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6日訊】 【導讀】這是一篇見證大涼山彝族人民1949年後的淒慘命運，和中共對大涼山彝族人民所犯罪行的文字。作者三度滯留大涼山，見證彝族人的沉重苦難。讀後感慨，刊出分享： 沒有共產黨，才會有新中國，才會有中國漢族人、藏族人、新疆人、內蒙人、彝族人，和所有各民族人民的安寧和幸福可言……
（接上期）三十一歲 記住涼山裏的死人溝
1964年，我判刑後第一個被押往的勞改隊是位於四川省崇慶縣內的萬家煤礦，在看守所餓了三年多，帶著一副餓殍般的骨架，來到這個吃四十多斤井下高糧食標準的單位，象所有當年在餓死邊緣上掙扎的底層中國人一樣，還以為誤入了可以脹飽肚皮的天堂，但勞改隊本質上就是個貨真價實的地獄，誰都知道，在真正的地獄裏，絕不可能設下一個名叫“天堂”的包間。
不久，一場瓦斯爆炸眼睜睜地奪走了九十九名犯人的生命，從煤井裏拖出來的屍體，橫七豎八地陳放在大禮堂的地上，屍體告訴我，他們為這裏的糧食高定量付出的代價是如此沉重。
正當我在餓死或者炸死的十字路口踟躕徘徊時，礦井裏又發生了一起電纜被割斷的所謂破壞事故，獄吏們絞盡腦汁難以破案，乾脆把判重刑的反革命犯從煤礦裏調走，去到那除了地球就無可破壞的荒山野嶺。就這樣我和三十多名才來到這座煤礦一個多月的反革命重刑犯，被押往大涼山裏的雷馬屏勞改農場，這個農場象中國所有的勞改隊一樣，早已臭名昭著。但身後那支衝鋒槍的主人的吆喝聲卻在暗示你，既然當了勞改犯，叫你去到那兒就得去到那兒，除非你準備被當場擊斃。
來到農場，第一個向我等新犯“訓話”的是農場管教科長邵廷章，他屬於“才子型”的專業獄吏，一個多小時的口若懸河，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是一個奇談怪論。他說：“雷馬屏農場是一座天然監獄，它周圍茂密的原始森林比高牆電網更有防止犯人越獄逃跑的功能……”
他的這番語驚四座的話，讓我茅塞頓開般悟出了一個道理，原來每個人的職業和興趣能對他判斷事物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一位旅行家眼裏，大涼山的原生態森林是一個珍藏在人間的旅遊勝地；這五彩斑爛的草叢山花交映出的畫面令一位元畫家留連忘返；而詩人則從泉水叮咚、翠鳥婉囀啼鳴中聽到了詩歌的音韻。最令人驚訝的還是這個為共產暴政幫兇的獄吏，他發現的卻是一座監獄，而且是天然的。沒幾年，這個獄吏晉升為這座關押著近萬名勞改犯的大型農場的一把手，我認為這個升遷興許和他的這個“發現”有著某種聯繫。
雷馬屏農場的名稱便是雷波、馬邊和屏山三個縣名的簡稱，意味著它跨越了三個縣的地盤，場部設在建場時期的涼山首府的雷波縣所屬的西寧鄉。這個厐大的絞肉機下屬三個分場和一個大隊，另外還有農科所、醫院、發電廠、為獄吏們的子弟所設中、小學校等等肝膽俱全應有盡有。自1951年建場開始，其人員不斷增加，規模也日益擴大，據說這種發展就是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象徵。
按這座農場的常規，凡從外地調來農場的犯人，必須先到一個名叫集訓隊的特殊中隊進行一番整訓。這個集訓隊另外還有個名字叫嚴管隊，它在大陸各個勞改隊都設有類似單位，用以對付各種類型的、需要加以嚴管的所謂反改造份子，重點是逃跑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農場每年召開兩次公判大會也將從這個隊裏物色加刑和槍斃的物件。由於這個中隊關押的勞改犯非比尋常，獄方對這類人的懲治手段分外殘忍，捆綁吊打腳鐐手銬小監黑監運用自如。因受刑疼痛呼媽喊娘呻吟哭號不絕於耳，對外地調入農場的勞改犯是一種威脅警示，它似乎在說“老子這個農場的無產階級專政鐵拳可是重量級的！”
