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7日訊】【導讀】真實的蔣介石雖然並非道德完人，也非聖人，然而卻不失為一個仁心有餘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偉人。他的一生時而波瀾壯闊，時而波濤洶湧。本來他完全可以引領中國人民走出受列強欺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業。不幸的是，由於邪惡至極的共產黨惡魔的強力干擾，竟致壯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陸中國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無法律保障，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的水深火熱，道德淪喪的罪孽深淵之中。
本書根據英美各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的相關二十餘部專著綜合編譯 ，著重參考了日本中日關係專家Keiji Furaya的經典名著《蔣介石：他的生活與時代》，張戎女士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辛灝年博士之《誰是新中國》和美國專家喬納森之《蔣介石大元帥和他丟失的國家》與《一個偉大的強國興衰史》，及大量相關專題論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雙方歷史檔案及精研蔣介石眾多演說，信件，日記的基礎上撰寫了此部宏篇巨著，內容詳實，論據充分，立論客觀公允，是西方包括漢語世界研究中國現代史和蔣介石的權威經典著作。書中披露的大量真實史實，對還原蔣介石和中華民國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接上期)
二十二 中共篡黨奪權
孫中山離廣赴京時，指定胡漢民在他離任期間代行大元帥職，授權蔣介石全權訓練新的國民黨軍；任命廖仲凱任所有軍隊的總黨代表。孫中山的突然去世，使國民黨一時無人有足夠的威望與權威令所有國民黨員全心支持擁戴。共產黨看到這是奪取革命領導權的最佳時機。在鮑羅庭的操縱下，共產黨開始了奪權行動。他們先將國民黨劃分為左中右三派，並制定了三個階段的奪權策略：第一階段，與左派和中間派結盟，打倒右派；第二階段，孤立從左派中產生的新右派；第三步，推翻新右派后，孤立和打擊中間派。（注一）
在孫中山去世前，鮑羅庭已著手實施奪權計劃。胡漢民指出：鮑羅庭相信孫中山的繼承人必須是個有高度聲望，同時沒有清晰的堅定的意識形態信仰者。他必須虛榮，以自我為中心，喜好權力。鮑鎖定三人：胡漢民，汪精衛和戴季陶。經仔細觀察，鮑首先排除了胡漢民，因胡「難於共事」；繼除戴季陶，因其「難以控制」；剩下唯一的汪精衛，因其「野心勃勃以致易受高超技術的操控」。當鮑羅庭告訴汪精衛他是國民黨未來領導人最合格者時，汪精衛喜出望外。
因此，孫中山臨北上前指定負責大元帥最高職責的胡漢民，在改組國民政府後什麼職位也沒有，因為鮑羅庭和中共將他划為右派，是必須打倒的首要目標；而孫未提及的汪精衛卻一躍成為黨、政、軍一號種子。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五三十慘案」，雖是共產黨組織發動罷工引發，但這是中國人受帝國主義欺壓忍氣吞聲多年的一次總暴發。六月二十三日廣州市民，學生包括黃浦軍校八百名學生示威遊行聲援上海，英國和法國軍警用機槍掃射示威者，造成六十名工人農民和二十二名士官生死亡，五百人受傷，下令開槍的是英國軍官愛默生；國民政府向英、法領事館提出抗議，但未獲滿意答覆，故決定切斷與英國的經濟關係，並立即舉行針對香港的總罷工，即著名的「省港大罷工」，一直持續到次年十月十日才停止，給予香港經濟致命打擊（注二）。大陸史學家楊天石教授對此事件卻寫道：「一九二五年廣州發生沙基慘案。廣州人民為了支援香港大罷工，在廣州租界對面的沙基舉行遊行。英國在租界開槍，打死中國遊行群眾五十多人，打傷更多」。楊先生明顯搞錯了史實。因為廣州人民的示威遊行是為了支持上海「五三十慘案」，而「省港大罷工」則是英國軍警鎮壓廣州市民學生的示威槍殺了八十二名市民和軍校士官生另傷五百人，而港英當局不理采南方政府的抗議而引發。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莫斯科設立孫中山大學，由卡爾出任校長，米夫任校長助理，成為培養未來中共領導人的中心。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國民黨的關係》書中披露，「中山大學只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從沒有開過一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課程，從沒有開過一次孫中山學術研討會」。（注三）「中山大學唯一「宣傳」孫中山的書，是匿名作者的《孫文的學說》，該書是按列寧之『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是以反動的社會主義的學說為基礎』論調，徹底批判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直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國民黨才發現這個秘密。
