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3日訊】【導讀】真實的蔣介石雖然並非道德完人，也非聖人，然而卻不失為一個仁心有餘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偉人。他的一生時而波瀾壯闊，時而波濤洶湧。本來他完全可以引領中國人民走出受列強欺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業。不幸的是，由於邪惡至極的共產黨惡魔的強力干擾，竟致壯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陸中國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無法律保障，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的水深火熱，道德淪喪的罪孽深淵之中。
本書根據英美各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的相關二十餘部專著綜合編譯 ，著重參考了日本中日關係專家Keiji Furaya的經典名著《蔣介石：他的生活與時代》，張戎女士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辛灝年博士之《誰是新中國》和美國專家喬納森之《蔣介石大元帥和他丟失的國家》與《一個偉大的強國興衰史》，及大量相關專題論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雙方歷史檔案及精研蔣介石眾多演說，信件，日記的基礎上撰寫了此部宏篇巨著，內容詳實，論據充分，立論客觀公允，是西方包括漢語世界研究中國現代史和蔣介石的權威經典著作。書中披露的大量真實史實，對還原蔣介石和中華民國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接上期)
十四 情深義重
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孫中山將總部設在紹關，重新啟動北伐，五月十一日孫下令他的約五萬人的軍隊，進攻北洋軍陳廣元部，迅速取得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勝利。在此緊要關頭，陳炯明下令他的軍隊從廣西撤回廣東，進駐各戰略要地。孫中山意識到局勢嚴峻，仍期望陳炯明不至於背叛。孫邀陳在廣州會面，希望當面說服他回到自己的陣營。六月一日孫中山離開紹關前往廣州總統府，為顯示他不擔憂陳炯明，孫中山甚至未帶衛士，也未為個人安全採取任何預防措施；陳則到懷州拒絕到廣州與孫會面。同時北方的軍事局勢迅速轉向。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直奉戰爭最終暴發。在一周內東北軍被直系軍擊敗，趕出長城以北。一個月後，已成為北方軍閥最具實力的吳佩俘將徐世昌從總統寶座上趕下台，扶持黎元洪重登總統寶座。同時，恢復一九一七年解散的議會，均是按照一九一二年臨時約法的精神重設亦是合憲的。因此吳佩俘說：以憲政的名義設立的孫中山的廣東政權，業已喪失其合法理由，因此應當廢止。這一主張聽起來相當有理，贏得了許多人的贊同，甚至不少國民黨元老和社會名流亦贊成。
這正是陳炯明一直等待的良機。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凌晨陳炯明駐廣州近郊的軍隊公開發動反孫中山叛亂，陳派薛岳團長（即後來的抗日名將）率兵朝總統府進軍，孫中山在幾小時前已得到警告，但他不相信一個他如此信任的委以如此重任的人，會以如此不理智的方式反對他；早上二點，孫中山被告知，陳炯明的軍隊已作好準備，等待命令即動手；直至孫中山聽到遠處軍隊行進的動靜時，他才相信；於是孫急忙離開住所，穿越大街小巷，順利抵達海軍總部，海軍將官文書德讓孫中山登上永豐號戰艦，駛出黃浦港。六月十八日蒙難中的孫中山在此危險時刻，因急需一位可靠的軍事顧問，急電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的朋友們建議待局勢清晰后再作決定，蔣介石不顧朋友們的忠告決意銜命赴難。臨行前給張靜江一函稱「如果我被殺，請照顧我的家人」。蔣乘第一班輪前往廣州，當蔣介石經香港轉船抵達時，孫中山眼含熱淚動情地說「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領共生死。」並稱「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二萬援軍。」從那時起蔣即為孫中山完全信任。蔣四十年後說，當時孫中山對他說：「我僅有十年的命了，而你還有至少五十年幸福的未來，希望你能奮鬥五十年，實現我們的原則和理想」。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孫中山托廖仲凱捎親筆信，謂蔣「兄能在軍中多待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孫中山的日本密友，梅屋庄吉先生的長女國方千世回憶說：「孫先生說過，蔣介石是可以繼承我的一位青年。」為孫中山臨終記遺囑的汪精衛對蔣說：「孫先生臨終前，曾一再呼喚介石，介石……」
