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辛灝年《誰是新中國》（110）

二 八九民運發展的四階段和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第一階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學生運動，直至中共《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其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此為運動的發動期。于發動期，運動在構成上以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為主體，性質上出現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敗；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在京率領千名舉人上書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一樣，北京學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求中共當權總理的接見。三是要求運動的「高度純潔性」，即絕對不允許任何「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介入運動，不允許任何有可能觸怒中共的「過激」言論與行為發生。幾位湖南青年因「蛋污」天安門上毛澤東畫像，竟被學生領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嚴厲鎮壓的事件，實為其鮮明的例證。指它為八九民運的重大錯失亦不為過。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中，它實在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四是重複一九八六年學潮中已經提出的「新聞自由」要求。前三條雖使運動在發動期明顯帶有改良主義性質，但若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酷性在人民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人民不得不採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以進行反抗的政治特點，則其明顯的改良主義性質，實不如稱之為鮮明的改良主義形式更為確切。而上述第四條實已標誌了在改良主義形式之下所寄託的民主要求。這一民主要求，無疑已經表現了運動自一開始就已經具有的民主運動方向。
　　
第二階段，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嚴和大規模調集軍隊進京「勤共」，即鎮壓運動。此為運動的發展期。在發展期之初，由於中共對運動的「定性」激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因而造成了運動的迅猛發展。其波瀾橫空之狀，既使中共最高統治集團處以互不相守、幾至癱瘓的境地；又使黨中改革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 —— 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因錯看形勢，以為運動將有助於黨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鬆了中共向來不曾放鬆過的「輿論控制權」，從而造成《人民日報》和中共各級黨報強烈的「自由化」傾向。各級黨報爭相報導運動，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積極行動，實為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這個在後來被中共稱為「新聞誤導」的「極端錯誤做法」，一是使運動迅速演變成為全國和全民的民主運動，聲勢大增。二是造成了運動本身的勝利感，即以為新聞自由的要求已經實現，進而提出要與中共最高專制統治集團平等對話，並要求向全國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黨中某些改革派知識官僚錯看前景，因而，他們有的開始勇敢地聲援運動，有的終於一懷壯烈地參加了運動，有的乾脆為了推行體制內的政治改革而決心利用運動，有的甚至立即成了運動的幕後力量、即成為出謀劃策者。他們一方面支持了運動，一方面又企圖借運動支持改革和支持他們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級政權幾乎處於群龍無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癱瘓境地。少數中共黨政幹部和一般黨員，甚至是那些長期以來專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黨派」領袖們，有的為正義衝動感所驅使，有的僅因為看錯了時勢，竟也走上街頭去聲援學生，從而造成全國各地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所向披靡。應該說，這既是民主運動的發展期，又是民主運動的極盛期。因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會情緒基礎上一致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展開了向中共及其政權「爭平等、要民主」的鬥爭。雖然處在發展期和極盛期的運動，始終堅持和平與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借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堅持要求平等對話，堅持要求中共懲辦官倒，堅持要求剷除腐敗，堅持矛頭直指鄧氏家族和中共權貴及其太子黨的做法，特別是建立在這一切之上的、明確的政治變革要求，則表明了運動在民主要求上的發展和在民主性質上的深入，從而改變了運動發動期的改良主義傾向。
　　
第三階段，自「五·二零」中共宣布戒嚴，軍隊進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殺。此為運動的對抗期。對抗期在性質上顯然是發展期的繼續和強化。因為，一是人民于運動發展期的民主要求並未因「大軍壓民」而有任何改變，所以它是發展期的繼續；二是中共蠻橫的姿態非但沒有壓制住運動，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極大反感，直至造成強烈反抗意識的產生，即情緒和要求的升級。北京學生的絕食，以及全國人民對絕食學生既愛、又憐、更要支持的強烈表現，便是它的明證。所以它才是發展期的強化。至此，運動的中心雖然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但運動的聲勢卻開始外延到全國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當局對絕食學生不問生死的態度，所引起的全國和全世界的震怒和關注，更加激發了全國人民長時期以來對於中共的深惡痛絕之心和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運動的發動期所顯示、又在運動的發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運動性質，到了本階段，已日益演進為「民主精神對於專制暴政的鮮明對抗」。六四運動，終於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主抗爭運動」，從而開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變、轉換與推進的偉大進程，中國大陸人民亦因此而在運動中開始走向徹底覺醒。
　　
八九民主運動在對抗期所表現出來的這一性質變化，自然帶來了它在構成上的變化。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雖然仍是運動的中心和尖兵，但運動的主體與主力，卻變成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中下層知識分子、普通市民、個體戶和部分的工人及農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車下，欲以老命來保護學生的感人場面，足以說明民心的立場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運動的對抗期，一批曾在運動的發展期捲入運動的少數黨政幹部和少數中下級官僚，已開始迅速地退出運動；至於某些曾在運動發展期參加、或聲援過運動的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中共「民主黨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發展期長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層知識分子」，卻開始遊離在運動內外，直至脫離運動，有的甚至因為看不清形勢的發展和摸不準中共燭影斧聲的內鬥變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學生，膽中害怕中共。於是他們只好反轉來用「同情」的姿態，去「勸說」學生和「勸阻」這一場民主運動。即既要向絕食學生表示同情，又要與學生及其運動劃清界限，以在兩邊都留下後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由他們當中的某些人于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運動和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浪潮里，他們亦已經明白無諱地承認自己介入運動的目的，不過是要「代表政府」去勸說學生罷了。而他們對於絕食學生的指責，就更是表明了他們在感情和立場上，與人民民主運動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當然，他們這樣做，說穿了，亦無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當年的無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處以對抗期的運動，不僅是對民主運動本身的一次大考驗，也是對所有介入了這一場偉大民主運動者的大鑒別。人民因此而純潔和發展了自己民主抗爭的隊伍，中共因此而暴露與表演了他們極端專制強權的本性，中共黨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們」亦終於在冰、炭不能相容的衝突情境下，作著極其痛苦的選擇。然而，已經太晚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向來「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視他們為政敵的的黨中頑固派，自然不會原諒他們。但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雖然只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黨內政治異見者，而絕非中共專制政體的真正反對者，如若慘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們當中一定也會有一些人，將隨著中共的持續倒行逆施，持續地拒絕哪怕是最起碼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斷的絕望，從而日益地清醒起來，不僅能夠完成理性的覺醒，甚至能夠完成感情的覺悟，而最終地走上與中共決裂、並與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結合的正確道路，為中國大陸來日的民主變革盡智、盡才和儘力。