在集訓隊關了一段時間，我才聽這裏的老犯附耳透露說，這裏原來是一所監牢，專門關押五十年代“彝匪叛亂”的參與者。我定睛一看，這四周的高牆和牆頂上的電網、碉樓和架在上面的機關槍，與我前幾年被囚禁的看守所同出一轍。透露者還進一步證實：“這裏的彝族犯人前年才遷到西昌去了……”他似欲言又忍地頓了一下，接著說：“彝犯調走後，還留下一個彝族幹部，他探親走了半個多月，據說等兩天就會回來”。又過了一段時日，這個透露者大概看出我絕非告密者，這才把前文省略號內欲忍又言的話補充出來，他說：“原來這個監獄裏關了近八百名彝族犯人，遷走時只有七十多人，大饑荒年代餓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這個消息給我的震驚不言而喻。
集訓隊也要出工勞動，和一般中隊不同的只是此間勞動必有獄吏在犯人身邊監督，各制高點皆有士兵荷槍警戒，犯人只能在這幾支步槍構成的交叉火力網內幹活；出工收工進出大門皆需依次大聲報數，崗樓上的哨兵點數驗收。某日帶班獄吏中出現了一個陌生面孔，有悄悄話說：“他就是彝族獄吏瓦貞木基”。在得知他是一個黑彝時我大吃一驚，這位五十多歲的奴隸主家庭出身的人怎麼進了公安部門？後來我才聽說，他們這個家支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他的一位元胞兄還是州政府的領導人之一。隨後幾天，我曾在他帶班勞動時，故意高喊幾句彝語想看看他的反應，但他那張不苟言笑的臉只是對我怒目而視，與我記憶中的“涼山月餅”南轅北轍。直到某日他終於找到個藉口將我捆綁得死去活來，他卻在一邊咬牙切齒地說我說彝語是故意諷刺他是彝族人。勞改犯有一個最值得氣極敗壞的事，那就是被剝奪了申辯權，而且獄吏們還把申辯和狡辯視為同義詞。第二天，我本想因手臂疼痛要求幹點輕活，瓦貞木基卻獰笑著問我：“你是不是想再來一次”？
後來通過若干時日的勞改實踐我才知道，在獄吏中，凡家庭出身是共產黨所判定為敵對階級者，他們為了顯示自己“左”得多麼可愛，對待他治下的犯人分外殘暴――最少在表面上看是這樣的。這位彝族獄吏瓦貞木基對待我等犯眾的大吼大叫、磨拳擦掌，都可以看出他不僅背叛了他出身的階級，更使我驚訝的是他還背叛了他的民族，否則共產黨的專政機關決不會把一個專政物件優待成一個專政爪牙。
瓦貞木基，這個自稱“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階級異己分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從周圍那些“鬥士們”冷嘲熱諷的話句裏，他已經知道，其胞兄已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晚，全體獄吏在隊部吃憶苦飯，而奴隸主出身的瓦貞木基憶什麼苦，吃什麼憶苦飯，他在那一碗粗糠雜草面前尷尬無奈地長籲短歎……
第二天，人們發現他吊死在臥室裏，中共對他統治機器裏的自殺者，不分青紅皂佰地定性為“背叛革命”。其實在漢族人中，類似瓦貞木基這種自己認為在跟著共產黨幹革命，共產黨卻判定他是反革命的悲劇角色，上至中央領導，下至平民百姓，可以千百萬計，他區區一個民族敗類瓦貞木基又算個什麼。
