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3日訊】【《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總結 中國民主進程的四階段和民主與專制的三大較量
中國民主進程的四階段即中國民主革命歷程的四階段，亦即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四階段。自晚清政府改革至辛亥革命爆發和中華民國創建前夕，嚴格地說雖然不屬於中國現代史的範疇，但它是中國近代史的最後階段和中國現代史的端緒時代。它和辛亥之後中國現代史因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既是它的準備期，又是它的奮鬥期，所以，我們才將本階段當作中國民主革命歷程的第一階段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準備階段。這樣，將有利於我們簡要地分階段總結中國民主革命的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
第一階段（晚清至一九一一），自清政府改革至清王朝崩解。本階段的基本特徵，是清王朝專制統治力量、政治改良力量與民主革命力量這三大政治力量的相較量和相消長。
在本階段，因清政府改革而導致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同時興起。在清政府一方，是三度拒絕改良，堅持鎮壓革命，直至一朝敗亡。在政治改良派一方，是從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良、發動保皇改良直至要求清政府實行立憲改良並一再遭遇失敗。在民主革命一方，則是從「天下共棄」走向了「天下共擁」，直至初造成功。本階段所揭示的歷史意義是﹕革命取代改良的必然性來自清政府不願、拖延、欺騙和鎮壓政治改良的頑固性。清王朝之垮，非改良不爭，非革命之罪，罪在清王朝自身。
第二階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自辛亥革命勝利至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成功。本階段的基本特徵是從民國初年民主憲政的初次實現和初步實行，到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公開反撲和變相反撲，構演出了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第一次大較量。
在本階段，袁世凱的公然復辟帝制，張勳的公然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的變相復辟及長期混戰，雖然為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製造了極大困境，但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和一切民主進步力量，卻堅持護國、護法、反覆辟以「竟辛亥之功」。孫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終因領導北伐勝利，而將「竟辛亥之功」的歷史使命得以初步實現。中華民國因此而獲得了初步統一。本階段所揭示的歷史意義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統初獲創建之後，將必然迎來民主與專制的艱難較量和反覆較量，因此，要鞏固民主革命的成果，保衛剛剛創建的共和國統，就必須建立有權威的革命政黨和革命政府，就必須自下而上地實現地方自治，就必須造成實現民主憲政的政權基礎和社會基礎，就必須逐步地實行軍政、訓政和憲政，特別是實行憲政過渡期的訓政，以確保革命政權不被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所顛覆。
第三階段（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自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至中華民國南京政權敗退台灣。本階段的基本特徵，是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空前壯烈的衛國戰爭之中，全面內戰狼煙四起之時，民主的艱難推進和專制的變相反撲，乃構演成民主進步與專制倒退的持續較量與複雜較量狀態。由是，中國民主革命雖然歷經艱難進取，中國現代歷史雖有巨大進步，中華民國雖已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終為共產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所戰勝。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進程因此而發生了巨大逆轉，中國現代歷史發展因此而面臨著巨大的倒退。從而構演出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第二次大較量。
在本階段的第一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中國國民黨在政治上一是護國護法的目的達成；二是遵照孫中山遺訓，實行訓政，準備憲政。三是逐步奪回國家主權，逐步建立民權基礎。在軍事上一是削平軍閥復辟的餘波，二是圍剿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的中共叛亂和叛國，三是採取與日本和戰並用的策略，積極進行全面抗戰的準備。在經濟上「確認民生建設為首要」，保護民族經濟，肯定自由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從而贏得「十年黃金時代」的美稱。在思想文化上則堅持三民主義，批判共產主義，倡行各種文化並存，允許新聞出版自由，造就了迄今為止仍然無可超越的思想文化成就。
在本階段的第二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領導八年全面抗戰，艱苦卓絕，但仍不忘在政治上推進民主、準備憲政，在經濟上建設後方，在文化上繼往開來。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而終廢百年不平等條約，並成為世界四大反法西斯領袖國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
在本階段的第三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戰後的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雖因中國國民黨和其它政黨、政團的共同努力而獲得急劇推進，
制定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但因中共志在發動一場打江山的農民戰爭並獲得了成功，從而使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出現了巨大逆轉，使中國大陸陷於曠日持久的全面專制復辟之中。
本階段歷史所揭示的意義，是在民主力量相繼戰勝了專制勢力公然、公開和變相的復辟之後，在近現代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可能遭遇形形色色名義下的專制復辟。特別是以共產革命為名義的專制復辟，乃是對民主力量與共和國家進行反撲和顛覆的最大危險。二十世紀東方若干農業國家遭遇共產專制復辟的歷史和現實，已經對此提供了血腥的證明。
第四階段（一九四九 —— ），自中華民國政權敗守台灣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建國始。本階段的基本特徵是﹕一個中國，兩個國名和兩個政權。一個在失敗后堅持恢復訓政，致力發展民生，艱難推進民主，直至實現憲政即還政與民，終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民主與繁榮的世界先進地區和全中國民主富裕的模範省。一個卻迅速復辟專制制度，全面建立極權體制，踐踏民權，破壞民生，摧毀自由經濟，消滅市場經濟，繼續以革命的名義和以發動政治運動為手段，長期地摧殘和迫害中國大陸人民。嗣後雖推行改革以自救，卻又一再地拒絕政治改良，直至全面重現晚清社會政治局面，從而迎來了又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本階段是為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制的第三大較量。海峽兩岸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長期對抗乃是第三大較量的明顯特徵。