同時，陳炯明極力買通海軍將官，因為被陳炯明收買，三艘戰艦因此離開黃浦港。永豐輪暴露在岸炮威脅下。為避開炮火攻擊，永豐輪只得駛往另一港口，為此六枚炮彈擊中永豐輪，造成船體多處損傷，不少海軍士兵傷亡。抵目的港后的一個月期間，蔣介石一直侍奉孫中山左右，等待返廣東的忠誠的北伐軍解救，但他們註定失望。八月六日忠於孫中山的軍隊被陳炯明擊敗，八月九日孫和蔣乘永豐輪被迫離開廣東水域前往香港，十日早上轉乘一加拿大船前往上海。永豐輪上與孫中山在一起的一個多月是蔣介石政治生涯的轉折點，此前蔣介石一直僅是國民黨中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
許崇智被陳炯明擊敗后，退至福建與支持段其瑞的王永合作；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二日攻佔福州；十月十八日，孫中山派蔣介石任許崇智的參謀長。十月二十二日，蔣介石抵達福州，發現廣東第二軍的情形遠非樂觀。派系山頭紛爭仍十分猖獗，他感到受到軍官同僚們的排擠，結果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又回到上海。孫中山命令蔣立即返回福建，但蔣介石直到三周后才返閩。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陳炯明撤出廣州至韋州。三月二十三日孫中山返廣州，立即恢復軍政府，他任命蔣介石任他的參謀長。廣東的局勢不容樂觀，廣西軍司令沈宏英計劃確立他自已成為廣東省的新主人，四月他調轉槍口反軍政府，他的軍隊進軍廣州，孫中山命令雲南，廣東和廣西軍平息叛亂。陳炯明仍然是軍政府的一大隱患。陳的軍隊控制了廣東省東部地區，對廣東和福建構成潛在威脅。意識到軍閥基本上不可靠，孫中山令蔣介石即來廣州。蔣介石於四月二十日抵廣州，此時沈宏英的叛亂已被擊潰，但陳炯明再次起事；蔣介石立即投入平陳戰役。五月底陳軍陸續攻佔梅縣，潮州和汕頭。六月十六日蔣介石被任命為元帥府野戰總部參謀長。在他的努力下，重新取回一些戰略要地，但蔣發現很難與那些陰謀反對他的同僚軍官共事，故於七月十二日蔣介石再度辭職返回故里。
孫中山晚年向左轉向，主要原因是西方列強一直視孫為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的夢想家，因而拒絕向孫提供任何經濟援助。而蘇聯則是唯一的一個願意幫助孫中山統一中國的國家。加之列強派出炮艦干涉孫中山的南方政府接管廣州海關（注一），使之對西方列強更加反感。省港大罷工則使南方政府與英國政府的關係壞到了極點。
十五 遠見卓識 肝膽相照
蘇聯外交代表越飛一九二二年八月抵北京后即派代理人赴上海見孫中山，告知蘇聯擬幫助他開展他的革命活動。孫此時剛被陳炯明趕出廣東，急於獲得蘇聯的支持以實現其畢生奮鬥的目標。越飛因與北京政府的談判未達成任何協議，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親赴上海經與孫中山數次長談於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發表《孫文越飛上海宣言》，「阿道夫越飛（蘇聯政府）同意：中國不存在建立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條件」，「中國主要和即刻的目標是取得民族團結和民族獨立」。（注二）「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于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這是『聯俄』的前提條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党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 則是『容共』的條件。宣言表明孫中山反對共產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其容共的前提條件，僅是允許共產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而非與共產黨合作。孫中山因西方列強拒絕支持他，故被迫轉向蘇聯。那時孫中山主要考慮用軍事手段統一中國，因此獲取軍事援助成為頭等大事，故他擬派員前往蘇聯考察獲得軍援的可能性，蔣介石自然成為首選。