集訓了三個多月，當局在我身上似乎沒有發現更多的“恐怖症狀”，便分配到與集訓隊為鄰的通木溪中隊，這個隊的耕作區和集訓隊的田地犬牙交錯，其中一片名叫燒人溝的旱地，原來屬於集訓隊，在彝族監獄撤銷以後就劃給了通木溪中隊，它還有個地名叫死人溝。其實這類地名都是犯人們為便於劃分生產區域而擅自定下的。但同一地塊享有兩個地名的情況卻不多見。更何況這兩個地名的來歷都不是空穴來風任意杜撰。終於某月某日，我所在的班組被分配到這塊地種玉米，我才知道這燒人溝或者死人溝的血腥歷史。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來到這個農場，那時三年大饑荒早已遠去。但犯人們長年累月處在“長期吃不飽，短期餓不死”的生存狀態中。普通生產中隊的犯人可以在避開幹部目光的情況下，千方百計地開發食物來源以填充腸胃的空洞，集訓隊的犯人的一舉一動都在瓦貞木基之類和看守兵眼皮底下，他們的饑餓難熬應當不難想像。更何況彝族犯人服刑的年代正是1959年到1961年極度饑荒的歲月，沒有油葷沒有副食品，每月就那麼十多斤口糧能支撐多久？
彝族的風俗通行火葬，餓死的犯人就弄到這全隊海拔最低的山溝地段來焚燒，因為燒死人需要大量木材，在山上砍了柴往山下拖，顯然比往山坡上扛省力得多，饑餓中的人“省力”二字的重要性還需要證明嗎？就這樣，這個山溝地段就被喊成了燒人溝。誰知好景不長，在餓死的犯人日益增多的同時，活著的犯人也一天比一天瘦弱無力，沒人再能去山上砍柴拖柴，燒人溝不再燒人而簡化為埋人，火葬變成了土葬，燒人溝變成了死人溝。這也就是這座人丁興旺的彝犯監獄，在死去百分之九十幾的犯人後改成雷馬屏農場集訓隊的原因。
再說我到死人溝種玉米那天，一眼能看到荒草叢中，四處散落著各種各樣的死人骨頭，因為去埋死人的犯人也被饑餓奪走了挖坑的力氣，不可能深埋厚掩。我們在挖地時，除了挖出人體各部位的骨骼外，還能挖出些彝族特殊服裝“察爾瓦”的殘片，有的犯人從骷髏的牙齒的多寡來判斷死者的年齡，談論者的語氣十分冷漠。由於我本人的特殊歷史背景，我知道，這些都是一代民族英雄的遺骸，他們為了捍衛民族的尊嚴，敢於和武器裝備比自己精良到不知多少倍的敵人浴血奮戰，他們名為勞改犯實為戰俘，人類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還公然這樣虐待戰俘的，除了中國共產黨還有誰？
涼山周邊近十個縣，雷波縣有這所監獄，美姑縣呢？普格縣呢？喜德縣呢？涼山州管轄的眾多的縣裏，有多少個燒人溝、死人溝，那裏有多少根白骨、多少具骷髏正對著蒼天控訴……
後 記 民族大團結是假面舞會
我真想針對中共那口是心非的少數民族政策發出感歎，實際上今天大陸上的少數民族正在被同化或者消亡。雖然象藏族、維吾爾族這些地域比較遼闊、人口也比較眾多的少數民族，消亡的進程不是十分明顯，而那些人口較少、地域較窄的民族被同化的速度和同化的深度都是驚人的，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不願穿本民族的服裝，說本民族的語言。任何一場高等學校的招生考試，漢語是試卷上唯一使用的文字，老師們除漢語外也決不會用任何一種少數民族語言授課，這樣一代一代地發展下去，許多民族的語種將不復存在。
有人說，每年央視的中國新年晚會上不是也有演員穿著少數民族服裝引吭高歌嗎！更有人說，你沒看見每年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上，那些穿著少數民族服裝的代表們在聽報告或者在小組會上發言嗎！中央電視臺還刻意為他們安排了鏡頭。
請相信，這類象徵民族大團結的場面全都是一場場“假面舞會”，曲終人散之後回到自己家裏，第一件事便是脫下花花綠綠的民族服裝，因為那只是道具，或者說是表演民族大團結的“假面具”。
（完）
原標題：大涼山詠歎調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