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辛灝年《誰是新中國》（85）

北京時間：2012-06-05 00:10

【新唐人2012年6月5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三中共乘國難以「擴張」的口號與陰謀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不僅為中共的「圖存」帶來了希望，而且為它乘國難以擴張製造了機遇。而這一切都得力于蘇俄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毛澤東利用這個統一戰線以進行陰謀策化所獲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共「暫時妥協」和「積極讓步」的總策略

一暫時的妥協及其手段
　　
中共所謂暫時的妥協，在實際上就是虛假的妥協，是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後實行陰謀擴張所必須作出的讓步，藉此以欺騙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全國民眾。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兩次向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其內容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同日，中共還在延安向全國廣播稱：「關於階級鬥爭問題，中國共產黨屢次宣言，本黨當前的工作是為民族團結一致而奮鬥，和實現民族聯合陣線以抵抗侵略。為了這個目的，共產黨曾疊次聲明停止階級鬥爭。而且中國共產黨曾自動宣布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一切證明本黨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偉大使命，現在並不提倡階級鬥爭。」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變」之後，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作出了內容完全一樣的「四項保證」，並且宣稱：「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明白表示出來，並且已獲得同胞們的讚許。現在為求得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現抗日的民族鬥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云云。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二手段，則是對外高喊抗日和標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發表上述宣言的同時，朱德在延安發表了「實行對日抗戰」的講演，稱：「紅軍沒有任何地盤的野心，沒有任何權利的狂欲。他的職志是抗日救國……他願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政府的指揮，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無阻礙無隔閡地實現全國上下一致的對日抗戰……蘆溝橋的炮聲響了，紅軍已做好了隨時出發的準備。聽從著中央政府的命令……無條件地聽從這個總指揮部的指揮……」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三手段，是對外持續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就在他對外發表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聲稱：「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執行抗戰的方針和上述各項政策，依靠這個聯合陣線。中心關鍵是在國共兩黨的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張聞天亦公開發表文章稱：「兩黨的領導者……要能夠善於在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為了抗日的基本原則下，用互相諒解、互相讓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見的合理解決。」【注四十九】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四手段，是承認並擁護國民黨蔣介石和中華民國政府，是全中國人民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正領導者。同樣是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曾「真誠地」並且是「宣誓式地」寫道：「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對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共產黨人要一心一德、忠實執行自己的宣言，同時堅決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張聞天也公開發表文章稱：「關於目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已經處在領導的地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應該向國民黨同志聲明，我們是竭誠擁護現在蔣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這是全中國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中央政府……」【注五十】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澤東仍在他對外公開的「新階段」報告中稱：「抗日戰爭的進行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和基幹的地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和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同月，中共在對外發表的「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接任務」第二條中又稱：「誠心誠意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親密合作，反對一切分裂企圖，反對任何漢奸傀儡政府。」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五手段，是對外熱情歌頌國民黨、蔣介石領導和堅持抗戰，讚揚國民黨的革命歷史與民主建國成就，「保證並決心」與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其一、全面抗戰爆發后，特別是在全面抗戰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抗戰。甚至在它的不抗戰、假抗戰和真擴張已經被揭露出來，並造成抗戰陣營內部的衝突時，中共仍然因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繼續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所領導的抗戰。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仍致函蔣介石委員長稱：「先生領導全民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民無不景仰……敵雖凶頑，終必失敗。」時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戰五周年紀念日，皖南事變已經發生之後，中共仍然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軍民必須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曾在他公開發表的「新階段」報告中讚揚國民黨說：「國民黨有他光榮的歷史，主要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著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的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十五個月來，全國各個抗日黨派都有進步，國民黨的進步也是顯著的。它召集了臨時代表大會，發布了抗戰建國綱領，召集了國民參政會，開始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承認了各黨各派合法存在與共同抗日建國，實行了某種程度的民主權力，軍事上與政治機構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適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由是，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並對外公開的政治決議案乃稱：「全國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顯然，要與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就必須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當中共在延安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時，就公開地通過了「堅決實行三民主義提綱」，並將之「對外公布」。