正如列寧所期望的那樣，孫中山由於急於尋求外國援助，同意接受共產黨人個人加入國民黨，於一九二三年七月，派蔣介石赴莫斯科學習考察蘇聯軍事，並面呈斯大林、托洛斯基和Chicherin私信：「朋友們能幫助我在中國的工作，我派蔣介石先生赴莫斯科與諸位討論具體方法和途徑」（注三）。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孫逸仙軍事代表團團長」蔣介石持孫給蘇聯領導人的介紹信，率團（沈庭義，王登雲和張太雷）從上海經滿州赴蘇聯，九月二日抵達莫斯科，會見了包括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等蘇聯最高領導人，但未能見到列寧，因為列寧當時已病重；他們著重研究蘇聯共產黨，紅軍和政府組織，訪問了蘇共中央黨部，政治局秘書處，考察紅軍政委系統；考察彼得格勒三天，訪海軍學院；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七日孫中山致卡拉漢函。十一月二十五日蔣介石等人出席第三國際的一個會議，蔣發言說：「我們最大的敵人是帝國主義扶持的軍閥」。蘇聯外長告訴蔣介石蒙古想與蘇聯結盟，因為他們害怕中國人。蔣介石次日致函外長稱「日前你說蒙古害怕中國人，我必須告訴你，他們不是害怕國民黨，而是怕北京政府的軍閥，如果蘇聯與蒙古真誠的友情，應當儘力使他們解除這種擔心。」蔣與托洛斯基會談時，托說「自一九二零年波蘭戰爭后（即蘇聯紅軍入侵波蘭遇慘敗）列寧得出結論，蘇聯將儘力道義和物質上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鬥爭，而不再直接軍事支持，蘇聯將儘力從武器和經濟上援助中國民族革命。」蔣的另一個重要使命是探討蘇聯支持國民黨從庫倫（烏蘭巴托）攻擊北洋軍的可能性，當時賄選總統曹錕（直系軍閥）統治北京政府。（蘇共奪權后，部分白軍逃到蒙古後繼續活動，蘇軍趁機進佔了庫倫，從此蘇聯一直把蒙古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蔣趁機向托洛斯基時提出該請求。但托洛斯基說，「中國人如果要進攻北京的話，只能從蒙古的邊境上出發，國民黨人的腳步絕對不允許踏進蒙古的土地」。當晚，蔣介石在日記寫道：「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別看他口口聲聲講是你的盟友、同志，但考慮問題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
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中共曾動員蔣介石參加中國共產黨，被蔣介石拒絕，理由是參加中共這是一件大事情，他要請示孫中山先生。（注四）
十月十日中國學生來到蔣住的賓館慶賀雙十節，蔣發表有關孫中山的談話后，共產黨學生指責蔣介石偶象崇拜。
十一月二十九日蔣介石一行乘火車回國，於十二月十五日抵上海，然後返奉化寫了一份書面考察報告，對蘇聯政策表示擔憂，「從我的觀察和與蘇共領導人會談，我注意到蘇聯存在激烈鬥爭，共產黨內亦然，我確信蘇聯的政治體制是一種恐怖暴政，與國民黨的政治理念從根本上不相容，這些是我在中國永遠也無法想象的」。蔣介石說：「你不能信任何一個共產黨人。蘇聯人缺乏誠意，蘇聯的政策是沙皇主義的別名而已。尋求吞併中國東北領土，並蘇維埃化國家。蘇聯共產黨的唯一目標是使中共成為其合法繼承人。他們不相信我們國民黨能與他們永遠合作獲得成功」。十二月三十日接收孫中山電報要他儘早返廣州報告中蘇合作的所有問題，並作出計劃。一九二四年一月當蔣面見孫中山時再度表示了他的擔憂。孫說：「別讓你自已被懷疑和擔憂陷入困境」。
那些相信蘇聯是中國真正朋友的國民黨員嚴厲批評蔣的報告，包括他的朋友廖仲凱。蔣給廖仲一封信重申了他的擔憂，並補充說明，該信附件在中央執委會成員中傳閱：「有關蘇共，我相信應當區分事實與理論，我們不能僅因為我們相信他們的理論的某些方面，而無視事實，我個人觀察得出的結論：蘇聯不能完全信任。我告訴你，對蘇共所說的話，我們只能相信百分之三十。這確實令人沮喪，考慮到你對蘇聯的過度信任，我不想使你過分不安。就他們對孫中山的態度而言，僅共產國際成員，區別於蘇共成員，似乎對孫中山持高度尊敬。在俄國的中共黨員時常貶低和懷疑孫中山。」（注五）大陸研蔣專家楊天石卻稱蔣「給廖仲愷寫了一封信，「說蘇聯共產黨的政策是好的，但跟實際行動有很大的差距。蘇聯共產黨對中國的邊疆，對蒙古、新疆有野心」。似乎有意掩蓋的蔣函的關健內容，雖然可能並非楊先生的本意，因為在大陸公開發表的任何言論，都被中共暴政強暴過濾。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琨通過賄賂和威脅議員當選總統，他既腐敗又無能。孫中山建議以國民政府取代軍政府，而國民政府不是孫中山過去努力建立的憲政政府。此時他已對西方代議制政府喪失信心，不過他仍信仰民主，他主張在實現憲政以前應當有個訓政時期，早期的（一九零五年）三民主義僅有非常簡單的原則。