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5日訊】【《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九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七章 中國大陸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
一 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與理論 步驟與內容 成效與困境
第一 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和理論
一 動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于大陸建立政權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前後二十八年，雖然既無外患更無內憂，「人人山呼萬歲，個個俯首聽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現代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之雙重勢力，所建立的專制復辟統治，所架構的現代極權制度，所必然要表現出來的種種敗症，卻造就了「血雨腥風數十年，塗炭生靈上億萬」這樣一個空前悲慘的歷史局面。是故，毛澤東死後，廣大農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貧下中農們，終於迭起偷糧、盜糧和搶糧的風潮，驚心而動魄。【注一】社會秩序亦由文革開始后的動蕩不安，走向了公開反抗與變相反抗的不斷發生。社會各種刑事犯罪不僅持續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經佔全社會犯罪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注二】特別是曾經遭遇過種種冤假錯案的人們及其親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陰魂不散。廣大倍受蹂躪和殘害的知識分子，即「臭老九」們，更是長哭當歌，痛定思恨，終於萌發了對「民主與科學」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單牆上，一幅希特勒握著毛澤東的手說「兄弟，你比我幹得更好」的漫畫，已經尖銳地表現了人民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余年種種倒行逆施的極端憤恨和沉痛思考。中國大陸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鐵幕遮掩下的殘酷統治和信仰支撐下的貧困生活」了。一曲「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間歌謠，實已唱出了人民無限不滿與痛苦的心聲。
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及其專制政權，雖然面臨著這樣一個一觸即發的社會局面，然而，華國鋒卻要在「兩個凡是」的信條下「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於是，因十年內訌而成為階下囚的中共部分黨人，終於在「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率領下，為從頭收拾「紅山河」，為挽狂瀾于既倒，為製造毛后中共專制復辟的「中興」局面，為追求中共的「長治久安」，乃接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武器，號召「思想解放」，以對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行為論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由是而推倒了「兩個凡是」。同時，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和平反冤假錯案來收拾人心，以所謂撥亂反正來推倒文革，以提倡回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裡面去」來歸復文革前中共正宗專制統治，以高喊「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號召國人向前看」來重新激勵人心，從而拉開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 理論
首先，據實而論，中共十年改革並無理論可言。這是因為，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終固守四個堅持，堅守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制，不斷強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專制思想統治。因而，作為中共政權思想基礎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僅仍處於獨尊地位，起碼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這就為改革在理論上圈下了一塊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區。任何人衝撞不得。其次，蓋因馬列毛只有「革命」理論，即殺人奪權和殺人固權的理論，向無改革的理論，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馬列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相反，所謂改革，若要依據馬列毛的理論來進行分析，就純屬「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誇口擁有「光輝革命理論」的中共，既不能「掛狗頭、賣狗肉」，便只好「掛羊頭、賣狗肉」了。也就是馬列毛思想照掛，背叛馬列毛的改革照干。這雖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惡棍左王」以外者所樂於暫時執行的。但是，畢竟「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不是正大光明的勾當，因此，實際上的狗肉買賣，就非但不能過份，尤其是掛羊頭的把戲，就更不能叫人公開戳穿。更何況中共內部的左派，即要維護馬、列、毛思想正宗的頑固派們，又時時要「聞腥而作亂」。再加上改革者本人，雖有改革救黨之念，卻無變革專制之心。特別是他們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又非馬、列、毛這張畫皮不可。
這樣說，並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無「理論」可言。與中共慣用的「口號」式革命理論一樣，由鄧小平所建立的所謂改革理論，亦常常是以「口號」代替」理論」。這就既省略了理論本身所必須的科學性，又易於「標明立場、雷厲風行」。如果說，鄧小平於十年改革中尚有什麼循序漸進的「理論」即口號的話，那就是﹕
其一、以「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向前看」為口號，既要求消彌黨內分歧，又希望消彌人民仇恨，于不堪回首之中，試圖號召黨人和民眾引項向前，為用改革創造中共長治、人民久安的新一輪專制統治局面而勉為其難。
