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6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4年8月20日
為了打通通往中國的陸上運輸線，戰鬥正在緬甸進行著。米特金(Mitkin)是個轉運站，印度到中國的陸路就從這裡開始。
羅斯福宣布，唐納德．馬爾．納爾遜和帕特里克．杰伊．赫爾利將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訪問中國。
納爾遜是美國軍工生產署署長，赫爾利將軍是美國前國防部長。
———-
中共中央主席對新形勢漸漸地適應了。原來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者”和“莫斯科派”都安排了工作。毛澤東所急需的有經驗、有能力的幹部，絕非康生情報局提拔的那種人所能代替得了的。說到領導人，毛愈來愈願意任用朱德、彭德懷、博古、周恩來、聶榮臻和葉劍英。他們逐漸成為他的主要助手了。這樣做並非出於中共中央的心願，而是迫於形勢。
這必然使原先有權有勢的康生少數派喪失威信。生活把他們推到後面去了。有明顯的跡象表明，情報局頭子的權力削弱了。
延安正在緩慢而痛苦地蘇醒過來。
黨正在逐漸擺脫空談和自我毀滅的做法，清除人們怕再挨整的懮慮，開始認真考慮生活，開始積極地工作。但是，這一切並不是中央委員會主席努力的結果。
這裡的一切都充滿著蘇醒的歡樂。在今天的黨組織中再要出現1943年的那些做法，是完全不可能了。共產黨員旦不再接受的。康生感覺到了這一點，毛和其他人也都意識到了。
不承認這種新形勢，就意味著會控制不了未來事態的發展。所以，毛為了利用形勢變化來達到他的私利，就使自己去適應這種形勢。
德國的最終失敗，日本的潰敗，以及中國的政治命運—這些大事還在後頭。但它們已初露端倪，並逐漸在把延安喚醒。在這樣的形勢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團結的、強有力的黨，因此毛盡力在給黨政幹部恢復工作，恢復名譽(即使只是非正式的，只要對他們表示“信任”)。
黨員都高興起來了。他們認為1942年和1943年的鎮壓是一種偏差，而應負全部責任的只有康生及其一伙。
對這種看法，毛聽任其發展。這是一種策略。他還是一身清白、英明、完美無缺。他是沒有過錯的。中共需要開展整風運動，但遺憾的是，這個運動被“具體執行者”搞偏了。中共中央主席對整風的看法，只能這樣來解釋。
1944年8月21日
美國總統宣布，他即將派赫爾利和納爾遜來華執行一項緊急的絕密使命。
唐納德．馬爾．納爾遜實際上是華盛頓最重要的行政官員。納爾遜負責執行整個美國國防生產計劃，換句話說，負責美國的軍火工業。實際上他掌握著管理美國全部經濟的關鍵職位。
這樣一個人物到重慶來，事情本身就證明，白宮把中國問題置於極端重要的地位。對美國政策的發展來說，這次訪問無疑是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最為重要的訪問。
衡陽地區又在進行激戰，史迪威和蔣介石為打退日本人的進攻，正在作殊死的鬥爭。
國民黨部隊正努力突圍到宜城去。
1944年，日本人有希望打勝仗，當然只是在中國打勝仗。在太平洋地區，日本人把一個個陣地丟給了盟國。美國人完全控制了海域和天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確實在進行拼死抵抗。他們在塞班島和提尼安島的戰鬥中，大約喪失了45,000名士兵，其中當俘虜的只有100人。
我和科利亞住在同一所房子裡，但很少見面。有時好幾天我們只交談幾句話。我從早到晚在延安到處轉，然後急急忙忙寫成通訊報道。我睡覺時，科利亞把報導拍發出去。(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