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4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1月20日
中共中央主席老是一陣陣的心情抑鬱。奧爾洛夫應他的請求，為他注射了鹿茸精。但是，即使在這種時候，毛澤東仍親自掌握黨務和軍務的領導。
中國同事妒忌奧爾洛夫。他對我抱怨說，他們中間許多人經常這樣那樣損毀他的信譽。
1945年1月21日
康順利地使中共中央主席陷入了他所希望的精神狀態。毛澤東顯然後悔讓我從葉劍英那裡獲取情報。
葉劍英私下對我說，他倒並不怎麼煩惱，這又不是他的事。他不過是執行指示而已。葉劍英說得可能有點不真實，他還是煩惱的，可是他對康生的鄙視壓倒了事業上的考慮。
情報局頭子試圖對葉劍英施加壓力，壓他自動放棄作我的“新聞專員”的職務。葉劍英總算有了個出氣的機會，他不讓康干涉別人的事情。
康受到了侮辱。
1945年1月22日
德帕斯上校帶著大使的又一封信，星期日乘專機自重慶飛抵延安。
白宮準備促成中共在中國軍事委員會派駐代表，這是個很大的讓步。
但是，中共中央主席反對周恩來的重慶之行，因為蔣介石設於行政院(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是旨在欺騙輿論和阻礙共產黨發揮主動性的騙人的機構。
中共已經採取步驟來挫敗重慶的這一著棋，並在國內外公眾面前進一步損毀蔣介石的威信。
美國人顯得異常忙碌和緊張不安。這也許跟即將召開的三盟國會議有關，也許跟羅斯福總統打算訪問中國也有關。美國人想操縱這兒的局勢，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他們想腳踩兩只船。可是，迄今為止，誰也沒有因此而成功了的。
事實依然是：赫爾利先生堅持要求周恩來到重慶去。美國大使還希望能改正他犯的錯誤，希望能控制中國，既控制國民黨又控制共產黨。
美國人特別急於要進行各種會談，因為他們怕蘇聯必然要在遠東採取行動。毛澤東也考慮到了這種行動。政界人士忙得團團轉！天天有新的拜會和記者招待會，報上天天有富於傾向性的社論。
1945年1月25日
對美國大使的建議整整討論了三天。三天三夜來，毛和他的同僚絞盡腦汁，要想出既能拒絕國民黨最近的建議而又不致引起公眾不滿的辦法來。三天來，德帕斯上校在耐心地等候答復。
周恩來和美國武官星期二飛重慶。我看德帕斯似乎比往常說話少了。自然，很少有值得高興的理由。機場上，他的一群同胞歡送他。德帕斯穿著筆挺的軍裝和發亮的皮鞋，顯得很出眾。他是個典型的職業軍官。他上了年紀，面帶倦容，這面容同他掛著綠色上校肩章的結實的寬肩膀不大協調。
此行的正式目的是同蔣介石會談，由赫爾利作中間人。
赫爾利大使肯定會作為“媒人大使”，在美國外交使上流傳。
毛澤東以對我信任的口氣告訴我，“中共原則上反對參加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
中共中央主席同往常一樣，並不是徹底坦率的。現在，中共領導希望通過蘇聯而不是通過美國的調處來獲取更多的東西。因此，他們同意談判，以便他們政治要求的急劇變化不致激怒公共輿論。周恩來帶去一大堆文件和要求。那些要求，重慶是一定不會接受的。
周恩來在重慶機場發表聲明，內容如下：
“去年十一月，我與赫爾利將軍自延安飛重慶。當時，中共中央授權我同國民黨當局討論成立聯合政府的具體問題。從那時到現在，國內形勢變得甚至更加危急了。
“為了動員和團結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與盟國配合行動，來打敗日本侵略者和挽救時局，現在迫切需要同政府以及其他方面討論有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
“這就是我再度來到這裡的原因。作為我黨的代表，我要求國民政府、國民黨和中國民主同盟，召開各黨各派會議，該會議行將成為召開國民大會之前的預備會議；我還建議討論組織與召開國民大會以及組成聯合政府的方案。
“我們認為，這是動員和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打退敵人的進攻、以行動配合盟國反攻的唯一道路，是挽救時艱的唯一出路。所有用以減輕病症的治標劑，都不能治癒疾病本身，都絕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中國人民現在所期望於國民政府的，是立即廢除一黨專政和成立聯合政府。我們熱忱希望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這些建議。”(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