該提綱稱：「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國民黨、共產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張聞天也在他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宣稱：「我們共產黨人不但願意在抗日問題上，在實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問題上，同國民黨合作，而且願意在實現孫中山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上也願意同國民黨合作，我們願意同國民黨共同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國。」【注五十一】中共對外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還宣誓曰：為了「為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而奮鬥」，中國共產黨願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毛澤東亦在他公開發表的「新階段」報告中說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礎，而且是合作建國的基礎。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爭取民族解放，其民權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徹底的建立民主國家，其民生主義則更可能引導這個合作到很長的時間。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和政治思想，保證著統一戰線的長期性。」

二積極的讓步及其手段
　
如果說，中共所謂暫時的妥協，實際上乃是虛假的妥協，那末，毛澤東所謂的積極的讓步，便在實際上和本質上對他們所謂的暫時妥協，作了最為貼切的解釋。為了解釋「積極的讓步」的正確性，毛澤東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對他的黨人作了這樣的「科學說明」：「『有所不為而後有所為』……『為了更好的一躍而後退』，正是列寧主義。把讓步看作純消極的東西，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許可的……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當作曲線運動的一個片斷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注五十二】顯然，毛澤東在這裏真正想說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他們的「革命」而讓步，而不是為了抗日而讓步。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聯合、又鬥爭」的「革命的兩面政策」。當全面抗戰爆發，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際，毛澤東就已經提出了這一「鬥爭」策略。不是針對日本，而是針對正在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毛澤東說：「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定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注五十三】對此，張國燾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的所謂既聯合、又鬥爭，無非是「假聯合、真鬥爭」罷了。【注五十四】
　　
但是，毛澤東卻對這一「假聯合和真鬥爭」，作了「科學」的解釋。他說：「所謂聯合，就是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所謂鬥爭，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鬥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鬥爭，同樣黨也就會瓦解，革命也就會失敗。」
　　
這是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寫下的一段話。在這裏，毛澤東一是十分明確地說明了所謂聯合，仍然是鬥爭，只不過是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二是毫不隱誨地指出，當「被迫」分裂而不能聯合，即不能進行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時，中共就要進行武裝鬥爭。而不論是和平的鬥爭還是武裝的鬥爭，都不是抗日鬥爭，而是革命鬥爭，都不是針對日寇而斗，都是針對資產階級，即正在浴血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而斗。應該說，這裏豈但連一點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氣味都沒有了，甚至連一點抗日的氣味也沒有了。相反，它使人們聞到的，卻已經是內戰的火藥味。因為，正是在抗戰剛剛走向最為艱難的相持階段時，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將在國難中打內戰的理論準備好了。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對內強調，要「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首先，早在西安事變還沒有發生前，劉少奇在他論述蘇俄為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就已經一再地對內指出過一分鐘也不能忘記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話（參見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于延安召開的「蘇區」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即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報告中，強調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並尖銳地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按：在這裏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當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時，毛又一次對內堅決地說道：「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呢？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呢？……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按：毛在這裏所提到的投降主義是指投降國民黨，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後，在抗戰的漫長歲月里，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都一直把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當作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來對待，甚至當作黨內的嚴重路線鬥爭來處理。難道毛和他的中共當真就忘記了，他們曾一再地承認過，唯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者嗎（如果在事實上確實存在著這樣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話）？當然沒有。但是，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強調並要爭奪這一「領導權」的原因是：
　　
其一、對外高喊服從和擁護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承認國民黨和蔣介石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當然領導，不過是中共陰陽兩面政策的「陽面」，並且是為了實行「陰面」圖存和擴張的需要。
　　
其二、顯然，抗日並不是用服從、擁護等等大話就能敷衍得過去的。當敵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後，當中共紅軍已經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線抗日的命令之後，中共就立即面臨著「服從和擁護國民政府和最高統帥部領導」究竟是真還是假的大問題，就面臨著究竟是真抗戰還是假抗戰的大問題。彼時，毛澤東就使出了這樣一把「剎手鐧」，對內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裏面還存在著一個「誰領導誰」的問題，即「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你服從了國民黨的命令開赴前線真抗日，你就是服從了資產階級，就將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顯然，這對於那些也想走上抗日前線的某些有愛國心的中共將領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緊箍咒」（參見下文）。