其二、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理論旗號。但批毛不批黨，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歸復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專制統治。
其三、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將已經進行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仍然放回到沒有高級階段的初級階段去。既對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惡包禍容過，又為改革的過失開脫罪責。這算是鄧小平的一個「前後皆得和左右逢源」的「理論」。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情」，因而提出「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個「過河論」是在一九八五年後，當改革迅疾滑坡，人心黨心不滿，面對黨內黨外種種指責之時，由鄧小平提出來作「自我辯護」的理論。這個在一個相當時期內被當作重大改革理論的「理論」，一是證明中共黨人無知，並敢以無知欺天下人，將古今中外一切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歸為烏有。二是將這一場改革的真情和實景，無可奈何地表現得淋漓盡致。「過河論」一出籠，立即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極端不滿。在廣大民間，人民便常常用「十二億人憑什麼都要跟著你摸著石頭過河」的話，來嘲笑之、批駁之和反對之。這句話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上，撒下了無邊的陰影。說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認識與看破中共所謂改革的開始，亦不為過。
其五、高喊「長治久安」。即「中共長治，人民久安」。此語不僅凸顯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與的共同政治願望，更將中共要借改革以預防革命和苟延專制統治的全部企圖暴露無遺。
其六、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如果說十年改革伊始，當局部恢復個體經營已經造成部分個體經營者不正常的劇然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議洶洶之時，鄧小平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意在保護剛剛推開的經濟改革勢頭，以平衡社會心理，亦未必大錯，那麼，一九八五年，當中共高幹子弟弄權經商已經造成官倒橫行、權門暴富之時，鄧小平的這一句話和他對這一句話所加的補充與解釋，即「既然能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麼我們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來」，也就在中共拒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疾造成了中共經濟改革的巨大混亂和民心的極大不滿，又造成了中共官場貪污腐敗的肆意橫行，更暴露了「中共專制統治者們」的無限貪婪精神，從而為他們所一心相與的「長治久安」願望，製造了黨基崩潰的無窮危險。
如果說「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等「理論」，尚為撥亂反正與推動經濟改革，起到了思想發動作用的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語，尚可視作中共為自己以往的罪惡「遮羞、彌過」的話；其餘一切所謂理論，不僅均不是指導和引導改革的理論，而且在實際上都為凸顯這一場改革意在維護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本質，和促使這一場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敗，起到了彰明較著的作用。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質體現，更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 中共十年經改的步驟和內容 成效與困境
中共的十年經濟改革，基本上可分為「以撥亂反正為先導，以農村改革為開篇，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允許獨資為手段」四個方面。
一、所謂以撥亂反正為先導，即指部分地恢復為中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所毀掉的一切社會正常存在。具體地說，一是恢複原有的黨政系統及其建制，恢復下放幹部和插隊知識青年回城工作和待業的權力，恢復被廢止了十年的高等學校考試製度，恢復一九四九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的制度。二是先黨人後群眾地為文革和前十七年的部分冤假錯案平反，直至為地富摘帽和為右派改正。意在收拾人心和恢復社會秩序。
二、所謂以農村改革為開篇，即指在少數省區農村自發包產到戶的形勢下，被迫恢復一九六零年曾被劉少奇肯定和保護過的「三自一包」救命政策。並在此基礎上，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的農產品生產權、農產品經營權和基本人身權力部分地歸還給農民，初步地將農奴復歸為農民，逐步地推行包產單幹。從而，在短暫的時期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恢復農民傳統的小生產以救社會主義的命這樣一個作用。
有必要說明的是，農村改革之所以能夠在短暫的時間內獲得相當的成就，並因之而奠于了八十年代整個經濟改革的基礎，蓋因農村改革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的範疇，具有明顯的政治改革內涵。雖然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後改。但是，它畢竟將中共在中國大陸農村所長期製造的歷史性倒退，進行了撥亂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構的共產農奴制度開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對農村改革政策調整的失敗，以及由接踵而來的「雙軌制」所造成的，農業生產資料的暴漲、賣糧難、和「打白條子」【注三】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遂使農村改革迅速出現「嚴重滑坡」。中國大陸農村短暫的好年頭和好景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復再來。新的農村社會危機卻由是而生。
