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7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二十二章 萬家莊公社殺人概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萬家莊公社召開全社各大隊主要幹部會議，這個會議又叫「可靠幹部會議」，那些立場不穩的，牆頭草風吹兩邊倒的，就不叫他們參加了。會議由公社黨委組織委員蔣志主持，公安特派員廖承沅作「戰備報告」。廖在報告里說：「現在階級鬥爭的形勢十分嚴峻，武裝部的槍被搶了，公檢法不管事了，敵人有暴動，大家要注意。各大隊的公糧準備好，暫時不要送，什麼時候送，聽公社的通知。我們現在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要把民兵組織好，把四類分子管好，嚴防『革聯』下鄉串聯。對那些調皮搗蛋管不到的怎麼辦？就是要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一切由貧下中農討論決定。八區三個貧下中農就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殺了三、四個地主。二區也宰了兩個……我們公社的地富這麼猖狂，怎麼辦？我們要站出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衛紅色政權，堅決鎮壓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絕對不能心慈手軟，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
會後，五洲、八一兩個大隊聞風而動，貫徹公社會議精神，決定把「調皮搗蛋的殺一、兩個」。報請廖承沅等批准后（另有一種說法是在廖永沅等人的具體指示下）五洲殺了一個（四類分子）；八一殺了二個（四類分子）。但其他大隊還在觀望。
蔣志、廖承沅和公社的其他幾位領導一研究，感到有必要召開一個規模更大一些的會議，提高認識，統一思想，進一步發動群眾，展開對敵鬥爭。
八月二十四日，公社又召開全體黨員和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會議還是由蔣志主持。會上，公社秘書鍾期啟傳達了上級指示精神，念了文件，蔣志作總結髮言。蔣在發言中說：「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昨天晚上，五洲幹掉了一個，八一幹掉了兩個。這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現在到處都行動起來了，你們還不動？」
據當年與會的幹部說，蔣志此言一出，會場立即炸了雷，群情激奮，議論紛紛，只聽得一片嗡嗡營營的聲音。蔣志費了好大的勁，才讓大家安靜下來。
散會以後，五一大隊支書蔣芳如專門找到蔣志請示：「我們大隊小學的劉富才（小學教員）在我們大隊搞活動，在地富家裡串連，要求公社把他調走。」蔣志是個辦事非常認真的人，馬上就帶著蔣芳如找到劉富才的頂頭上司長興完小校長黃熙聖。蔣芳如對黃熙聖說：「黃校長，劉富才這個人要求你們調走算了。我們大隊分子多，管不到，劉富才在這裏起壞作用。」黃熙聖說：「蔣支書，本來大隊要求調走他，我們應該尊重大隊的意見，但現在是文化大革命，調不成。反正在你們大隊教學點教書，就屬你們大隊管，群眾意見說怎麼辦就怎麼辦，該批鬥就批鬥，該殺就殺。殺了，我們幫你們再調一個好的去。」
我們在採訪中得知，劉富才人並不多事（注一），教書也認真，拐場就拐在一個壞毛病上，喜歡會讀書的乃崽。當然，會讀書也算不上什麼壞事，但是世界上的事，有小道理，還有大道理，小道理得歸大道理管。一個當教師的懂不得「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個大道理，何堪為人師？道縣這個地方素有重視教育的傳統，所以大隊教學點上讀書的不光有貧下中農子弟，也有幾戶地富人家也把子女送來讀書，偏偏其中有兩個特別會讀書，逗劉富才喜歡，有時間就借家訪的機會上他們家去坐坐，沒想到惹來殺身之禍。（注二）
