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3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三 毛澤東制定了同「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陰謀原則和手段
一 毛澤東提出了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三個陰謀原則
由於中共軍隊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九次，先後消滅了山東的秦啟榮部和河北的張蔭梧部，積累了「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的經驗，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澤東在他後來題名為「目前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指示中，竟提出了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殘酷鬥爭的三原則。他說：「同頑固派鬥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無故進攻人家，也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凈、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斗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這就是鬥爭的暫時性。」【注五十七】
毛澤東的所謂三原則，第二條是真、第一條是假。因為既然是「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並且要「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應擇其最反動者打擊之」，那就決不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澤東所謂「不鬥則已，斗則必勝」和「對頑固派的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凈、全部地消滅之」這樣一些「指示」，它不僅表現了毛澤東在打內戰上的「狠勁」，而且證明了毛澤東不抗日和假抗日的「真情」。因為在整個抗戰的歷史中，毛澤東從來沒有對要亡我中華的日寇說過一句這樣的「狠話」，更沒有要求中共軍隊打過一場這樣的「狠仗」。至於毛澤東所言「絕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的斗下去，絕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指示，無非是因為時候未到罷了。
二 毛澤東擬定了與「國民黨頑固派」作堅決鬥爭的三個陰謀手段
其一、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毛澤東明確指出：「對於一切反共頑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傳、批評，不論是理論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原則上均應堅決地反抗之……我們應提出針鋒相對的辦法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例如：他們要四、五支隊南下，我們則以無論如何不能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要葉、張兩部北上，我們則以請准徵調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說我們破壞兵役，我們就請他們擴大新軍的募兵區域；他們說我們的宣傳錯誤，我們就請他們取消一切反共宣傳、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們要向我們舉行軍事進攻，我們就實行軍事反攻以破壞之……」【注五十八】
其二、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澤東還命令道：「四、五支隊反對韓德勤、李宗仁向皖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李先念反對頑固派向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彭雪楓支隊在淮北的堅決鬥爭，葉飛在江北的發展，以及八路軍二萬餘人南下淮北、皖東和蘇北，均不但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而且是使頑固派不敢輕易地在皖南、蘇南向你們進攻的必要步驟。即是說，江北愈勝利，愈發展，則顧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輕動，你們在皖南、蘇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樣，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在西北、華北、華南愈發展，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愈發展，則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可能性愈增加，我黨在全國的文章愈好做。」【注五十九】
其三、毛澤東強調要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欺騙輿論。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當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一些抗日軍隊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擴張和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的賣國行為之後，毛澤東就在對外發表的「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一文中，開始高喊「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和「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口號了。一九四零年五月，雖然毛澤東向東南局和全黨發出了陰謀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專門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針鋒相對的堅決鬥爭，但同年七月，毛又對外發表了「團結到底」一文，慷慨激昂地宣稱：「抗日戰爭的三周年，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周年。我們共產黨人今天來紀念抗戰，更感到自己責任。中華民族的興亡，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我們的責任是更大的。我黨中央已經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這個宣言的中心是號召抗戰到底，團結到底……」面對一場關乎民族存亡的對外戰爭，毛澤東竟能如此地虛偽作態，言不由衷，大約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僅有的。
第四 新四軍的「抗日」行徑與皖南事變的由來和真相
一 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歷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蘆溝橋事變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南方各游擊區的指示」。該指示曾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在保存和改編革命武裝以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以與當地國民党進行談判，改變番號，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殘餘武裝和零散武裝人員，正是在中共中央這一指示下，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地消滅之；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 —— 由是，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敵軍。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庄的韓德勤等部。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連嗣後由中共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們所編纂演出的新四軍「英雄業績」，諸如名噪一時的「東進序曲」等，都歌頌的是新四軍打內戰。然而，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卻在他們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如果說八路軍還勉強配合國民黨軍隊打了一場平型關戰鬥的話，還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勉強打過一場所謂的百團大戰的話，那末，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與禍水，甚至是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詳見下文和中國大陸有關研究新四軍軍史的著作）。不了解這個癥結，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發生的歷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何以竟會發生的政治根由。
二 皖南事變發生的政治 軍事動因
其一、政治動因。在了解了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軍一貫地不抗日和打內戰之後，我們就可以對誘發皖南事變的直接政治動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變發生在毛澤東所掀起的「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發生在毛澤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理論、策略和陰謀之後，是毛澤東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頑」指示和決策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其次，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還因為毛澤東曾於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寫了一封指示信，並且這封指示信曾具體指示新四軍應該如何「打頑」。顯然，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不僅為屬於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領導的新四軍絕對地不聽從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而且還要堅決地反對這一領導，直至造成皖南事變的發生，製造了它的政治動因。
其二、軍事原因。由於毛澤東已經明確地向新四軍下達了絕對不許服從最高統帥部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軍才會絕對不服從最高軍事委員會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關於新四軍調動的命令。豈但不服從，甚至還借調動擅自改變行軍路線，以屢屢大規模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由是，新四軍才在對國民黨抗日軍隊的屢屢襲擊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殺身之禍。也就是說，國民黨的抗日軍隊終於反擊了他們。中共黨史研究家們已經承認了新四軍絕對不服從最高統帥部命令的事實。他們說：「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蔣介石曾兩次致電葉挺，提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線北上。』」然而，「皖南新四軍最後選定的行軍路線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因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願北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項英在收到批評后，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開了會議，決定北移路線為：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迴天目山到溧陽。顯然，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注六十】
這顯然是對最高軍事委員會命令的徹底違背。
三 皖南事變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于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但是，《大公報》記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報》記者並不知道，從中共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的第一天起，中共就開始借口抗日以擴張了，就開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製造兩個中國了。並且，誰要是妨礙了它的擴張和分裂行為，誰就成了它的死敵，誰就要被毛澤東「堅決、徹底、乾凈、全部地消滅之」。皖南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逼迫出來的一場軍事事變和政治事變。只不過打夠了抗日軍隊、一再地不聽從抗日命令的新四軍，在這一場事變中吃了虧。所以，中共才藉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一般民眾、包括國際間難以了解共產黨所作所為這一先天優勢，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併流毒至今。中共更藉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當作者的一批中學同窗被毛澤東下放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 —— 涇縣茂林地區「接受再教育」時，他們所聽到的話無疑曾叫他們、也叫作者大吃一驚。因為當地的老輩們在談到當年的皖南事變時，竟在私下裡對他們說：「哪裡是國民黨打共產黨，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才挨的打。」
歷史的真相是隱瞞不住的。
注 釋
【注五十七】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零八頁。
【注五十八】 「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寫給東南局的指示信」。《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頁。
【注五十九】 「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寫給東南局的指示信」。《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頁。
【注六十】 《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四一頁。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