三、所謂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農村改革固然能夠起到穩定社會與政權的作用，但作為現代社會經濟命脈所在，和造就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卻是城市。但也正因為城市集政治、經濟、文化於一體，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農村那樣，只需「分田單幹」，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頭路」，便能夠收到改革的「奇效」。更何況由中共所建構的專制權力經濟，乃是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直接制約和嚴重製約。因而，只要黨權不放，政權不讓，專制權力經濟的基本形態沒有改變，其城市經濟改革也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經濟改革的一再失敗，就已經證明了上述理由的正確。
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經濟改革還是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一些治表不治里的成績。它具體表現在﹕
其一、與在農村恢復傳統農民的小生產一樣，恢復了傳統型的城市個體經營，實際上就是恢復了小商小販在流通領域里的數千年歷史性存在。但是，這個恢復，卻溝通了城鄉與民間的物資交流，開拓了城市閑散人員就業的機會，造成了個體經營這個傳統的社會正常構成，在中共專制統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復個體經營的基礎上，允許「個體經營」的限制性發展。將小商小販小個體戶在流通領域和小生產領域，發展成了擁有一定經營資金和一定經營範圍的新型資產者，從而恢復了一定限度內的私人雇傭勞動。在沿海省份，這種個體經營在規模上發展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數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現，使得當代中國的民間工業，再度呈現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業初萌期的歷史景象。
其三、恢復、建立和發展鄉鎮企業，使之成為地方工業的補充者與鄉鎮經濟的主體。好處是活躍了城鄉小商品市場，發展了鄉鎮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鄉鎮及農村生活的水平；壞處是使中共鄉鎮基層政權有了揮霍的「小金庫」，造成農村腐敗橫生。因為鄉鎮企業直屬鄉鎮黨、政兩權領導人，由是，鄉鎮企業的負責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為有權有錢者，農民對他們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擴張。
其四、仿傚清政府于經濟改革中建立上海經濟特區和開放通商口岸的辦法，延承毛澤東「抓典型」的一貫手法，在維繫中共黨政兩權專制政體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仿傚「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和經營模式，意在使它們成為一個紅色的資本主義世界。若就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態而言，它們不過是中共專制權力控制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經營的中心和發源地，被中國民間稱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敗和腐敗改革的象徵地。若借歷史的前證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經濟特區，卻又遠不及晚清的上海。因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權，沒有黨權即教權；確有資本主義，即有自由主義經濟的真發展，而無專制權力經濟的主體控制。加之舊上海雖然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新特區卻是中共權貴及其子弟發財致富的溫柔鄉。雖然它所呈現的繁榮和繁華尚遠不能與當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抓典型、樹樣板，但是，即便是鄧小平於一九九一年發表南巡講話時，極力鼓吹深圳、珠海經驗，卻又絕不敢向內地推廣。無非是不能將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都變成「紅色資本主義」世界罷了。誠如中國大陸民間有言，「所謂特區，乃中共特權地區之所謂也。」
其五、所謂提出城市經濟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行的雙軌制」。這三個提出，前兩個固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為，在理論上也屬於真改革，但是，中共的專制權力經濟結構，卻只能使它們成為空談。因為，當作為城市經濟改革重心的「向市場經濟轉型」，一旦受控于專制權力之下，則以自由競爭為前提和本質的市場經濟發展，就只有死路一條了。至於第三個理論，中共一則允許實行，二則樂於實行。因為它一是在理論上並未全部否定專制權力經濟，二是在實際上使有權力的專制統治者們擴大了賺錢的特權。因為由權力以平價買進計劃商品，再用權力將計劃商品以高價賣入無計劃的市場，便會僅僅因為權力這根槓桿的作用，而在流通領域的轉瞬和轉手之間，就能獲得驚人的「利潤」。這是中共官倒、權倒爆發的巨大歷史契機，也是中共權力階層暴富的絕好「商業」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隨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擴大的各種社會敗症交相併發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經濟改革更由此而歸於失敗。
其六、所謂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于企業疏離黨權，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可以說，這是中共城市經濟改革唯露改革容顏之處。但是，由於專制權力經濟的頑固性，即黨權、政權對於經濟領域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不肯真讓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現反覆。如雖然局改公司，公司卻既設黨委，又有被規定的行政級別，是故，企業界的黨權和政權也就成為假讓和假放；若再加上企業內部的黨權和廠長權，又一直在隨著中共層層權力鬥爭的起落而相消長，是故，被鬆綁的廠長既不能「松心」，也就談不上真正的「鬆綁」。特別是「冷風」一來，黨中的改革派一遭難，廠長們就會被黨委書記們名以各種經濟問題、生活問題而投在明槍暗箭之下，直至紛紛落馬。十年改革中，這種倒霉的廠長無以數計。其中銜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國人民震驚不已。
四、所謂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為手段。