對於劉富才被殺，蔣芳如是這樣解釋的：「我們大隊本來不曾要殺的，只是想要把他調走。不但沒準備要殺劉富才，其他地富也不曾要殺。後來出了一件事，一個地富逃跑被抓住了，說是要上山當土匪，搞暴動，那個時候哪個搞得清是真是假，不是想殺人，實在是沒有辦法，只好請示公社一起搞掉算了。」
原來，（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清早，五一大隊一個名叫蔣流明的地富子弟因害怕被殺逃跑了。這個蔣流明以為只要跑出了五一大隊，就萬事大吉。殊不知根據區和公社的統一布署，通往縣城的各個路口、渡口到處都有民兵設卡站崗；大隊上對所有的四類分子（包括子女）都派了專人暗中監視。連大隊都沒跑出去就被抓住了，不但自己被殺，還連累得劉富才等人人頭落地。
早飯後，五洲大隊派人來，下了一張聘請書，請各大隊幹部和民兵參加五洲大隊的殺人現場會。五洲大隊八月二十三日率先殺了一個四類分子，受到公社的表揚，準備再接再厲再殺一批。根據公社廖承沅等人的意見，要搞得氣勢大一些，要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打下去，把革命的烈火在全公社點燃起來，經研究決定學習齊心經驗，搞一個殺人現場會。
當天中午，蔣芳如帶著幾個大隊幹部去五洲大隊接頭，找到五洲大隊支書歐國興，要求五洲開完現場會後派民兵支援五一的殺人行動。因為對殺人的事五一大隊有部分人思想保守，需要借外力促進一下，「從背後猛擊一掌」。
五洲大隊派去支援五一大隊的民兵，完成任務后，回家的路上，路過公社，被蔣志和區團委書記蔣芳宣攔住，要他們報上殺人數字和被殺者的基本材料。帶隊的民兵營長把五洲殺人現場會和支援五一殺劉富才等人的情況做了彙報。蔣志連聲說：「好得很！」又指示：「五洲殺了一批，八一殺了一批，現在五一也行動起來了，形勢大好呀！你們要注意，現在各隊查各隊，不準走漏消息，走漏消息照辦。」
之後，五洲大隊、五一大隊又殺一批。其中五一大隊第一生產隊社員唐保珠（下中農）因在社教中提了大隊和生產隊幹部的意見，也被牽出去殺了。殺之前，幾個被提過意見的幹部站在唐保珠面前，用手指著他問：「看你狠，還是我狠？是你殺我，還是我殺你？」
五洲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三十一人，是萬家莊公社殺人最多的大隊。五一大隊相對少一點，共殺十三人。
萬家莊公社共有十五個大隊，全部開了殺戒。
下面我們再講兩個大隊殺人事件的概況。
一個是沿河大隊（不是沿河塘大隊）。
該大隊幾名主要幹部八月二十一日參加公社殺人會議回來以後，覺得本大隊的地富雖然可惡，但還都沒到要殺的程度，就沒有召開會議傳達貫徹執行。八月二十三日，公社會計張桂榮來到該隊，看到四處寂里清靜，對大隊幹部說：「五區那邊已經殺絕幾戶地富了，現在貧下中農是最高人民法院，就跟土改時一樣，一切權力歸貧協，貧下中農決定地富該殺就殺。全縣到處都動起來了，你們大隊還不趕快行動起來！」
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公社又召開全體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會上表揚了五洲大隊、八一大隊的貧下中農覺悟高、行動快。批評了沿河等大隊，公社領導說：「這是關係到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大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會反過來殺我們，我們有些同志現在心慈手軟，到時候只怕哭都來不及了。」
散會以後，回到大隊，支書何聖志、副支書蔣流鸞等人碰了一下頭，覺得殺人的事還是要慎重一點，決定開會再研究一下。二十六日，大隊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討論殺人問題。經過討論，大家認為，上面既然已經開了口，多少總得殺幾個，何況別隊都殺了，我們再不動手就落後了。認識統一之後，第二天（二十七日），再次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擴大會議，基幹民兵也參加，由蔣流鸞主持，具體研究殺人名單。