共產黨打國民黨右派搞得人心惶惶，反對之聲全部被封殺，中央執委會五名常委是汪精衛，林森，鄒魯，丁維方和易書德，以革命利益需要為由，林森和鄒魯被鮑羅庭建議派往北方，由兩名共產黨員林祖涵和譚平山替換，而易和丁在北京，汪則時常以鮑為靠山，結果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實際上變成鮑羅庭和中共操控。（注四）
林森和鄒魯一抵上海，立即會見了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薛青，邵源中，葉祖藏和其他要員，宣布在北京召開中央執委第四屆會議即西山會議。他們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一座寺廟召開會議，由於廣東中執委實際操控在共產黨手中，重新選舉新的中央執委會委員，並通過決議：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解除鮑羅庭顧問職務；停止汪精衛黨籍六個月，將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從廣東遷至上海；汪精衛犯有嚴重錯誤：允許鮑羅庭主導黨政事務；按鮑羅庭的旨意將胡漢民驅逐出廣東；提拔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即使毛在擔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負責人十四個月期間，一直宣傳共產主義。（注五）
蔣介石與西山會議的國民黨元老們一樣不喜歡共產黨。他早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一大前即已明確表達了不同意接受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然而，他卻不讓自已的私人情緒影響公共政策。黨的政策容共，他執行黨的決議，儘力使之成功。因此，他建議西山會議派的老同志深思，他們這樣做的後果。分裂黨得益者唯有中共。十分明顯，此時蔣介石是個真正的革命者和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他希望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能與全體黨員合作，促使國民革命成功。他亦期望共產黨不要那麼迫不及待篡奪革命領導權。但共產黨已被群眾運動的成功沖昏了頭，而未意識到中國工農遠未達到為革命而犧牲的覺悟程度。
西山會議派首先公開反對國共合作，但這是一次無效的反抗，領導反抗的元老在黨內外無實權，既無政權權力也沒有軍力，亦無群眾追隨。在共產黨眼中，他們不過是一群老朽不足為慮；於是召開國民黨二大，共產黨操縱主導成立一個資格委員會（鄧澤玉，林森，林祖涵，毛澤東，譚平山），鄧討厭共產黨故拒絕參加任何會議，林在北京，剩下的三位全是共黨，因此，二百五十六位二大代表，出現九十名共產黨員，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大會開幕，汪精衛任主席團主席。譚平山，吳玉章（兼任秘書長），毛澤東，張國濤，林祖涵和其他七名共產黨員組成一個秘密小組每天碰頭研究方法手段操縱大會，雖然共產黨代表僅佔三分之一強，其影響力遠大於其人數，實際成為黨中黨。
共產黨的主要動議是開除西山會議派領袖的黨籍，蔣介石作為淅江代表反對。一月十日蔣介石招待與會代表的晚宴上說：「國民黨是孫中山一手創辦，大會代表應避免做任何違反總理意願之事，如果我們象某些代表主張的那樣必須開除老同志，那麼我們必須承擔破壞國民革命的責任；讓我們在二大上別種下分裂的種子。」（注六）
一月十一日，蔣介石與孫科討論黨的團結問題，同意將西山會議派問題放到下一屆代表大會上討論。但吳玉章和其他共黨堅持正式列入議事日程；一月十三日開始爭論。十六日大會決議：薛琦、鄒魯永遠開除出黨；林森，Chu Cheng, Shih Ying邵源中，和另八位元老受到各種處分，必須在兩個月內向中執委作出書面檢討，違者一律開除；戴季陶應直接向大會修正其錯誤，否則應受黨紀處分。（注七）同日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執委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執委擴大成三十六名委員，二十四名侯補委員；共八名共黨委員，六名共黨侯補委員；十二名中監察委員中共產黨侯補委員一人。
在九名中執委常會中共產黨佔三人：林祖涵，譚平山，楊寶安。絕大多數國民黨委員皆是左派或時常與共黨有牽連者。胡漢民雖然反共，但他被驅逐至莫斯科，另外反共者是譚元闓，蔣介石。這是蔣介石首次當選中執委員和中執委常委。譚平山任組織部長，林祖涵農民部長，毛澤東先任汪精衛秘書，后汪提拔毛任宣傳部長；共黨在國民黨二大上大獲全勝，故開始相信，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可以跨越，濃縮在群眾運動的暴風雨衝擊下，經幾年迅速進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階段，如今其黨化口號強化階級鬥爭了。
二十三 蔣介石領導北伐
