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辛灝年《誰是新中國》（77）

北京時間：2012-05-23 00:10

【新唐人2012年5月23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二章中共叛亂叛國並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中共雖因在蘇俄直接指揮下，反對、利用、破壞和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陣營，但是，蓋因蘇俄妄圖顛覆中華民國、移植共產專制制度于中國和變中國為蘇俄附庸的陰謀，並未改變，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繼續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掀起了叛亂叛國的狂潮。指它叛亂，是指它對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繼續叛亂和擴大叛亂。指它叛國，則是指在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因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遭遇蘇俄對我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無視民族，背叛祖國，不僅公開決策「武裝保衛蘇聯」，而且在全國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亂高潮，以與蘇俄侵略者「裡應外合」。其間，蘇俄的斯大林反對派托洛斯基，雖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裡應外合」的武裝叛亂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國是。但是，前者于蘇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此後，中共繼續在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下，不僅因殘餘軍閥的叛變而乘機擴大武裝叛亂，而且隨著日本帝國對我國侵略戰爭的公開爆發和逐步升級，將它的叛國行為發展到了公開分裂祖國、即製造兩個中國的「水平」。而蘇俄命令中共叛亂、叛國和中共受命蘇俄叛亂、叛國的主要手段，便是發動武裝叛亂，煽動土地革命，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然而，隨著發動城市暴動的徹底失敗和煽動農村造反的日益擴張，中國共產革命既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黨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造反黨。從此，共產主義革命不過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馬克思主義亦不過成了它賴以造反的宗教教義，而傳統農民革命打天下的舊歷史，竟成為毛澤東和中共發動農民造反以搶天下的新現實。只不過，傳統農民造反的對象，乃是昔日的君主專制統治，而中共和毛澤東造反的對象，卻是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國家，戰勝了專制復辟，剛剛獲得了和平與統一，正在實行訓政以籌備憲政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一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實行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

