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民族英雄蔣介石》(十一)

【新唐人2012年8月20日訊】【導讀】真實的蔣介石雖然並非道德完人,也非聖人,然而卻不失為一個仁心有餘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偉人。他的一生時而波瀾壯闊,時而波濤洶湧。本來他完全可以引領中國人民走出受列強欺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業。不幸的是,由於邪惡至極的共產黨惡魔的強力干擾,竟致壯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陸中國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無法律保障,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的水深火熱,道德淪喪的罪孽深淵之中。

本書根據英美各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的相關二十餘部專著綜合編譯 ,著重參考了日本中日關係專家Keiji Furaya的經典名著《蔣介石:他的生活與時代》,張戎女士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辛灝年博士之《誰是新中國》和美國專家喬納森之《蔣介石大元帥和他丟失的國家》與《一個偉大的強國興衰史》,及大量相關專題論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雙方歷史檔案及精研蔣介石眾多演說,信件,日記的基礎上撰寫了此部宏篇巨著,內容詳實,論據充分,立論客觀公允,是西方包括漢語世界研究中國現代史和蔣介石的權威經典著作。書中披露的大量真實史實,對還原蔣介石和中華民國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接上期)

二十四 中山艦事件真相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蔣介石在黃浦軍校的一個會議上,重申他的北伐決定。隨後他離開黃浦回到廣州市的家中。當天上午汪精衛之妻陳碧君,在兩個小時內五次電話蔣介石第二任妻子陳潔如,詢問蔣何時乘船到黃浦軍校及從哪個碼頭等細節。當天上午中山艦停泊在珠江上,艦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稱接到蔣介石命令,故在黃浦加媒以備遠航。而鄧演達告訴李之龍是蔣介石下的命令,於是中山艦開回黃浦停泊但通宵不熄火,全艦處於戰鬥準備狀態。蔣介石由於並未下此命令,因而生疑,故改變原定赴黃浦軍校上班的計劃,而中山艦整天守侯在港直至第二天。三月十九日上午軍校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來蔣介石家;當晚中山艦駛入黃浦港。被告知蔣介石已離開黃浦后,艦長李之龍電話蔣介石是否需船開回廣州?蔣說「我問他是誰命令讓他開進黃浦的?他答不上來。三月十九日晚,中山艦開回廣州,整夜通霄未熄火,船上燈火通明處於一級戰備狀態,當時我懷疑共產黨想發動政變,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邪惡計劃的內容,直到後來我才得知,他們意圖扣押我,將我送至俄國。」(注一)對於中山艦事件,馬汀威爾巴爾教授指出其起因於:「三名蘇聯軍事顧問首腦對蔣的居高下及反對北伐的態度,且蔣介石相信俄國人計劃綁架他到蘇聯」。(注二)

三月十九日晚,蔣介石宣布廣州市誡嚴,次日晨軍隊包圍共產黨控制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繳械工人糾察隊武器一千餘支步槍;部隊分別佔領火車站,中央銀行,逮捕李之龍;軍中共產黨員和蘇聯顧問全被軟禁,軍隊包圍蘇聯軍事顧問團住所,周恩來亦被拘留,但很快便解除軟禁,除了李之龍和少數幾個共產黨外,其餘被捕的共產黨員全部迅速釋放。蘇聯人被告知一切系誤會,蔣隨即要求鮑羅庭撤換他不喜歡的蘇軍事顧問。

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蘇軍顧問斯特彼諾夫(Stepnoff)承認蘇軍事顧問團與下令中山艦返廣州有牽涉。三月二十日蘇軍事顧問團開會詳細討論蔣的動機並得出結論:很大程度上俄國人應對這起不幸事件負責,他們忽視了中國人的傳統和情感,因而引發不必要的衝突;俄國人認為中共違反了滲透原則,過份擴張奪權,俄國人與中國同等錯誤;事件後幾天,蘇聯領事代表會見蔣介石,問蔣是否直接針對個別蘇聯軍事顧問或反對蘇聯?蔣答:是直接針對個別蘇軍事顧問。蘇聯領事代表對蔣的答覆表示滿意,並向蔣保證,不合意的軍事顧問將被召回俄國。三月二十四日基桑卡和他的助手離廣返俄。四月十四日國民政府解除了十餘位蘇聯軍事顧問的聘任合同。加蘭將軍與蔣介石告別時非常傷感,蔣稱是他一生中最感人的時刻。回俄國后,加蘭將軍先任蘇聯遠東軍司令,在侵略中國東北時被東北軍趕出去。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大清洗時,加蘭將軍被任命為軍事法庭法官,被迫處決自已的部下,甚至被逼迫監督死刑執行。後來斯大林下令逮捕他及妻子和子女,由貝利亞親自審訊,備受酷刑后被處決。蔣介石後來曾多次點名要求斯大林再派加蘭將軍來華做其顧問一直未得到回復。一九三九年蔣指示駐俄國大使再次要求,斯大林不知加蘭是誰,助手告訴斯大林加蘭即Blyukher元帥,斯大林說此人因向一日本女間諜渫露機秘已被處決。(注三)