孫中山畢生多次試圖推翻那些渴望割據一方的封建領主式軍閥，但孫未能將他的理想化成現實；繼承者完成其未竟的革命事業是孫中山的最大願望。蔣介石始終堅定支持孫中山的北伐計劃，自任黃浦軍校校長始，蔣便制定了長遠規劃，迅速訓練一支紀律嚴明，忠誠可靠的革命軍隊，他將領導北伐清除軍閥。蔣相信完成孫中山的遺願是他的使命，故他不介入黨爭權爭，而是紮實埋頭苦幹。當時包括蘇聯軍事顧問，鮑羅庭及中共皆反對北伐，蘇軍顧問在紐約時報上稱北伐為「一場毫無希望的蠢事」。（注八）中共反對北伐的表面理由是整個計劃是軍事冒險，而國民黨尚未作好準備；而真正的原因在於中共認為應當先完成社會革命，北伐將不利於共產主義事業，故共產黨用盡一切手段阻礙干擾北伐。儘管蔣介石是北伐的領導者，共產黨卻毫不猶豫地發起反蔣運動。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蔣介石首次提出北伐，在國務委員會招待會上蔣說：「我詳細研究了中國的局勢與我黨未來之間的關係，我相信國民黨能夠統一中國，我相信在今年內如果我黨加倍努力，軍閥即將被推翻」。兩天後在向國民黨二大提交的軍事報告中，蔣說得更具體：「現在國民政府有能力動員八万五千人，我們有六万支步槍；士兵已能按期發軍響，他們的生活水準已有所提高；軍校已畢業六千名士官生，我們的政府有力量在其他省擴張影響；過去兩年來，國民革命軍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這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勝利，我們已贏得人民的支持，因為國民革命軍是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武裝力量。」
汪精衛及鮑羅庭均未公開反對蔣介石的北伐計劃。鮑羅庭隨後返俄國，按莫斯科指示，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基桑卡（Kissanka）質疑蔣介石的北伐軍事計劃的可行性。他反覆強調，「此時發動北伐是自找災難和失敗」。蔣介石試圖說服他北伐的可行性，卻遭蘇軍顧問的嘲諷和挖苦；更令蔣吃驚的是汪精衛改變態度加入了反對派。為表達他的失望，蔣介石於二月八日憤而辭掉國民革命軍總監一職，次日又辭去國民軍事委員會委員之職；汪精衛既不接受蔣辭職，也不挽留。二月二十七日蔣介石面告汪精衛：要麼接受他辭職，要麼蘇軍事顧問基桑卡必須走人。三月八日，蔣再次訪汪，述說讓蘇聯操控黨國的危險性，蔣指出：「不應當允許第三國際干預國民政府的獨立和主權」。在一封給汪的信中蔣寫道：「自二大以來，我們已停止在黨務，政策制定及軍事方面起積極作用。我對所有這些相當悲觀，如果在軍事上我們不再能起積極主導作用，那麼未來的革命是註定無所作為的。因此，我斗膽建議你立即採取措施提醒俄國人：限制中國的主動權，已悖離總理聯俄的目標，違悖了蘇聯幫助中國實現國家獨立的承諾。」（注九）
蔣與汪的談話是絕密的，但不久基桑卡即知道了全部內容。因此蔣介石確信汪與蘇聯和共產黨有秘密聯繫，因而根本無法使汪理解俄國與中共相互勾結的陰謀。
蘇軍顧問基桑卡未止於口頭反對北伐，他極力煽動一些軍官反叛蔣介石，他告訴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師長王謀空，如果他反對北伐，莫斯科將予他財政和其他支持，使之成為軍團司令。該陰謀被蔣發現，王隨即被解除軍職。中共刊物此時亦開始反蔣，公開或暗示蔣是新軍閥，軍校政治指導主任高義衡（共產黨員）將蔣介石與段其瑞相聯「在我們的組織中有個段其瑞，為推翻北方的段其瑞，首先必須清除我們內部的段其瑞」。由於尊嚴受到嚴重傷害，蔣介石深感沮喪陷入失眠，一度他想出國一走了之，汪精衛暗示他最好離開廣州。經深思，蔣介石決定留下戰至水落石出。
注 釋
【注一】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五八
【注二】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五九
【注三】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是三十年代中共中央委員。轉引自灝年「孫中山與共產黨」。
【注四】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六三
【注五】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六三
【注六】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六五
【注七】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六六
【注八】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一八五零-二零零八.(Allenlane Penguin Books, 二零零八)p.一一五.
【注九】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七三
此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日做了修改
（待續）
文章來源：百家爭鳴【郭國汀律師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