第一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蘇俄蓄謀指使中共陰謀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第二階段為蘇俄直接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
　　
在第一階段，指蘇俄「蓄謀」，是因為蘇俄「幫助」中國國民革命和指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蘇俄蓄謀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蘇俄向中共傳授十月背叛的經驗，要中共利用北伐勝利的條件，在剛剛建立了國民革命新政權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煽動農民造反，並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權和國民革命新政權並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國民革命新政權。據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按：北伐出師后四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注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的全會上，布哈林即在第一個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民族革命戰線，同時著手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並批評中共「對農民問題注意不夠，過分畏懼農民運動的開展，在國民黨佔領區（按：即在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北伐軍後方）進行土地改革，不夠堅決 —— 這就是錯誤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發表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稱「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倡導者，中國農民的領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擔任……立即滿足農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必要條件……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後來，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斯大林曾於會前接見部分中共代表，其時，「他身穿軍裝和皮靴，意味深長地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成績大小，要取決於它在領導這場戰爭中能夠組織多少聽它指揮的武裝力量。』」【注二】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通過了羅易起草的「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稱：「土地問題已經開始表現為各種尖銳的形式，這是當前形勢的中心問題。哪一個階級有決心去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並能提出徹底的解決辦法，那一個階級就將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在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執行徹底的土地政策的階級。」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對中共的訓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七條指令，均針對南京國民黨已經「清黨」和武漢國民黨就要「分共」的嚴峻形勢，指示中共「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
　　
顯然，如果沒有蘇俄直接或假手共產國際，給中共發出了上述種種發動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會有中共要在北伐勝利後方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的「二月政綱」（一九二六年二月，參見本卷第一章），更沒有嗣後在兩湖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
　　
其三、蘇俄蓄謀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農武裝，準備武裝叛變。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說中就曾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注三】顯然，斯大林在這裏所指的反革命不是軍閥，而是正在領導和進行北伐打倒軍閥偉業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下同）。
　　
馬日事變后，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就已經指示中共說：「目前，我們應該刻不容緩地考慮到下列問題：改編軍隊，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軍隊，建立軍隊同工人組織及農民組織之間的聯繫……應特別注意組織完全可靠的革命農工部隊，使共產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滲入到部隊中，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衛隊。」緊接著斯大林又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說，這個指示曾極其明確地說道：「必鬚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必須嚴懲那些壞蛋」；「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
　　
於是，羅易立即寫信給正在鄭州與汪精衛談判的馮玉祥，要他站出來「把反革命的大本營根本破壞」，並說「除非把反革命大本營根本破壞，武漢難保不變成他們的第二個擒獵品」。【注四】蘇俄蓄謀指使中共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五月指示」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種種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漢、上海等地自組工農赤衛隊以準備武裝叛亂的行動，才最終地把汪精衛逼上了決心「驅俄分共」的道路。對此，布哈林後來曾批評羅易說：「竟將共產國際的秘密指示真誠地送給汪精衛看，這完全是一種糊塗、愚笨的做法。」【注五】他在後來對中共「六大」的報告中，甚至檢討「沒有幫助中共武裝工農」，並指責鮑羅廷說，「共產國際曾要求中共建立七個工農師，而鮑羅廷不辦」。
　　
在第二階段，蘇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權，並在中國建立附庸俄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以達到直接移植共產專制制度于中國的目的。從此，在中國「發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運動，就不僅成為蘇俄一心之所與，而且成為它直接指揮中共公開背叛北伐和公然叛變國民革命的根本目標。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蘇俄對國民黨親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絕之時，蘇聯《真理報》已在題為「國民黨左派的危機」的社論中指稱：「共產黨員應該毫不懷疑地著手宣傳蘇維埃思想，以便一旦爭取國民黨的鬥爭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能動員號召群眾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報》上發表「時事問題簡評」時，曾評論中共「革命」說：「在當前革命發展階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條件下，成立蘇維埃將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蘇聯第七、第八期《布爾什維克》雜誌，還在社論「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說：「退出國民黨的號召和立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是同現在舉行起義的策略相一致的。」
　　
於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於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注六】這樣，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就和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和目標，完全地結合了起來。為此，中國雖驅逐了鮑羅廷，斯大林卻派來了又一個親信羅明拉茲，以「糾正過去所有錯誤，指導中共中央工作」。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召回鮑羅廷和派出羅明拉茲，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中國政策的革命轉變。」。【注七】而這個轉變，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裝暴動的手段，來建立認宗蘇俄和附庸蘇俄的「俄屬蘇維埃政權」。
　　
隨著羅明拉茲的到來，由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也就緊密地圍繞著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這樣一個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根本任務，在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打倒軍閥和中國國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歷史關頭，被急切地煽動和發動起來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羅明拉茲在武漢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會議，作了「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並使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執委會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要求各地普遍發動武裝暴動，以奪取大城市為主要目標。確立了資產階級為打倒的對象，認為只有先打倒資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強調工人階級和工人領袖在中共黨內的領導。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羅明拉茲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由羅提名，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羅明拉茲再一次主持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徹底拋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旗幟，首次為中共提出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由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該決議案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現時中共革命的任務「是發動工農，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割據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發動工人鬥爭，發動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現時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原則……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和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羅明拉茲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宣稱：「現在廣東以及其他一些省，黨（按：指中共）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奪取政權和組織武裝起義。黨在蘇維埃這個總口號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直接了當地提出政權問題了。」就在羅明拉茲于莫斯科發言的時候，中國廣州不僅爆發了由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亂（即中共廣州暴動），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而且蘇俄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這一叛亂。蘇俄駐中國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第九次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高度讚揚廣州武裝叛亂說：「廣州起義應當被看作中國工人及其偉大的英雄主義的範例。」【注八】但該決議案卻指責指揮廣州暴動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準備工作做得不夠」。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的行徑，可謂不打自招。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中共蘇維埃運動已經開始，那時蘇維埃政府是想在一個中心城市建立起來。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注九】難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一次全會決議案》曾稱，「共產國際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並說，「在中國，革命危機表現於蘇維埃與紅軍的組織」，「中國蘇維埃運動進一步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後，當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和建立蘇維埃政權運動，已經在中國被發動起來時，一九二八年八月，共產國際又在其「六大」的提綱和決議中指示中共：「革命鬥爭將使黨（指中共）面臨完成武裝暴動的任務，準備通過武裝暴動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 —— 國民黨政權。」當中共發動的中心城市武裝暴動遭遇了巨大失敗和連續失敗時，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蘇俄則在第一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書》中，批評中共誇大革命運動失敗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傾。當中共在發動農村武裝暴動的過程中，出現了未打倒富農的情形時，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蘇俄又在《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即共產國際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責中共「聯合富農，這無論是什麼條件下都是不允許的。從列寧的公式中，絕對得不出結論說，在中國黨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聯合富農這個口號是正確的。這個結論，對中國來說更是不對。」當中共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決策了瘋狂的暴動計劃，發動了殘酷的武裝暴動，即被後來的中共稱為「左傾冒險主義」的行動時，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蘇俄又發來了「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即共產國際的第三封指示信。這封指示信宣布：「中國進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機的時期」 —— 據中共黨史專家解讀，即是指「進入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時期」。【注十】從而向中共提出了「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的緊急口號，並指示中共「堅固並且擴大游擊戰爭，尤其是在滿州以及朱、毛區域里，堅決地反對黨內對於農民戰爭以及游擊戰爭估計不足，（否則）便是對群眾的自動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計不足」。此時，正值蘇俄為維護沙皇俄國在我國的中東路主權，而對統一后的中華民國發動大規模武裝侵略的關鍵時刻。中共在蘇俄命令和指揮下的武裝叛亂，亦因此而轉變成了與蘇俄「裡應外合」的武裝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