　　
其三、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對內堅持宣稱要奪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才能夠既堅持中共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絕對領導權」（毛澤東語），才能夠在八路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時，保證在敵後建立的政權，乃是中共獨裁政權，具有中華民國分裂政權的性質。這才是問題的真正要害所在，才是毛澤東所謂革命成敗而不是抗日成敗的關鍵所指。一句話，如同中共黨史專家所說，「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也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注五十五】而不是抗日取得勝利的關鍵。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堅持所謂「獨立自主原則」。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在對內發出的「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中（參見下文），就已經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內容。嗣後，自洛川會議始，他一直堅持要推行他的「獨立自主原則」，不僅形成了理論，並且獲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在他的「民族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曾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險，在於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犧牲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把無產階級為了反對共同敵人而與其他階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曲解成為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成為資產階級的尾巴。」不久，毛澤東又在他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文中指出：「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後來，當毛澤東在總結他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分歧和鬥爭的根本要害時，就曾明確地將「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當成了他的正確路線和王明的錯誤路線的分水嶺（詳見下節）。
　　
自然，毛澤東的所謂既統一、又獨立，如果套用張國燾的話來說，亦無非是「假統一、真獨立」罷了。
　　
自然，當毛澤東已經能夠公開地說出這樣的話時，那也是因為他已經能夠說得起這樣的話了。因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雖然還不是毛澤東敢於「破裂」統一戰線之時（因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險），卻已經是毛澤東對內的獨立自主策略，在敵後擴張方面頗有斬獲之日了。
　　自然，毛澤東又絕不僅僅是只要堅持空泛的「獨立自主」的。他還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具體原則。這些具體原則就是：一、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二、八路軍和新四軍只能堅持敵後山地游擊「戰」（後來則指示八路軍、尤其是新四軍要發展敵後平原地區的游擊「戰」），其主要任務乃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三、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根本任務，就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詳見本卷第四章）。
　　
應該說，所謂獨立自主原則不過是毛澤東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陽謀背後的陰謀。然而，正是這個陰謀的確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了一篇徹頭徹尾的假話；也正是這個陰謀的成功實現，才使得中共在國難當頭的日子里，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發展和真擴張，從而奪取了地盤，壯大了力量，併為戰後發動那一場內戰「打好了重要基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總結的那樣，「獨立自主是發展和壯大無產階級力量的一個手段。」【注五十六】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國軍隊（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戰的艱難歲月里，將他們在十年武裝叛亂叛國中所決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務 —— 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改名為武裝鬥爭，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實際上就是要借用抗戰所給他們帶來的大好歷史條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幌子下，將他們在十年叛亂叛國中所堅持的目標，改頭換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發展（詳見本卷第四章）。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視其自身力量的變化和擴張的成就，來調整他們積極讓步的程度。「七七」之後，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實行獨立自主的策略，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提出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澤東向黨內發出「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從蘇聯歸來提出「要真統戰抗日」之前。這個階段是毛澤東在黨內提出並堅持要求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級將領，在思想上、特別是在行動上能夠貫徹執行「獨立自主原則」的時期。由於毛澤東堅持做「過細」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達到（詳見本卷第四章）。第二階段是確立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蘇聯歸來，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在本階段，雖然因為王明帶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統戰抗日的指示，並因為王明的堅持而在黨內引起了要不要真統戰抗日和要不要獨立自主的爭論，但由於「毛澤東高超的領導藝術」（中共黨史專家語），和中共在敵後實行擴張的初步成功，而終於使得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實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獨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黨的認同。毛澤東更是以此為轉折點，將假抗日和假統戰的獨立自主路線，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確立和發展起來了。第三階段，因中共力量的進一步擴張，而使假抗日和真擴張的獨立自主策略，逐步從陰謀走向了「陽謀」。中共為了陰謀擴張而終於敢明目張胆地「專打友軍和不打敵軍」了，甚至在被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覺后，中共已敢反咬一口，並公然宣稱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階段，因實力的增強和地盤的擴大，再加上國民黨為對日抗戰而無法重開圍剿，中共才日漸表現出有恃無恐與「你奈我何」的姿態。毛澤東於此一時期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與前兩個階段完全不同的口氣和神氣，已敢於「言所欲言和為所欲為」：什麼抗戰，什麼救國，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全然不在他的話下，滿紙上所寫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參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