民族由原來的推翻滿清政權，進一步成為將中國從外國統治下解放出來和在中國所有的民族權利平等；民權由原先用共和政府取代君主制，發展成不僅包括許多間接權利，而且具體的選舉權，動議權，公投權和彈劾權；民生由由早先的平均地權，變成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注六）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任命蔣為黃浦軍校籌委會主席，二月三日蔣被任命為國民黨軍委委員，因有關部門拒撥軍校開辦費用，蔣憤而拂袖離粵，直到四月二十一日，在孫中山等催促下，蔣介石才回粵就職，五月三日任命蔣為黃浦軍校校長兼任許崇智的廣東軍參謀長；孫任命廖仲凱任軍校黨代表，其權力與校長平行同等。李濟深任訓練部主任；王博林任教學部主任；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葉劍英任教學部副主任；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汪精衛，胡漢民，邵源中任政治輔導員。
五月五日，首批三百五十名學員入學，到六月十六日軍校正式開學時已有五百學生；軍校初創時僅有九百六十名軍官，僅一年後便劇增為三万名軍官。軍校首任蘇聯教官帕夫洛夫（Pavel A.Pavlov）是位戰爭英雄，不幸於一九二四年夏天淹死。後由瓦西里（Vasillii Blyukher）繼任。蘇聯教官原定學員須經十八個月培訓，蔣介石因想培訓越多人越好，堅持縮短課程，結果黃浦軍校的課程僅六個月。黃浦一期六百四十五人，至一九二六年，已有三千人畢業，其中有越南的胡志明。雙槍科享(Morris Cohen）原系孫中山的保鏢，后成為蔣介石的保鏢。儘管軍校既缺錢又缺槍，在一年內超過二千名學生受訓。
蔣介石本人時常親自上課演說。蔣與學生同吃同住一同早起做早操，儘管對學生紀律要求嚴厲，從各渠道調查表明，蔣深受學生們喜愛。蔣有一次在軍校講課時在黑板上畫了一隻肥鵝和一個爐子說：鵝代表俄國，如果不能快將鵝烤熟的話，它將成長養大並將廚子吃掉，自已下廚，將中國放在烤架上。一九二六年陳立夫成為蔣介石的私人秘書。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南方國民政府汪精衛成為主席和軍委及政治委員會主席。隨即傳聞有人慾暗殺廖仲凱，汪精衛和蔣介石。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凱被暗殺，汪精衛、蔣介石當場痛哭失聲，胡漢民則面無表情。后包羅庭借口胡漢民及其兄涉嫌，將胡漢民驅逐至莫斯科考察，實則奪其權力；後來查明該暗殺陰謀疑為陳炯明及在香港的英國當局所為。英駐港總督曾向英國請求撥款用於廣東消滅紅色運動基金，倫敦回電指示他放棄此念頭。（注七）
南方政府沒有自已的軍隊主要靠雇傭軍維持秩序，因此廣西和雲南雇傭軍控制著廣東財政收入，他們不樂意軍校的成功，他們知道黨軍的壯大不可避免影響他們在廣東的權力。哈佛大學畢業的宋子文，美國顧問評價他：有良心，急智，務實，反應極快，歸納簡潔明快，他負責財政，非常高效，使稅收增加兩倍，銀行存款增加了六倍，為蔣介石提供了充分的財務支持。
注 釋
【注一】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1900-1949, Longman, London & New York, 一九九八, p.四一.
【注二】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五四零,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九三八, 一九六一) p.六二.
【注三】 C.Martin Wilbur』s Sun Yat-sen, translated by Patrio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一九七六)p. 一五一
【注四】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一九一七-一九二四(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九五五) Quotation pp.二四三-二四四.
【注五】 Furaya p.一一七. Keiji Chiang Kai Shek (New York: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一九八一)p.一一七.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二零零四) P.六二.
【注六】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一九-一二零.
【注七】 Wilbur, C.Martin, How, Jwlie Lien Ying, Missionary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九八九)pp.一六八,二零三(note 八九).
（待續）
文章來源：百家爭鳴【郭國汀律師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