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4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二 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日的艱難使命
第一 九一八槍響之際就中國國內的狀況而論
一、中華民國政府剛剛蕩平了閻、馮、李大規模武裝叛亂，中國正處在「外求和平、內求進步」的艱難發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敗的中國共產黨，又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發動叛亂和叛國，使剛剛蕩平了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中華民國政府，又面臨著必須平「俄禍」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變發生前，雖然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已經被蕩平，但「九一八」以後，新舊地方軍事勢力的小規模叛亂和陰謀發動叛亂，仍時有發生。所不同的是，這一夥地方軍事獨裁者，在以「反對獨裁」名義反蔣失敗之後，從此竟為「死了有板子」，【注四】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這塊牌子，即以抗日為旗號，動輒發動叛亂，或動輒圖謀發動叛亂。他們或伺機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軍陳銘樞部；或乘機而動，如在兩廣六一事變中打著抗日旗號以再圖反叛的李宗仁等；或夢想改朝換代，如曾宣稱「不但日軍佔了北平，就是日軍佔了南京，我也不肯調兵江西剿共」的陳濟棠；【注五】或為爭奪黨中權力，而數度製造粵變的兩廣軍人等。誠然，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中共的武裝叛國，大小地方封建勢力的軍事叛亂，以及國民黨內爭權者的分裂行徑，尤其是他們的遙相呼應，乘機勾連，合縱連橫和狡黠多變，方使民族危機和國內動亂不獨禍患連連，而且險象環生。
四、面對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此時此刻，不僅承繼了數十年晚清腐敗和十數年軍閥復辟混戰所丟下來的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而且又面對著國家初獲統一和法統初獲重建時期的「亂中國和憂中國」，加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又要「吃定東方」，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地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相反，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注六】的惡劣國際環境。歐美列強非但要「坐山觀虎鬥」，甚至是「坐山要虎鬥」的東方戰略，實在是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推向了「苦撐與孤戰」的悲壯與悲憤之中。
第二 「九一八」槍響之際中 日國情與國力的對比
一、如前所說，當日本於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成為一個嶄新的和統一的專制帝國時，我國已經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樣的世界條件下，日本重在藉機發展新專制帝國的國力。中國則一分為二，即借改良來維護搖搖欲墜的專制大廈，和藉革命以進行對於專制制度的根本變革。因而，當日本迅速地強盛起來時，我國恰恰處於革命前的腐敗及衰落，和革命后的混亂與內亂，即歷史的「陣痛」之中。由是，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國情和國力的巨大差異。換言之，就是當滿清王朝日趨衰亡和墮落之日，卻恰逢日本國力日漸發展和強大之時。蕞爾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中打敗了老大的中國；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戰爭中，打垮了同樣在走向衰亡的龐大俄國，並取代了它在中國的部分權益。此後日本才逐漸地成熟了它的「大陸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歐，控歐必先取亞，取亞必先侵華」的侵略和擴張政策。這個「大陸政策」，在性質上雖是一個島國因暫時的強大所膨脹起來的瘋狂野心；但在戰略上卻因它將「取亞必先侵華」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對中國的野心，便於近百年間日漸地形成起來，和日漸地付諸于侵略的行為了。
二、正是中、日兩國如是差異的國情，才帶來了中日兩國國力和軍力的巨大懸殊。如果說，一八九四年中國的戰敗，實非軍事弱勢所致，而為國勢之衰所決，那麼，三十余年後，在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則兩國的實力 —— 主要是軍力的對比，已是天地之差。據資料統計：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日本陸軍可使用兵力已達四四八點一萬 —— 包括預備役、後備役和補充兵；而我國除補充兵源外，僅有二三零萬。日海軍噸位一九零萬噸，已超越一九三零年倫敦海軍會議所規定的英、美、日海軍噸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為五：五：五，是我國海軍噸位的十九倍，亦有資料稱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戰飛機有二七零零架，我國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個師的武力裝備，于戰爭之初曾相當於我國一個師武力裝備的三倍；于戰爭之中、後期，已相當於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國軍人數人合用一支槍的情形隨處可見。同時，日本能製造各種兵器，我僅能製造輕武器。日本國正是恃于這樣的武力優勢，才不僅敢於「取亞必先侵華」，而且敢於叫囂「三個月內一定滅亡中國」。
綜上所述，正是在國力與軍力的懸殊對比之下，我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須周詳考慮，措置適當，既要制定科學的大戰略，又要先求國安而後能制酋，方才能克敵制勝，非亡我而亡敵。一言以蔽之，即以當時自身的國情與國力計，倘若沒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堅定意志，和指揮對日抗戰的正確戰略，並能堅持維護國家統一、反對種種顛覆和叛亂，則中國人民不但會付出更大的犧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來亡國滅族之禍。
注 釋
【注四】 一九三六年兩廣「六一」叛變時，國民黨將軍、中共地下黨、時任白崇禧參謀長的劉斐，曾對陳濟棠如此說。
【注五】 一九三三年陳濟棠拒絕中央調兵赴贛剿共時所說的話。
【注六】 蔣緯國：《蔣委員長十四年抗戰指導》，八十二年講於國家統一建設促進會。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
