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6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1月12日
我請求中共中央主席不要勉強我再從情報局頭子那裡去獲取軍事政治情報了。
首先，依靠康生是很丟臉的。每天，我得去聆聽他屈尊告我的新聞。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僅必須耐心地聽取各種各樣的假報告而已，情報局頭子還總是想嗅出我心裡在想什麼。
第二，我要把錯誤的消息從所有這些材料中排除，照例要搞得勞累不堪。
第三，他經常對我隱瞞有損蘇聯利益的延安政策的真實情況。
第四，他恨我。他想幹掉王明的時候，我進行了干涉，因而，他是饒不了我的。他恨我，還因為我告訴莫斯科，他是馬列主義的叛徒，是殘害持國際觀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劊子手。
第五，我還在受監視。情報局頭子的局裡有一個人，冒著生命危險，告訴我用來監視我的新方式方法。
第六，康生找些事情來敗壞我的名譽，並說我以前向莫斯科打的報告都不可信，用這個辦法來迫使我依靠毛。
自然，我沒有把這些告訴毛澤東。為了讓我的請求站得住腳，我對他說遠東形勢正在變得極其複雜。在這種形勢下，康生不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情報。延安既沒有外國報紙，又沒有新聞中心。因此，我對重要時事未能及時得到消息。在當前的情況下，康生不能夠(我當然不說他就是不願意)客觀地評價形勢的發展。我無法得到可靠而及時的消息，這對共同的事業是有害的。
雖然中共中央主席很難反對，但是他還是表示遺憾說，他別無良策，因為康生是特區消息最靈通的人(“如果不是全中國消息最靈通的人的話，”毛開玩笑說)。
我說我倒有個辦法。看得出來，葉劍英同志是個能幹的外交家，由於他的地位而掌握著必要的情報，他能夠對時事作出符合實際的評價。最重要的是，這會使得工作效率高一些（這無疑會提高情報的價值）。葉劍英同志見多識廣，這就保證了他能提供夠水平的報告和見解。
要在兩年前，中共中央主席甚至不會跟我討論這個問題。那時，世界上所有電台都已計算好了希特勒完全戰勝蘇聯所需要的時間。
毛勉強地同意了讓葉劍英作“新聞專員”。他不是由於軟弱而讓了步，他只不過是開始在認真地同莫斯科玩一場賭博，而我在他的計劃中已被排定在某個位置上。值得惹我生氣嗎？
分手時，毛澤東含笑對我說，問題不在於我從誰那裡獲得情報；主要的是使情報為“共同事業”服務。
1945年1月14日
毛同我一起往外走。
葉劍英過來了。毛拿出一支香烟來點著。他是能夠等待和保持沈默的。
葉劍英說，美國人對延安的蘇聯人感興趣。
“你的新聞處使他們很感興趣，孫平。”葉劍英最後說。
“記者們對此也感興趣。”毛澤東補充道。
毛指的是去年外國記者訪問特區的事。美國軍事觀察組和愛打聽的記者們，自然很有興趣探知莫斯科在這兒的“地位”。他們都驚奇地發現，延安只有三個蘇聯人，那就是我，奧爾洛夫和里馬爾（不算普羅先科，因為他只是偶爾來延安），而美國人在延安卻駐有一個龐大的使團，其人數有時有好幾十。用運動員的話來說，這方面，顯然美國人得分多。
我想，美國人知道不少整風的事情（多虧了誰呢，弗雷還是馬海德？）即令他們不知道黨內分歧的全部錯綜複雜的情況，他們也一定抓住了主要問題：毛澤東想實施他的民族主義的“現實的馬克思主義”，而他們認為這種“馬克思主義”是反蘇的。知道這一點就夠了。
自然，並非所有的觀察員都對整風的意義作這樣的評價。但是像戴維斯、謝偉思、廬登（多少還有史迪威）這樣的人物，顯然及時意識到了毛澤東這種看法所提供的機會。中共有這樣一個領袖，他們就不大在乎它的經濟綱領了。同他聯合的基礎是現成的，因為他竭力想在政治上孤立蘇聯，而人們能從中覺察出反蘇的思想來。觀察員先生們沒有弄錯，他們聞到了中共領導情緒中的反蘇味道。
史迪威、戴維斯、謝偉思和廬登是那種最危險的“盟友”。他們比起他們的那些不相信毛會真正反蘇、斷定這位主席不過是虛張聲勢的同僚來，要看得遠，看得遠得多。其他的美國軍官只不過是不折不扣地遵循上面的指示而已。其實毛的行為同那種把毛澤東看成為“第一號共產黨人”的意見，並無共同之處，（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還談得上取得什麼進展呢！）軍官先生們還斷定“第一號共產黨人”不過是虛張聲勢哩。
史迪威那伙人（戴維斯、謝偉思、廬登）懂得，美國同特區合作，比起傳統地傾向於蔣介石或只是有限地利用中共的軍隊來，前景要廣闊得多。
約瑟夫．史迪威對形勢了解得非常清楚。這位將軍的左右有這樣一些人，並非偶然。史迪威無可爭辯地是個中國通。他青年時期跟美國軍事代表團一道，在中國待過很長一段時間。因此，太平洋戰爭伊始，羅斯福總統就任命他為中緬戰場美軍總司令（兼蔣介石的參謀長）。
1945年1月16日
同美國人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共產黨領導意識到，同美國人談判成功的機會逐漸化為烏有。借助美國來解決國內問題的希望要成泡影了。毛想，起碼也要利用美國人對抗日統一戰線的團結的關注，讓他們管住蔣介石。一旦他當權，他保證美國襲斷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投資能得到相當大的利潤。
美國人不會容許民族解放戰爭表現出革命性，這並沒使毛感到不安。對他說來，重要的是利用他們的援助來增強實力，使老蔣失勢。他拿重慶體制的腐敗，它的崩潰的不可避免性，和從經濟前景來看這一體制的不可靠，來嚇唬白宮。毛像個商人做買賣那樣，試圖證明他的貨是最好的。
結果，美國人還是被他們對共產黨的極端恐懼征服了。他們準備相信中共領導人，但又不相信他們所領導的力量。儘管他們想把共產黨領導人玩政治的小動作和日益增長的革命運動明顯區分開來，但還沒有這樣的膽量。白宮認為危險太大了。它的使節不斷往返於華盛頓和重慶、延安之間。誘惑是大的，可恐懼甚至更大。美國人以為莫斯科是中共中央主席的後台。
毛澤東對這點十分了解！這個湖南人試圖使美國人相信，中共享有完全的民族獨立(！)，用種種辦法讓他們領會，蘇聯在遠東的孤立不僅適合美國的利益。他這樣做並不是無的放矢。可是，華盛頓並沒有把他的友好表示當作一回事。華盛頓斷定毛不過是想損人利己擺了。
毛對美國人越來越生氣，現在他決定利用他們想打中共軍隊主意這一點，從他們身上狠狠撈一把—要他們經常把蔣介石管起來，並迫使他們提供援助。雖然美國人對給武器是很吝嗇的，但是他們並不拒絕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將來靠誰在這裡打日本人呢？讓他們用延安所提出的各種要求把蔣介石的手腳捆起來吧。(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