中共北京政權建立伊始，即實行了閉關自鎖的政策。換言之，即中共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棄絕交遊久矣。毛死後，鄧小平發動改革，本質既在自救，對內便要暫時「與民讓步」，對外便要放棄僵死的社會主義立場。如是，鄧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開始了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的新經濟政策。這一改革大計，雖是清政府老早就做過的，並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卻是石破天驚，更被他們自己認作「史無前例」。再加上中國市場既大，勞動力又低賤到了不能再低賤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場因眼界剛開，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台彩電就可以使外資引進，合資簽訂，獨資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資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後來的洋商和最後趕來的台商，從而造成了一派轟轟烈烈的投資、合資及獨資的經濟改革景象。這個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經濟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沒；這一景象，在導致中國官場腐敗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著；這一景象，對屢經危難的中共經濟之一再輸血，則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多的次數上，起到了維繫中共專制統治的巨大作用；這一景象，又為中國大陸人民放開眼睛看世界，從而愈來愈催動起他們對於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們對中共經改的本質認識和深刻認識，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資、合資和獨資的風氣及規模，也就伴隨著中共改革風雲的變幻，改革派和頑固派權力的相消長，經濟發展的禍福不定，中共專制統治危機的或隱或現，而時漲時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後，為中共層層統治集團中人紛紛借投資、獨資和合資舉外債，變私款，轉放海外為其子孫留後路，提供了絕好的手段和渠道。據北美《世界日報》報導，一九九四年，海外對中國大陸投資總數，即為中共轉放海外之個人財富總數的驚人消息，實在使一切真正愛國的華僑頓生扼腕切齒之痛。
誠然，與農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姍姍來遲的城市經濟改革，由於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經濟改革的不改不動和改而難動，一方面又因城市經濟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制」，才造成改革尚未見效，腐敗已經橫流，一場城市經濟改革幾乎完全成了「官倒與腐敗」的代名詞。它不單在社會風氣上轉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錢看」的腐朽風氣，而且在社會心理上更是增強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感覺。其在權錢關係上，一是使社會權力意識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強無弱，二是使權錢交易成了敗壞一切社會公德的禍水。
在中共十年經濟改革中，除掉創造了一片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以外，個體經營的發展應算是城市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成就。這個重大成就，一方面證明了在所謂社會主義條件下，個體經營只有被迫走與封建官場及專制權力相結合的道路，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從而使得民族自由經濟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發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表並出版的長篇小說《痴漢》一書，就對此作出了十分生動和準確的文學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實際上為增加中共財稅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為例，一九八九年個體戶的稅收已達全年財政收入的近半數，一九九一年則達到當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這對於撐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經濟，實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後曾一心想使個體戶們傾家蕩產的「江核心」，【注四】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個體戶們繼續發財致富，並絕不容許它們退隱家園，否則便以凍結、甚至沒收銀行存款相刁難。由是，中共雖因「民族資產階級」的再生與發展而寢食難安，然而，真要下決心掐死這個新生的「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其經濟便會立即陷入不能維持的境地。因而，由這個「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給中共在政治上帶來的擔憂和在經濟上帶來的好處 —— 不論是于公還是于私，均已使中共處於進退維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們指責「個體戶發展已經宣布社會主義失敗」一類的話，和他們所一再發出的「中國就要形成為資產者階級的個體戶將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並要尋找代理人」的警告，無非表現了他們對「山河就要變色」的心慌意亂罷了。【注五】
注 釋
【注一】 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黨內供高級幹部參閱的《大參考》雜誌曾對農民搶糧 、盜糧的情形有較多報導。這是促成中共被迫同意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二】 參見七十年代中期「全國青少年犯罪討論會」資料。
【注三】 打「白條子」，即指中共基層政權在糧食收購工作中，用「白條子」代替現金償付農民，兌現時，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給現款，強取豪奪，造成農民損失慘重，從而招致農民的極大不滿。
【注四】 江澤民曾於「六四」以後公開說過一定要讓個體戶們「傾家蕩產」，並曾見於報端。原因是個體戶們曾支持過八九民主運動。
【注五】 參見中共頑固派領袖鄧立群等人數度致中共中央的「萬言書」。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