三月二十三日蔣介石致函汪精衛指責他站在共產黨的立場,隨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執委會通過決議同意蔣介石的建議,左派同志暫時退休一段時間。由於蔣介石的行動未經汪精衛授權,被一個直到二大時甚至還不是中央執委會委員的蔣介石不放在眼裡,汪感到受辱。三月二十三日汪悄然離廣州到郊區養病。在一封給蔣介石的密友張靜江的信中汪精衛稱:「我將告別政治」;因為他懷疑和討厭蔣介石,五月汪離廣赴法國,臨走前他寫信給蔣介石懇求他「保持革命路線,果如此他個人不在乎犧牲自已」。

就蔣介石而言,他坦然承認自已的行為「是濫用權力,願意接受軍委認為合適的任何處罰」。同時,蔣辯稱,「當時情況如此緊迫,根本無法按正常程序確保獲得適當授權」。然後寫了一封辭呈,離開廣州到一個山莊休養,直到四月一日才回到廣州;

蔣介石無意與蘇聯決裂,也無意終止統一戰線。他僅是想在軍中和政府中清除共產黨的影響,奪回革命領導權。蔣介石因還需要蘇聯經濟軍事援助,故未與蘇聯徹底鬧翻。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召開緊急會議決議暫時退讓,里昂教授寫道「結果國民黨黨、政、軍大權全被蔣介石一人獨攬,蔣則成為軍事獨裁者」。(注四)當然這種價值判斷顯然站不住腳。

鮑羅庭聞中山艦事件后,立即返廣州(四月二十九日),他決意蘇聯和中共暫時退卻,以維持合作,儘可能推遲國共決戰。故他幾乎每天與蔣交流長談,兩人的友誼也達到高峰,蘇聯官方對此政變的反映是否認曾發生任何政變,堅持認為中國的情況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好。(注五)在此談話基礎上,蔣於五月十五日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八條《整理黨務案》:

一.共產黨應令其黨員停止攻擊國民黨,尤其是孫中山和三民主義;

二.共產黨應向中央執委會主席提交一份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詳細名單備案;

三.任何雙重黨員不得在國民黨中央與各級黨部任負責人;

四.未經黨的特別授權,任何人不得以國民黨名義舉行任何推舉競選人會議;

五.未經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命令,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不得組織任何形式的組織或涉入任何活動;

六.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給國民黨內的共產黨的任何有關策略的指示,指令,應當首先提交一份給國共聯合會議備案;

七.未經事先獲許退黨,任何國民黨員不得加入任何其他政黨。退黨而加入共產黨者不得重新入黨;

八.違反前述規定的黨員將開除黨籍,並視情況受處分。

「在我與鮑羅庭就有關這些建議的談話中,他對我的態度友好與合作,在好幾點上他作出妥協以符合我的觀點;同時,根據孫中山的教導,我拒絕僅因我們與蘇聯的合作,與共產主義妥協。」蔣說。(注六)國共之爭,也是斯大林與托洛斯基之爭。托氏主張共產黨立即撤出國民黨,共產黨需要獨立,維護其自已的領導。隨後譚平山被解除組織部長職,毛澤東解除宣傳部長職。

蘇聯軍事顧問I先生稱蔣介石為「一個年青的職業軍官,是個富有雄心,無情狡黠、毫無是非、無所顧忌的人,這些特點使他進入中國政治舞台中心」。然而,蔣介石早年想改造中國,特別是他在此一九二零年代下過功夫讀過馬克思、列寧的書。蔣介石總結他跟中共當年的分歧是三個方面。第一,共產黨主張廢除私有制,蔣主張保護合理的私有制。第二,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蔣主張階級合作,勞資合作。第三,中共主張暴力,用暴力進行社會改造,蔣主張用非暴力。(注七)

胡漢民在莫斯科時任農民國際執委,他在共產國際第六屆會議上說:「我們偉大的領袖孫中山的口號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口號並無兩樣。戴季陶(中共一大發起人之一,國民黨理論家)從一九二五年七月始發表大量反共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認為共產主義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他公開組建孫中山學會,與西山會議派相區別。前者是革命派支持重組國民黨,後者是國民黨元老極右派;西山會議派是目標是推翻汪,孫中山學會則支持汪蔣。(注八)

