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7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4年9月11日
謝偉思、盧登和巴雷特會見了周恩來和葉劍英，詳細地談論了黃山會議的結果。黃山會議上，將軍們起草了一個對日作戰計劃(反攻計劃)。但是，美國代表向蔣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條件。問題是國民黨的許多師已經大大喪失了戰鬥力。因此，需要由美國教官在特種訓練中心，訓練一些新的滿員師(現在正由阿伯特．C．魏德邁少將組織這些師)來加以補充。約五萬名美國軍官要來中國作教官和顧問。但是，美國當絕不允許用這批新的武裝力量來對付共產黨(打內戰)。
在黃山，美國人還告誡中國將軍們說，不要根據C．L．陳納德將軍的空軍打擊力量(駐在印度，僅用於配合作戰)或者美國登陸部隊，來制定反攻計劃。美國不可能派大批陸軍到中國來。
1944年9月12日
中共領導人詳細地討論了黃山會議的結果，相應地作出了適當的決定。
對決定的實質， 可以從朱德和葉劍英向觀察組提出的要求中略見一斑。中共領導人要求，將來分配美國武器，要進行監督，因為蔣介石可能擅自占有最好的和絕大部分的武器(無疑美國人也將供給特區武器)。至於武器的數量，共產黨要求得到總數的百分之五十，最少也不得少於百分之三十。
美國人已告訴中國同志，唐納德．納爾遜和帕特里克．赫爾利知道了反攻部署，並在為此同蔣介石與何應欽商談。
巴雷特說，赫爾利和納爾遜對特區極感興趣，因為特區在美國政策中占很大分量。這就是納爾遜和赫爾利將儘快來特區並會見毛澤東的原因。謝偉思也是這個調子。
延安遵照中共中央主席的急令，寫了一封邀請信寄往重慶。
納爾遜和赫爾利都是美國政界人物，在這裡特別受歡迎。
美國觀察組組長答復葉劍英和朱德的要求說，他理解中共領導人的擔心。但是，需要有一個表述中共觀點的正式文件。“然後，我好把文件送給我軍總部，”巴雷特這樣說。
如果中共的這個請求（關於要求美國送來的武器數量）得到批准，美國顧問和各種專家就會在特區滿天飛了。
萬一這一請求被拒絕，美國人仍會想方設法派人到特區來。觀察組的人反復提到了這一點。
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巴雷特的要求後，命令立即起草有關文件。文件現已簽署，交給了美國觀察組組長。
不管美國觀察員怎麼說，華盛頓不會把供應武器問題與中國的政治前途分開來看。毛澤東得到武器之後是否仍會聽從擺布，美國政府並不那麼有把握。美國觀察組就是為了要研究與供應八路軍和新四軍武器有關的情況，才到特區來的。
美國國內在這一點上很可能會有兩種不同意見。可是，到目前為止，哪種意見也還沒有占上風。保守一些的美國政客害怕與毛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結盟，力主更進一步加強蔣介石政權。
美國持另一種政見的那批人（謝偉思無疑是他們的代言人）認識到，全中國正處於革命動蕩之中，只幫助蔣介石太冒險了。必須作出合適的政治決策，找這支“民族（！）力量”做新盟友。按照他們的意見（謝偉思顯然持這種觀點），共產黨領導會是一個合適的、容易打交道的伙伴。毛澤東領導集團對蘇聯和聯共（布）的態度，是作出這種合適的政策決策時要考慮的關鍵問題。謝偉思似乎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動，設法使他的同僚相信，不必害怕“可怕的革命詞藻”，也不必害怕無論如何避免的事件（群眾的革命熱情）。
這些是我從一些重要的事實中得出的結論。但我仍然不知道，美國這兩種政治見解哪種會占上風！(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