本階段歷史所揭示的意義，辛亥以來的歷史已經作出了證明，即「專制仆而統一成，民主敗則分裂生」。因此，中國的統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國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統一，才能避免專制一統，才能真正實現和完成現代中國的民主建國使命和祖國統一大業。
這，便是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四階段和革命與復辟的三大較量，及其歷史意義之所在。
後記
終於到了該寫下這篇後記的時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總算是完成了本書的寫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於國內早就開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別真假資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體系、設計全書架構、編寫「中華民國編年史綱」和寫出「導論」初稿等，前後已經整整十四年。其間，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寫出提綱，一次又一次地將它們付之一炬，為的是「以防萬一」。同時也是為了在沒有底稿的基礎上，能夠更加深入地調動自身思維的能動性，並希望在沒有可能帶出任何資料和手稿時，我能夠將它們默默地記在心中。後來，我甚至不得不將數萬字的提綱拆成了無數的「斷語殘句」，將它們當作「眉批腳註」，「零亂」地抄寫在幾本大書的「天頭地腳」，將數十萬字的資料分散開來，當成包裝禮物的廢紙，然後才帶著它們，走出了國門。扔掉了我在國中原本擁有的一切，丟開了曾與我相依為命數年的兒子，告別了不知底里的朋友和親人，走向了一條「不歸之路」。雖然我知道我會回來，我不會不回去。
但是，儘管這本書在思想上和資料上的準備工作，幾乎全部在大陸做成；儘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國，我對北美洲華裔社會的人情和世態亦早有了解；儘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艱難的準備，決心讓命運來支持我和支撐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寫作，即期求獲得一個自由和安全的寫作環境，來將它完成和出版；然而，在寫作的過程中，我還是遇到了許多想象不到的問題和困難。雖然我漸漸將寫作的過程變成了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過程，更因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而獲得了艱難的進步和更加堅定的信念，但在海外這個特殊的社會生態之中，那種時常便會襲上心頭的失望和失據的感覺，那些時時刻刻都企圖在逼迫你改弦更張的威脅，特別是只能使你傷感、甚至竟能讓你感到絕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種局面，實在是時時刻刻地都在摧折著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沒有對祖國大陸真正血肉相連的感情，如若沒有對祖國大陸社會人心的真正了解和把握，如若沒有真正參加過祖國大陸的十數年民間歷史反思運動並堅持認同它的成果，如若沒有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前途所擁有的信心，所懷抱的期望，還有，就是如若沒有前此十數年在國內因自我磨礪而終於養成的淡泊心性，那麼，吾人雖能拋家去國，卻也並不見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願，了卻這一份危險的情懷。
在此，我特別應該提出的是，來到海外之後，我確乎愈來愈痛切地認識到：千萬要尊重中國大陸專業和非專業的歷史學工作者們，尤其要精讀和細讀他們在無奈的包裝之下，所已經出版的研究著作和紀實文學著作，更應對近年來已經敢於掙斷「腳鐐手銬」，而公然呼籲要「糾正歷史」的史家們、作家們、記者們，特別是軍隊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識分子深懷敬重之心。因為，如果沒有他們在「腳鐐手銬」中的痛苦掙扎，如果沒有他們懷抱祖國的命運所作出的艱苦研究和大胆著述，不僅歷史反思運動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即便是我個人的研究和著述都是不敢想象的。這，也是我要在後來的寫作中，要儘可能地引證他們的研究成果，和盡量地要在他們的著作中去尋找證明的根本來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對那些曾關心過我、鼓勵過我和幫助過我，並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陸友人們，表示我最為深切的感謝。我會在祖國天光大開的時候，再公開地、好好地謝謝他們每一個人，謝謝他們那顆一直都在與我一起跳動著的心。因為只需他們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誰才是歷史上真正亂臣賊子」的話，就足夠我堅持下來了。
在此，我自然要謝謝海外的許多朋友們，特別要謝謝那些曾給了我信心和決心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們，新老華僑們，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輩們。謝謝他們不僅理解了我、聲援了我，還為這本書起了這樣一個好書名；謝謝他們對我提出過的許多寶貴意見，並給了我許多的啟發 。初稿完成後，我正是在給他們的講演中，在和他們的討論、甚至是辯論中，才認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著述。
我還要謝的是，沒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對我無怨無悔的愛，沒有她對我們共同追求的徹底忠誠和忘我奉獻，這本書的完成和出版將是難以想象的。
我還想說明的是，我的海外筆名辛灝年（取「辛亥年」之諧音），原來專為歷史著述而用，海內外鮮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與「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區政府無理地拒絕了我 —— 一個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和政治活動的普通學者，應邀赴香港「紀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國民主前途」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作者的原名高爾品，及其中國大陸知名作家的身份，又為中共香港特區政府和海外某些媒體所著意公布，我方才一改初衷，決意在本書中公開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為，本書作者並非因「膽怯」才在海外隱姓埋名了如許年頭的。
最後，懇請祖國大陸的學者們，祖國台灣和香港的學者們，海外一切真正關心和熱愛自己祖國的人們，以及所有的前輩們和朋友們，都能對書中不可避免的錯失予以教正，並對本書提出批評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勢力要發動「圍剿」，哪怕是「聯合圍剿」，作者都將銘感於心。因為，本書就是於一再地接受批評意見，不斷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戰，和持續地抵抗威逼利誘的艱難歲月之中寫成的。因為，當真「圍剿」聲起，我們祖國的現代歷史，反只能會愈辯愈清。
我姑且拋磚引玉了。因為，許許多多不再需要「包裝」的，並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著作，在我們祖國大陸應運而生的時代，眼看就要來臨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于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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