此時北方局勢發生了激劇變化。東北張作霖和西北軍馮玉祥支持的段其瑞執政府此時影響力下降。四個軍事集團即張作霖的東北軍,馮玉祥的西北軍,新直隸軍孫傳芳和舊直系的吳佩孚軍主導北方。其中實力最強的是張作霖。由於四者皆自視老大,故軍閥之間不斷為地盤也為控制中央政府而混戰。為此目的,他們不時變換同盟,反對一方或他方。而每個軍事集團後面皆有外國支持,張作霖依日本,吳佩孚賴英國,馮玉祥靠蘇聯,孫傳芳則仰美國。

二十五 北伐雄師所向無敵

一九二六年三月初,奉系張作霖與馮玉祥軍在天津大沽展開爭戰;馮在港區布雷,張聘日本戰艦助戰,日本和其他列強給北京政府最後通諜,立即在北京、天津地區停戰。段其瑞沒有實權命令停戰,北京學生同情國民黨(此時馮與國民黨合作)指責段其瑞喪權辱國,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抗議示威,反對段其瑞政府。段的軍隊向群眾開槍,死四十七人,傷二百人,引發全國性抗議。當段其瑞得知槍殺學生事件后痛心疾首,認為自已一世英名毀於一旦,他特意到屠殺現場長跪不起,向亡靈懺悔,並從此終身素食,隨後查處了責任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成為全國學生的統一口號。(注九)同時,馮玉祥軍在奉軍與直隸軍聯合進攻下潰敗。馮隨即辭職出國,將軍權交給他的部下,他的軍隊撤回西北,他則赴蘇聯考察。在蘇聯期間,馮認識了鄧小平,回國時鄧小平成為馮玉祥的軍中顧問。北方軍閥混戰為蔣介石發動軍事北伐提供了一個最佳機會。蔣認為新軍閥之間的聯盟僅是烏合之眾,故決定發動北伐,實現孫中山的遺願。(注十)

蔣介石果斷處理中山艦事件的傑出表現,提高了他的道德聲望。他的務實的邏輯和勇氣,使他贏得黨內支持;而他傑出的說服能力又使他令猶豫不決的國民黨內意見統一。四月十六日他被任命為國民軍事委員會主席。六月四日蔣召集中央執委會和中監委會議,提出北伐不能再拖延。次日蔣被任命為北伐軍總司令。七月一日蔣以國民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簽發北代令,「為保護人民我們必須推翻所有軍閥,掃除反動勢力,以便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七月四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公告號召全國人民支持北伐。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授予蔣介石除了國民黨本身以外,控制所有組織,無論是軍事的還是民事的,公的還是私的權力。七月八日蔣介石宣誓就職北伐軍總司令,(注十一)次日蔣正式命令並宣布:(一)他將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其在中國的走狗發動不妥協的勇猛戰鬥;(二)號召中國所有的軍事指揮官加入革命隊伍,反對外敵以便早日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三)他將儘力推動促進人民與國民革命軍之間的和諧,使之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注十二)

北伐軍由七個軍約十萬人組成。何應欽任第一軍司令;潭元凱第二軍;朱培德第三軍;李濟深第四軍;李福林第五軍;程潛第六軍;李宗仁第七軍。第一軍由黃浦軍校畢業生組成,第四軍由舊廣東軍,其餘大部分由不合格的軍官指揮,許多人僅是投機革命。武器裝備差,僅有幾般小戰艦和一支有三架戰機的空軍。

北方軍閥實力大得多。吳佩孚有二十五萬人駐河南,湖南,四川,貴州和其他省;孫傳芳二十萬人,駐江蘇,淅江,安徽,福建,江西;張作霖三十五萬人駐滿州,直隸和山東。武器裝備也遠比北伐軍強得多。但北方軍閥幾乎不理解國民革命軍的性質,他們相互間爭吵不休,為了各自的勢力範圍和擴充各自的地盤時常開打,他們均瞧不起南方的戰士。他們相互間的敵對態度阻礙了他們真誠合作以反擊敵人的進攻。因此,使得國民革命軍能夠實施各個擊破的戰略計劃。當他們意識到結症所在時,北伐軍已卡住他們的咽喉。

