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6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4年9月10日
謝偉思是觀察組最積極的成員。上次與中共中央主席會談時，他提出了一系列問題。謝偉思認為，這些問題不回答，進一步會談不可能有什麼意義。
實際上美國人想探探毛澤東的口氣：只要你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能知道你有多少誠意。
謝偉思還問毛澤東，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基礎上，美國資本才能在中國投資，以及他如何看待美國人來主持(或被允許參與管理大型工業企業)。
謝偉思對中國雇用美國人(工程師、技術專家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他直截了當地問毛澤東，他認為中國未來的國家機構(其形式和內容)會是什麼樣的，以及中共領導人計劃如何奪取國家政權。
謝偉思順便談到美國人對這個未來機構的看法。
“你們的經濟計劃是什麼？”謝偉思問道，“它的實質是什麼？步驟如何？在這方面，你們是否要學蘇聯的樣子來建設工業基礎呢？你們是否不管生活水平多麼低，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呢？你們是否只建設工業而不去提高生活水平呢？”
謝偉思年輕，充滿活力，有很好、很強的記憶力。毛詳細地回答了他的問題，甚至還對他加以指點，然後就講離了題，發表長篇大論，像他慣常所做的那樣。謝偉思耐心地聽著，然後再提問題─表述得很好，而且提到了點子上。當毛不直截了當回答時，謝偉思就問另外的問題，切中要害，這樣來獲得他想要的全部情況。他還告訴中共中央主席，美國大使館已接到華盛頓方面的一份重要電報，希望重慶政府進行改組。這意味著要給蔣介石施加壓力。因此，中國的輿論（主要的報紙、社會集團、政治領導人等等）也會受到壓力。謝偉思宣布，白宮認為在中國建立一個新政府，一個聯合政府，是適宜的。這個政府一定要包括所有有影響的政治組織、集團、黨派的代表，當然，也包括共產黨的代表。
因此，美國對華政策進入一個新階段。華盛頓已經投身於一場爭奪，以便攫取這個國家的重要陣地，並控制特區。羅斯福政府相信，它在特區建立一個親美派的努力將不會受挫。
美國方面的一切政治問題都由盧登和謝偉思來處理。很清楚，如果華盛頓沒有授權，他們是不敢進行這樣的接觸的。我相信華盛頓是授權給他們的。
巴雷特負責軍事戰略。
謝偉思在與中共中央主席會談時，要求他說明，中共領導人對蘇聯在中國工業化問題上可能起的作用，以及對一般的外國投資的意見。
謝偉思是用這樣一種辦法來進行會談的：他能使參加會談的人毫不懷疑中國未來的政治結構的性質，就是建立一個以中共為領導力量的人民中國，儘管謝偉思並沒有直率地談這一點。
謝偉思顯然是美國觀察組重要的成員。在延安，開頭幾個星期，他不談政治。好幾次，當中國同志向他提出一些政治問題時，他躲躲閃閃，說他和觀察組的所有其他成員一樣，只關心軍事方面的事情。但是現在，他已經作為美國的全權代表，大談特談起政治來了。無疑，他在向重慶報告他的會談結果，由重慶轉送華盛頓。很清楚，美國和中共領導的政策，在共同目的、永久聯盟以及這一聯盟對雙方的好處等方面，是吻合的。在這些會談中蘇聯的幽靈總是出現，對與會者有明顯的影響。總的說來，會談並未擺脫緊張、倉促、不夠坦率和互不信任的氣氛。
四個星期以來，謝偉思一直在同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共許多高級官員探討一些他以前同他們探討的問題。他會見了葉劍英、博古、周恩來等人。我得到的情報不僅很少，而且往往與實際發生的情況不符。博古幫助我了解真相。
盧登不怎麼健談。他通常是巴雷特或者謝偉思的助手。美國人在延安一點兒也不拘束。(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