自有公論！」
離開正崗頭村，我們在山迴路轉處，停車回望。這是一個由兩個自然村組成的村落，一條很清的小溪，把它們串聯在一起。在我們眼皮下面，有一座廟，廟裡養了一匹很可愛的小馬，棕色的。而我們背後的這片山林，長滿了低低的馬尾松。這種松林，徐霞客當年遊歷道州時，在《楚中日記》中便有記述：「大道旁邊分植喬松，如南嶽道中，而此更綿密，有松自出柯五六枝，此種特見之，他所無也。」惜乎弘祖先生筆下松圖，如今道縣已難尋覓，不知何年才得再見。說風景幽美、人文厚積，它遠不如樓田村；論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它遠不如水楠村（水楠是道縣著名的柑桔之鄉，該地有一株柑桔樹高約兩丈，粗有一尺，每年都要掛果千斤以上）；倒是與楊家鄉的鄭家村有幾分相似的地方，只不過那裡殺得血湖血海而這裏沒有殺人。
我們把正崗頭村在文革殺人事件的表現稱為正崗頭現象。和魯草坪現象一樣，它們給我們所提供的啟迪一點也不比那些殺人冠軍大隊少！或許正是它們從另一個方向，給我們指明了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真象之所在。在對這類沒有殺人或殺人較少的大隊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普遍現象，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符合以下五個條件：一、該大隊黨的基層組織比較渙散；二、該大隊的各項工作一貫比較落後；三、該大隊的地理位置比較遠離行政中心；四、該大隊沒有公社幹部下來指導工作；五、該大隊主要幹部之後的日子都不太好過。例如蔣仁俊就被撤了大隊大隊支書的職。發現這一點，或曰認識到這一點，對我們不僅是一個心理上的，而且是一個生理上的沉重打擊，我像大病一場，整個人都小了一圈。我可以把手捫在尚未完全爛透的良心上，對蒼天起誓：我來道縣採訪的初衷，確確實實是想寫一篇既揭露問題又歌功頌德的紀實文學，但是我做不到，實在沒有辦法做到，請原諒了！
註釋
【注一】 中共零陵地委書記鄧有志曾指示過：「這一次處遺工作，一定要一把火燒透，來要到頭，去要到尾，決不能煮夾生飯。」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