然而，事情只要一具體，問題就出來了。原打算調皮搗蛋的殺一、兩個，可是會上大隊文革主任何德福提出：「要殺一起殺，是分子一個不留。別個大隊殺得那麼凶，我們還怕卵子！」貧協主席何天成說：「殺了大的，小的怎麼處理？」何德福說：「先不管那麼多，大的殺了，小的以後再說。」有一個支委思想比較保守，顧慮多，提出來：「說殺就殺，是不是會犯錯誤哦。前幾年刮『五風』，一開始搞起那麼凶，後來不都犯了錯誤嗎？」何聖志說：「殺兩個地富犯個屌錯誤，最多不過作兩個檢討了不得了。將來要作檢討，我去作，不麻煩你。」
最後決定關起十四個，究竟殺多少，請示公社以後再定。
二十八號一大早，何天成就趕到公社去請示。恰巧公社幾位主要領導都不在，只留下一個名叫李元熙的公社幹部守家。李問何：「你找公社領導有什麼事情？」何天成說：「我們大隊的地富現在已經捆起十四個了，大隊上叫我到公社來請示怎麼辦？」李元熙說：「這事情不必要請示公社領導了，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貧下中農討論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何天成又問：「殺了大的，小的怎麼處理呢？」李元熙答覆道：「小的也由貧下中農決定，同意殺就殺，同意不殺也可以不殺。」
何天成回來把公社這一指示一傳達，經研究決定還是全部殺了好，用何德福的話來說就是：「殺光了安安然然，心裏踏實。」
牽出去殺的時候，一個貧農老光棍看中了一個地主婆，請示大隊可不可以留下不殺。大隊支部考慮到該老光棍沒個老婆日子過得委實作難，就同意了，同時宣布：「判了死刑的地主婆同意嫁給貧下中農的，可以免死，但是要立即成親。」
最後殺了十三人。
第二個是七一大隊。
公社開會動員、大隊開會研究等內容基本與沿河大隊相同，略去不講了。且講一個小故事，八月二十六日這一天，七一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一個名叫廖承茂的四類分子子弟的死刑，牽出去殺的時候，廖承茂的母親蔣芝英跟在後面邊哭邊罵。看著蔣娭毑老懵顛懂，不知利害，有人攔住她說：「你在這裏哭一哭就算了。再跟著哭，連自己也會殺掉去。」蔣芝英說：「殺了不是殺了，崽死了，哪個養我？一樣還是一個死。」硬是不聽勸，追著哭罵。蔣芝英都罵了些什麼呢？不知道為什麼，筆者對這一點感到特別有趣。給我們講故事的工作組同志說：「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能罵什麼東西，也就是：『我的崽犯了什麼事，你們憑什麼殺他？哪個跺腦殼的害我們，不得好死。』當時那個情況下，別的四類分子赫得雞崽仔一樣，出氣都怕聲音粗了，她還敢哭敢罵人，結果可想而知。大隊治保主任當時就說：『蔣芝英太猖狂了，還不殺掉，以後地富還管得到。』幾個民兵上來，一頓拳打腳踢，打得她也不哭了，也不罵了，像拖死狗那樣，拖到後背山上，跟她兒子一起丟到一口廢窖眼裡，活埋了。」
這件事在大隊上引起強烈反響，大隊開會研究殺二批時，婦女主任何杏花就提出：「我們自己也有崽女，有爹媽，將心比心，殺掉了，心裏會不恨？說劃清界線那都是假話，所以子女也留不得。分子殺了，子女留到好報仇？我的意見，要就不殺，要殺就殺光。」她的這個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認同，本來準備只再殺幾個分子，最後來了個老少不留，統統殺光，共殺十七人。
註釋
【注一】 在萬家莊採訪時，一位知情者告訴我們：劉富才這個人雖然不多事，但因為與個別大隊幹部有過節。六七年上頭刮「殺人風」，幾個大隊幹部乘這個機會，把他殺掉了。
【注二】 在劉富才之女劉小玲寫給處遺工作的控訴材料中，我們看到如下一段內容：我父劉富才，小學教員，一九六七年亂殺風時被萬家莊公社五一大隊殺害，被殺時年僅三十四歲。殺了我父親之後，他們又要殺我和弟弟，我們逃到井塘沙子河姑姑家才保住了命。當時我才十多歲，是個幼女，他們就強迫我訂婚。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