　　
第四階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歷經中共鎮壓和人民暴動，直至運動的最後失敗和結束。此為運動的最後階段，亦為民主運動的暴動期。因為正是中共的大屠殺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運動，由此而從對抗期的民主抗爭走向了暴動期的大規模人民暴動。「六四」之夜，當北京人民于血與火之中驚醒過來時，當他們對中共專制政權最後的那一點期望，終於被中共用人民的鮮血撲滅時，北京人民立即進行了英勇壯烈的反抗，即暴動。特別是「六四」之後十余日，全國各地、各大中城市為反對中共北京屠城所爆發的公開反抗，不單使山嶽為之變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壯，其規模之闊大，其置熱血和生命于不顧的曠世景象，乃極大地表達了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共專制統治的徹底覺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為。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將他們數十年來在中共殘暴統治下的積怨、積恨和積仇，統統地爆發開來了。在全國各地，到處是火車停駛、飛機停飛和公車橫路；到處是工廠罷工、農村罷耕、學生罷課和商店罷市；到處是傾城而出和望不斷的人民抗暴遊行隊伍；到處是氣壯山河、悲憤難抑的口號聲和哭泣聲；到處都飄舞著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頭飾及胸花……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高舉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實在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迄今僅有的「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壯烈景象，亦為人類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奇情和奇景。在重慶，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終於和妻子一起走上街頭，走進了抗暴隊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這一輩子連想也不敢想的口號﹕「打倒共產黨！」在武漢街頭，一位婦女淚水滂沱地講演說﹕「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無辜的同胞？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可為中國人干過一件好事？」聽眾回報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在安徽某縣的一所鄉間小學校里，當一位女教師流著眼淚問孩子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被共產黨開槍打死了，我們應該怎麼辦」時，這些鄉間的孩子們居然和淚跟著一個孩子高呼﹕「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事後，這兩句話，又被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將它書寫在那一塊小小的黑板上，好幾天內，上堂講課的老師們都不忍心將它們擦去。
　　
中國大陸人民覺醒了，中華民族真的醒過來了。歷史終於將自己「錯把復辟當革命」的過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偉大的八九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規模的武力鎮壓下失敗了，但是，它卻為推動中國大陸人民由追隨專制改良向追求民主變革的迅速過渡，豎立了不朽的歷史豐碑。它無疑標志著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覺醒和民主追求，從此走上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後，在海外，由於種種為中國大陸人民所難以了解的原因，曾數度掀起過批評「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風潮。甚至直到今日，這種對「六四」民主運動不公正、不正確和不懷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僅在海外佔有相當的市場，而且已經形成為一種思潮。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駁，但是，它們的影響所及，卻對當前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帶來了許多的障礙與困難，更使得海外華僑對於祖國的民主進步產生了許多的懷疑和錯識。筆者在此僅想說的是，中國的八九民主運動，她所面對的雖然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為殘酷的專制政權，但她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和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卻是一次和平與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楷模與奇迹。如果批判者們和否定者們要站在和平與非暴力、甚或是所謂理性的立場上，來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那我們只能說，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民主運動，也就必然要遭到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閱讀一點人類進步的歷史，特別是近現代人類民主進步的歷史，我們自然就能夠得出這樣一個至為正確的結論。反之，所謂人類的民主進步，尤其是近現代世界的發展與繁榮，也就無所由來與無從談起了。
　　
似乎應該指出的是，僅僅證明了「八九」是一場民主運動，還不能說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將它爆發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予以進一步的深刻說明。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將相距了七十個年頭的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進行一番認真的比較，我們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區別，便不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更不能對八九民運與中國民主過渡艱難反覆歷程的關係，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認知。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五四運動不僅爆發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正處於公開較量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場偉大的反覆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頭。而八九民運卻爆發在中國大陸已經遭遇專制復辟整整四十個年頭，中共專制政權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經濟改革、卻決然不願施行政治改革之時。所以，五四運動才欣遇了一個人民已經擁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之相當自由的革命時代；相反，八九民運卻遭遇了一個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經被剝奪罊盡的復辟歲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處於一個能夠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的時代，因而能夠公然地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相反，「八九」卻處於人民不能、也不敢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復辟時代，因而才不能公開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專制制度和全面復辟專制統治」。所以，前者才敢於高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公開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而後者卻只能夠聲稱是「要求新聞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對專制統治。
　　
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由是，中國人民才終於迎來了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八九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了整個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覆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時代，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制倒退的「復辟歲月」。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和實現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之下」一樣。雖然中共的專制復辟乃為北洋軍閥們的專制復辟所不能比、也不該比。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