蔣介石的首個目標是湖南省,湖南督軍曹衡蒂與吳佩孚結盟。早在北伐前,蔣介石便已說服曹衡蒂手下的唐生智將軍裡應外合,不久唐生智即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司令。北伐軍七月十一日輕取長沙,僅遇輕微抵抗北伐軍於八月二十二日佔長江上的一個戰略港口永州。此時北伐軍已控制湖南全省,武漢近在眼前,當北伐軍推進到汀四橋時遇到激烈抵抗,其東面是一高聳的懸崖天然屛障,西北和南三面環水,系易守難攻的絕佳戰略要地。吳佩孚令其部下死守,並親臨現場指揮,但他尚未抵達前線時,汀四橋已落入北伐軍手中。吳調來兩個師,由督戰隊督戰,後退者一律格殺勿論,經強攻於八月二十七日夜奪回汀四橋;但是在北洋軍未及有時間重新布陣之前,蔣即下令反攻,於八月二十八日晨北伐軍又奪回汀四橋;不久吳的軍隊再度奪占汀四橋,第四軍由於首當其衝故損失慘重,蔣下令第一軍增援第四軍,經激烈戰鬥,英勇的北伐軍終於最後奪取汀四橋。

九月一日吳佩孚在汀四橋戰敗后,匆忙計劃防守武漢三鎮,武昌的戰鬥極為血腥殘酷,在夜幕掩護下,北伐軍三次進攻,皆被城內的輕、重機槍構成的密集火力網打回。同時漢口和漢陽皆落入北伐軍手中,武昌陷入四面包圍之中。吳佩孚堅守孤城近一個月直到是十月十日才率一度強大的直隸軍殘部突圍撤退至河南。

北伐初期蔣的戰略計劃是,「攻吳佩孚友孫傳芳穩住張作霖」。據此,八月二十日蔣介石發了一份電報給孫,恭維孫「維護了東南五省的秩序和穩定」,並詢問孫是否願意隨革命浪潮,加入革命大軍。如果孫決意參加國民革命,蔣向他保證,蔣將向國民政府提議任命孫傳芳任東南五省軍隊總司令。

孫傳芳輕蔑地拒絕蔣的要約,他決定血戰到底。八月三十一日孫傳芳令野戰司令盧湘庭保衛江西,抵抗正在進軍的北伐軍。九月六日在盧未及完成按詳細計劃布防,北伐軍即開始了進攻。九月十九日南昌易手。盧湘庭在其九江總部通過九江——南昌鐵路增兵反攻,並於九月二十一日奪回南昌。次日,北伐軍第六軍在新增一個師的增援下,重新奪回南昌。但未能守住,第六軍被迫再次撤離南昌。此時武漢戰役已接近尾聲,蔣介石於十月二日抵離南昌六十公里的高安,親自指揮戰鬥,蔣同時帶來第四軍的後備部隊和部分第一軍官兵參戰,南昌最終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落入北伐軍手中。(注十三)

南昌戰役是整個北伐決定性的戰役。孫傳芳軍第六師師長和旅長皆被俘,孫軍最精銳部隊全軍復沒,孫本人逃至南京;因此,江西,湖南和湖北轉歸國民黨控制。

擊潰孫傳芳后,清除了國家統一的主要障礙。孫傳芳向張作霖求援,張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自封「安國軍」總司令,任命孫傳芳和張宗昌為副總司令。張的軍事計劃是讓總部遷至河南鄭州的吳佩孚沿京漢鐵路進軍湖北;同時孫傳芳部進軍福建;張學良指揮東北軍協助吳佩孚的湖北戰役;同時,張宗昌的山東軍協助孫傳芳。與此同時,孫傳芳在福建的司令周應人逃至淅江。北伐大功即將告成,雖然北面還有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馮玉祥仍有相當實力,但北伐軍勝利進軍勢不可擋,然而此時,國共兩黨卻展開了生死博斗。(注十四)

注 釋

【注一】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七五

【注二】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一九零零-一九四九, Longman, London & New York, 一九九八, p.四三.

【注三】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一八五零-二零零八.(Allenlane Penguin Books, 二零零八)p.一六零.

【注四】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ay,一九三四) pp.二七零-二七二.

【注五】 Wu,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Alliance, pp.四五六-四五七.

【注六】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七九.

【注七】 楊天石,「蔣介石日記與蔣介石其人」。

【注八】 Hua Kang,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chap,iv. Sec.1.

【注九】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一

【注十】 Dick Wilso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Weidenfeld and Nicolson(Academic) London, 一九九一)p.九

【注十一】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一八五零-二零零八.(Allenlane Penguin Books, 二零零八)p.一一四.

【注十二】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二

【注十三】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五

【注十四】 Dick Wilso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Weidenfeld and Nicolson(Academic) London, 一九九一))p.一零

此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做了修改

(待續)

文章來源:百家爭鳴【郭國汀律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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